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肃宁县，1959年的春节刚刚过完，人们依然没看到他们渴望看到的雪或者雨。有经验的老人都说，今年会春旱，头茬麦子不会有好收成。
又过了两三个月，依然没有一星点儿的雨雪降落到这片干渴的土地上，空气愈发地干燥，尘土愈发地嚣张，人们愈发地焦躁不安，汉子喝骂老婆孩子愈发频繁，声调也愈发地高亢。地里的冬麦苗无精打采地蜷伏在干裂的土逢里，奄奄一息的样子。狗儿蔫蔫地低着头，懒洋洋地趴在门前，对过往的行人不理不睬，像个不问世事的隐者，深沉地思考着吃喝拉撒睡以外的东西。就连麻雀，也好像安静了许多。有人注意到今年许多家燕没有回来，“回来也没有东西吃。”村头没有牙的老人说，可不是吗，因为旱，虫子比往年少多了。就拿知了（学名又叫蝉）来说吧，只有下过一场透雨，他们才肯从地上钻出来，合奏他们的夏日交响曲，来释放他们忍耐了一冬天的聒噪。而现在，还没有一丝雨让他们可以破土而出。
一进三月，应该是繁忙的春耕时节，地里却冷清地如高倍望远镜中的月球，了无生气，寂静的可怕。往下挖半尺深，都是干硬的土，没有一丝儿潮气，种子种下去，也不会长出生命来。所以人们就等着，焦心地等着，每一天的等待都是一种煎熬。
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只是肃宁县，整个沧州地区，整个河北省，甚至整个华北，都被百年不遇的春旱笼罩着。干裂的土地像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等待着那场甘霖的恩赐。三月底，地里的冬麦开始死苗，大片大片地死，人们眼睁睁看着，心疼却无奈。一开始是一片片死，后来是整块地的苗都死了，然后整村的地里没有了活苗，象瘟疫一样，死苗迅速蔓延开来，到处都是枯黄的死气沉沉，到处都是麻木而空洞的眼神。
不只地里干，更可怕的是井里的水开始下降。原来放下水桶，绳子一抖，提上来是一满桶的水。现在，绳子一抖，提上来是半桶水，桶底还有些沙石。这样下去，连水都喝不上了。
村中的大户是老苏家，有将近20户人家是直系近亲。族里辈分最大的是住在村中心附近那个四合院里的苏玉宣，就是我爷爷。其他苏姓人家的当家的，不是苏春来的子侄就是孙辈，族里有个大事小情，鸡飞狗跳，都要请苏春来过去断断。
苏玉宣有三子两女，老大是儿子，抗美援朝回来升了大官，现在西安。老二也是儿子，没有成家，就死在朝鲜战场；老三是女儿，嫁到邻村的黄村；老四又是儿子，这就是我父亲，当年才17岁；最小的是个女儿，刚刚十一岁。
苏玉宣坐在正房的台阶上，叭嗒叭嗒抽着他的旱烟袋。我父亲在院子绕了几圈，终于鼓足勇气走到我爷爷面前，说道：“爹，来儿也走了，我也要去。”来儿是我爷爷大哥家的孙子，我的本家堂兄，也是我爷爷的孙子辈，住村西头。因为年景不好，和同村的几个年轻人出外便闯去了，听说去了东北，都说那里好活人。村里的年轻人已经走了十多个了，去哪里的都有。看着平时的伙伴走了，父亲年轻的心自然也活了，这已经是第三次求我爷爷。
苏玉宣继续吧嗒着烟袋锅，眼睛好像看着地上，但好像又不是，散散的，没个准星儿，就像没有听见儿子的问话，一点儿反应也没有，身子一动不动。我父亲耐着性子等了半天，见没有回应，便突然一转身，钻进西厢房，往堂屋的石头磨盘上一躺，两条长腿像面条似的垂到地上，一双大眼直直地望着天棚。
说到这里，想把我父亲的外形简单描述一下，这与后来我母亲的倾情相许，有莫大关系。我父亲身量颇高，而且十分健壮，在我成年后，他在一次体检中量出的身高是1米80。父亲的容貌也是属于英俊类型的，大眼剑眉，眼梢有些上扬，略显瘦消的脸却很有棱角。
焦躁的干渴一直持续到七月份的下旬，在一个没有预期的清晨，惊喜若狂的人们发现外边正在下着雨，仿佛坠落深渊的绝望突然被一棵树拦了下来。空中合着雨丝的愉悦，是无论长幼的欢笑。
但突然而至的欢乐，却没有让人们幸福多久。很快，人们就惊恐地发现，他们陷入了老天爷的另一场震怒的惩罚中，那就是连续一个多月的暴雨倾盆，并引发了山洪大灾，整个华北大地有220万公顷被洪水无情吞没。如果春旱还能让人们稍微有所作为的话，那么这场铺天盖地的暴雨以及它引发的山洪暴发所留给人们的，除了惊恐万状的瑟瑟发抖，就是狼奔豕突的阵地大逃亡，甚至连绝望的机会都没有。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只身一人，辗转去了东北，只为了年轻生命的尽量延续。
苏犁末
07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