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阳刚爬上我村前的小山,我就哇哇的出世在这个小山村。这个村叫刘家湾,村前一条弯弯的郧水河,象一只美丽少妇的臂膀,温柔地抱着刘家湾。村北有一棵大柏树,近看象一个大蘑菇,远看象一个狮子的头。谁也不知道它有多老?它是谁栽的,还是自然长出来的?但是,在相距二英里三个村子,在一条线上,各自长着三棵柏树。一棵看似狮身,另一棵似狮尾。这就为这棵村北的柏树增添几份神秘。在村民心里,这棵树早已成为他们的守护神。
小时候,在夏天,我经常到这棵柏树下乘凉。据说每折断一根树枝,村里要死一位老人。因此在印象中,我每次乘凉,总有一位老人守在那儿。这棵柏树真的很粗,需要三个大人才能抱住它。在上面,有的长的象靠椅,有的长的象床,玩皮的孩子常躺在那儿。村里人传说看到神仙坐在靠椅上喂鸡。小时候我对这传说深信不疑。甚至从树洞出来的一条蛇,我也有几份敬畏, 说不定它是那位神仙。
说来也奇怪,没有任何小鸟把巢筑在这棵大柏树。然而临近的一棵小柏树,尽管村里的铃铛挂在上面,可一对喜雀依然把他们的家按置在这棵小柏树顶上。年复一年夫唱妇随,生儿养女。
提起村里的铃铛,我觉得最好交代清楚。在生产队时期,铃铛告诉村民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出去劳动,什么时候下班。后来,军号代替了铃铛,村民听到了冲锋号,知道该去田间干活,听到了撤退号,知道该收工回家。小时候,总记得一位跛子叔叔,每到中午和傍晚,站在文革修建的抽水渠上,吹着"滴哒滴哒滴滴哒"
刘家湾背靠着一座有一座的小山。从村子进到山里,也就是一英里。然而小时候挑着从山里打来的柴,总是要歇上几次,才能把它们扛回来。这次回家,重走那小道,也没觉得有多远。爬上那山,也没觉得有多高。可能是"五岳归来不见山,黄山归来不见山岳。"
然而村里的老人告诉我,当年为了躲避日本人,他们晚上把所有的家畜赶进上凹,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有一个不安的夜晚。由此我联想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一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即使在那样遥远的山村,也逃脱不了日本人的铁蹄。
小时候,山上长满了松树。每年从秋到冬,我用类似猪八戒的耙子,在山上搜集着松针。它们是我家烧饭用的主要的柴火。雨后的夏天,山上一夜冒出金黄的松菌,去的早,你可采回一蓝子。这些松菌远比我们现在食用的蘑菇鲜。那个时候,我总是盼望夏天下雨,对于饭都吃不包的我来说,一锅鲜松菇汤的确可充实一下肌肠咕估的肚子。还有在松树下的草缝长的野木耳,也是我的最爱。
所有的这些已在梦里。在"分田到户"时期,象分"皮萨饼"一样,这些山被分成一块块,那些还未成年的松树被盗伐,一棵又一棵倒下在黑夜里。树桩也被连根拔起,在除夕里,终化为灰烬。为迎新年的村民,带来它最后的温暖。
漫山是黄土,只有那一座座先祖的坟还在。站在山尖上,望着这裸露的山,我似乎想到母亲赤裸裸地站在寒风中。在我感到了耻辱的同时,还有心口隐隐的痛。我对身边的长辈说,如果日本人再次进刘家湾,如今裸露的山凹无法躲避日本人。他没有回答,我们沉默了很久。
我想这些松树还健在,它们应该比我还年长。这些山也应该象是我在北美看到的森林公园。然而,这些山上被二次剃度,第一次是大炼钢铁时期,第二次"分田到户"时期。是什么让他再次看破红尘?
这次上山,主要是去父亲的坟上看一看。带了十支香和很多纸钱,都是面值一万元。父亲在世时很爱钱,总是把钱看得很重。我暗想父亲在阴间第府收到这些钱后,就不会责怪我不常回来看他。我抱着小儿子跪在父亲的坟前,拜了三拜。临走时,妻子要带一把坟前的黄土回北美,但我说服她还是留下黄土。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已融于我们的血液,不思量,自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