为了纪念我的奶奶---一名普通而又伟大的女人（四）

7．1945年相聚武汉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分别多年的翔霄和冰莹又能在武汉相聚。

翔霄给冰莹去信：“鸣姑：我丈夫宝善赴抗日战场，数年生死不明，据说是在湘北战役中牺牲了。我生的七个孩子，只活下来三个。仅靠我在岩花小学任教的一点微薄工资，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你能否在武汉给我谋一教职，既解决我的燃眉之急，我俩又可以相聚在一起，不知我的想法，能否得以实现？”

冰莹回信，说她三哥，答应介绍翔去武汉二女中教书。

翔霄卖掉丈夫留给自已在槐花坪的房屋，安置好儿女，只身赶到武汉。

到武汉见到冰莹时，冰莹对她说：

“你来得太晚了，二中老师的聘期已过，我和三哥在《和平日报》社给你找了一份副刊校对的工作，（冰莹当时任该报副刊主编）不知你想干么？”

翔霄心想：外面要花销，家中儿女要吃穿，只好答应下来，暂时栖身，再作打算。

在武汉的工作稳定后，翔霄把寄养在钱青妹妹家的女儿李立和小儿叙亮接到身边，安排上学。

我当时八岁，来到武汉，第一次见到了冰莹姑祖母及她的家人。也是第一次见到冰莹的三哥三嫂（我称之为三外公、三外婆）。冰莹的三哥叫谢国馨，三嫂叫曾宪玲。三外公当时任《和平日报》主笔，并在武汉二女中教书。

此时谢冰莹（第三次婚姻）与贾伊箴结婚多年。贾伊箴燕京大学毕业，福建人，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待人和善。他们当时已有两个孩子，大儿子贾文辉，小女儿贾文蓉。他们一家人在汉口住的是一栋二层的楼房里，冰莹在周末经常邀请母亲带着我和我姐姐去她家。

冰莹有近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对家乡的人和事，是那样的关注和富有情感。

“我这个不孝女，父亲病中未能侍奉，去世后未能回家奔丧，真愧对父亲。”

翔霄安慰冰莹：“我代你在你父亲灵前叩了三个头。他知道你为抗日爱国的事忙，他在九泉之下会原谅你的，你不必内疚。”

“我走后，你在‘新寺里’创办了岩花高小，在庙里办学校，一定很难吗？”

翔霄告诉冰莹：“办高小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是如何解决校舍？要找现成的，可省钱。找的结果，看中了‘新寺里’。要搬走菩萨，摆上课桌，在岩花、铎山两村，很多人是反对的，但是，有你父亲和我父亲及谢博文、胡元恕、谢绍玄、李树芝等人的支持，加上学生家长的积极响应，又遇到一个开明的方丈，总算办成了。寺庙与学校同处，这边读书之声琅琅，那边钟磬声不绝，蛮有趣吧。”

“翔，说实在的，感谢你为家乡人干了一件大好事。相比之下，我为家乡人做的事情太少了。”

“你是大作家，干大事的人吗！”

“不要这样说，我大哥大嫂一家人怎样？”

“你妹妹‘青青’还好吗？”

只要是冰莹想知道的事情，翔霄详细地给她介绍。

冰莹也把离开家乡以后的经历对翔霄讲：“我骗父亲离开家到长沙后，立即组建“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我重新穿上军装，带着十六位立志抗日的小姐，赴战区嘉定，进入野战医院，抢救伤员。翔霄你知道吗，医院里伤兵的惨状，比战场上更恐怖，更悲惨。那些伤兵，有被炸弹、炮弹炸得缺胳膊少腿的，有被子弹打穿了脑袋和胸膛的，有的伤兵，送到医院来时，伤口都长了蛆。医院里伤兵的身上是血，医生、护士的身上也是血，空气中都充满着血腥气。我们的信念是：‘救活一个伤员，等于杀死一个敌人’。

可是战事不如人意，前方节节败退，我们从嘉定退到南京，又退到汉口，一路上狼狈不堪。我在汉口给许多学校和民众团体演讲，听众是那样的多，那样的拥挤，我把前方战士用鲜血写成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听众的血液沸腾了，情绪激昂起来，当我讲完之后，他们把我高高举起，向前方将士致敬！真是让我感动。”

“听说《新民报》请你到重庆去办《血潮》副刊吗？，那是大后方，也很安全，怎么又离开了呢？”翔霄问道。

“那是因为后方的一切，我都看不惯。闻到摩登女人的香味，我就会想起前方的血腥气；经过酒馆饭店，听到那些喝酒猜拳的声音，我就会想起野战医院里，伤兵流着血，呻吟的情景。于是我又离开重庆，跑到徐州。正赶上在台儿庄我军打了大胜仗，在战地我看到战利品堆积如山，士兵和民众是那样的兴高采烈，对日作战，太需要打胜仗来鼓舞士气了。

