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谈文革不可不谈“四大”。“四大”是文革的始作俑者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倡导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称“大民主”。当年亲身经历过“四大”的人，今天都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凡是受到冲击的当权派，对“四大”无不深恶痛绝。而大多数参加过“四大”的人，也抱有同样的反感。回想起当年之勇，有人认为，“四大”就是乱，不能再搞了。只有极少数人备感亲切，希望再来一次，重温那种舒畅的感觉。
那么，如果追根究底刨问一下，“四大”到底和自由有什么关系，是什么样的自由？我的理解是，文革的“四大”，是专制制度下特有的“钦定”自由。
在拙文《自由的来源》中，我曾经说过，自由大致上有四种来源，第一是造反打碎枷锁争得自由；第二是解放者带来自由；第三是皇恩浩荡恩准的自由；第四是和平持续争取来的自由。前三种都会带来貌似的自由而实际上的专制，只有第四种才有望得到真正的自由。文革的“四大”应该是第三种。
“四大”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经过最高领袖的批准，打破当时的法治秩序，是一种类似法外开恩的特许。毛泽东看到刚点燃的文革野火，有被刘少奇的工作组冷水扑灭的危险，打破常规地通过新闻传媒，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用亲身示范，来暗示青年学生：你们已经得到我的特许，有尚方宝剑护卫，放手大胆干吧。毛的这一宝押得很准，共产党本来就是解放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谁敢阻挠民主自由，谁就是反动派。刘少奇的“资反路线”自此全线大乱，不战自溃。毛大获全胜，“文化大革命”势不可挡，浩浩荡荡一直进行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
自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这种自由心生厌恶，在眼中把自由视同于暴乱，生怕自由这个魔鬼再一次从瓶子里跑出来。一旦自由变了味，全国上下不论持何种政治立场，都同仇敌忾地仇视自由，抵制自由。自由正从中国土地上全面消失，中国人正在或已经和自由绝缘。有人甚至堂而皇之地说，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自由，因为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有社会性，社会管理诞生了政府和法律以及相关的执法程序，这些东西都是用来限制人的自由的。没有政府和法律增加人的自由。从这里可以略见一斑，自由在中国先被利用而后又被糟蹋。
那么，钦定的“四大”自由，到底是怎样毒害了自由的呢？
首先，钦定的自由是一种特权。自由本身建立在平等之上，给每一个人相等的生存空间。只有相等空间，才能保证一些人无法侵犯另一些人。成为特权的自由就不同。在某种政治前提下，“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文革的“四大”自由迅速造就了一群打手，对大量无辜的人群进行了反人类迫害。打手和打手之间互不服气，于是又出现蔓延全国的武斗。即便是特许的自由也不是无限度的，当伟大领袖改变了一下脑筋，刚尝到自由甜头的年轻人不是进到监狱就是下到农村。
本来，自由是一个心灵天使。如果说民主是对人和人的关系而言，自由则是对独立的个人心灵而言，民主关系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美的追求。但是钦定的自由，虽然看上去也像自由，实质上却是放纵。这种放纵的自由不再有平等待人的边际，可以无限扩张。自由放纵不再是天使，而是恶魔。
现在正在中国泛滥的贪腐，则是钦定自由的另一种表现。虽然同样是某种个人自由的实现，可是非但不美，还丑恶无比。贪腐是特权的专利，平头百姓任你再贪，也贪不到别人口袋里的一分钱。由于“一把手一支笔”这一中国特色，一号长官的绝对权力是不受制约的。这些长官们超越法治超越程序的自由，由他们的任命者特许。作为交换，特许的这些自由被用来购买绝对服从和政治支持。由于行情越来越高，贪腐金额已成为天文数字。同样，这种特许自由也会一夜变色。重新洗牌和重组格局，使得反贪变得像儿戏一样平常，但就是无法根绝贪腐。
最后，由于这种钦定自由的丑恶表演，从根本上摧毁了自由的美好外观。在欧美大陆作为一个女神形象的自由，到了中国大陆，变成一个活脱脱的魔鬼。而重建自由，对中国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人，仿佛成为一个不可能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