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这一篇的报道,比起匹夫陈泱潮,那《特权论》的水平,高得多啦!

我的中国!中国呀,你不该诞生了一个叛逆-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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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正国皇帝胡德斌于欧洲行宫。2007,9,10。

从毛泽东死的那一天想开去- http://boxun.com/hero/2007/bkt/14_1.shtml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新闻。那时候,中国的政治气氛,极为紧张;凝重,整个政治空间,就象冻住了一样,自从周恩来死后,人们就担心中国的命运,担心中国的政权,鹿死谁手,单位里,几乎每一天开会,都在批评“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和追查政治谣言。 我在去单位的路上,听公交车里的人,在窃窃私语,说是“老介福布店”接到工总司的紧急通知,调动所有的白布,准备用。我心中猜测,可能是毛泽东死了?因为这几个月,《人民日报》上,一直都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七月份朱德死的时候,也是早上广播说,下午有重要新闻。下午的重要新闻一定不寻常。 我到了单位,觉得大家的神情都非常的紧张,特别是那些戴有帽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更是规规矩矩,似乎透气都非常小心。我年轻好动,悄悄的把《少年文艺》的美术编辑,朱先生,喊到走廊里,告诉他,我在公交车上,听到的新闻和我的推测。他紧张的朝四周环顾一下,问:“真的?” “我看八九不离十。”我满有把握的回答。 他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脸色木然,叮嘱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讲,小心祸从口出。”说完,就回办公室去了。

我们现在生活在国外,没有恐怖的威胁,所以不管认识与不认识的人,见面总免不了打一个招呼,可是在那个环境里,知识分子间的猜忌极重,大家见面不说话,因为谁也吃不准,谁会被谁卖掉?!但是,朋友间私下议论,还是有的,我和朱先生就是这一种关系。 到了下午四点,工宣队,把大家召集到食堂里听广播。一阵哀乐过后,那位中央电台的男播音员,也许是过度的紧张,把“毛泽东同志治丧委员会”,读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这一个错误,以后在以后在报纸上从未见披露,有时候我天真的想,这是不是周恩来一派人,故意搞的鬼,让全国人民在这紧张时刻,想起周恩来?文化大革命最终,是以周恩来的胜利,毛泽东的失败而告终,当然这一件事不会有人提及。

那一天听广播很平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和革命群众在一起,我,特别注意这些人的表情,我想这些人头上的大山倒了,他们心里一定很高兴!可是,坐在我对面的反革命画家,华三川先生,却哭得特别伤心,我注意看他抹眼泪的动作,心里差一点笑出来。我心中纳闷,你华三川先生在猫哭老鼠?会对毛泽东,有那么深厚的阶级感情? 多少年以后,我在华三川先生家中,谈到这样事情,华先生笑着说:“你这个年轻人,真不懂事!当时,我从心里,巴不得这个老贼早死,死在文革前,中国还可避免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皇帝死了叫‘国殇’,在这时期,老百姓一不小心,就会被抓去垫到头,当陪葬。你说我不装哭,难道能笑?!我笑出来,你们大家,还不把我乱棒打死。我,这叫做韬晦。” 毛泽东死了,毛泽东死了二十七年了,这二十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还需不需要韬晦,如果还需要韬晦的话,中国政治改革的进步在哪里? 所幸的是,二零零三年毛泽东的诞辰,胡锦涛和曾庆红,没有去纪念堂祭祖,我想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心里是明亮的。 民不可欺,只有爱民的政权,才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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