我这段时间写战事的报告文章，和我们在军校时。写《从军日记》的心情，背景已大不一样了。我这时手中的笔，已不是普通的一枝笔，而是对日作战的一枝枪。如《踏进了伟大的战场─台儿庄》这篇文章，我是1938年4月24日一夜写成的。”

“你和姑爹（指贾伊箴）是怎样相识的？”

“那是1939年的4月，我从重庆到宜昌办救护人员训练班，伊当时任基督教全国总会训练主任，来我们训练班参观，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不久我们就结了婚，有了孩子。

我经常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深入到前线，后来我又在老河口组织了一个训练团，我搜集了许多让我感动的材料，并及时写成文章，把为祖国而战的无名英雄介绍给同胞。

1940年至1943年，我在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那一段生活紧张又令人兴奋，常常把稿子带到厨房去看，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写文章，还要和众多作家联系，为《黄河》组稿。这期间，我自已也编辑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

“我真佩服你，没有一个安定的住所，又带着孩子，还能写出那么多文字。”

“我只要一动笔写文章，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都不高兴。我只等伊带着孩子一出去，马上把门关上，同时用蓝布把窗户遮住，使光线暗淡得像狱中一般。在这样的布置和气氛下，我写得很快，精神贯注，一气写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

“你也不能那样拼命！”

“是的，埋头写上十来天，精神渐渐不支，头晕，眼睛模糊，腰背痛，但是催稿的好像军令一样命令我发愤写作，我心中也想把用生命换来的材料写出来告诉全中国的同胞。你知道吗，当我写完《在日本狱中》最后一个字，竟兴奋得一夜没睡。这部书，已由日本名作家鱼返善雄译成日文出版。我坐监牢的罪没有白受，在《在日本监狱中》的出版和抗战的胜利，我终于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你在西安办刊物写作，什么时候又跑到成都去了呢？”

“1943年夏，我和伊就离开了西安去了成都，在成都制革学校教语文。”

冰莹转过话题，对翔霄说：

“你送宝善（指翔的丈夫）去参军抗日，从你给我看的他的信中可知，他在前线英勇作战，直到现在生死不明，你为抗日做出的牺牲并不比我少。我应该向你和宝善致谦！”

翔霄莫名地问道：“这是为何？”

“我在写《女兵自传》中，我把你写成一个屈服于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把宝善写成一个吸毒的坏男人，真是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如果宝善已经牺牲在抗日战场，望他在天之灵能原谅我！”

翔霄开玩笑地说：“我和宝善的‘坏名声’，随着你的《女兵自传》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你怎么给我们洗掉？”两人大笑。

我和文辉、文蓉正在骑儿童单车，玩游戏，被笑声吸引，都回过头来看她们，不知她们笑什么？

翔霄和冰莹在一起，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席中，姑爷爷说：“翔霄，只有你来了，冰莹才这样的轻松快活。”

在饭桌上，翔霄夸姑爷爷的饭菜做得好，姑爷爷说：

“我做不出湖南菜，不过你们尝尝我福建家乡的口味也好。”

在我的记忆里，姑爷爷做的菜的确好吃。

母亲有时也带我去三外公教书的武汉二女中去玩。外公、外婆二老特别喜欢我这个人小、胆大的机灵鬼。

三家有时候相约一起游黄鹤楼、龟元寺、东湖等武汉的名胜古迹。

我在武汉不到两年，却是我童年时代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1948年初，谢冰莹一家人又去了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新文艺习作”，仍任《黄河》月刊主编，贾伊箴任北京大学秘书兼化学系教授。不久远在台湾的梁舒先生给她去信说，台湾省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要聘她去当教授，她答应了。去台湾之事，开始贾伊箴反对，后来还是顺从了她。她当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带女儿先到台湾，住台北和平东路二段──四巷十八号，随后贾和两个儿子也到了台湾。”

作家阎纯德1973年7月在美国访问冰莹时，讲到这里时，冰莹感慨地对阎说：

“一晃几十年，至今流落海外，真是感慨系之；听起来像个梦，像个长梦，也像个短梦，人生难道真是个梦吗？”

1948年冰莹她应聘到北京任教，同年翔霄受同学黄瑜校长的邀请，离开武汉，到长沙市浏正街小学（即城东二校）任教导主任。冰莹的三哥、三嫂，随之于1949年1月，离开武汉到了长沙，冰莹的三哥到长沙后，在湖南民革临时筹备委员会里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