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染坊在我家北面，相隔三户人家。正门上方有一块横匾，上书“青出于蓝”四个大字。大门对面的空地上，竖立着晒布架，足有两丈多高，横梁上挂着一匹匹染过色的布，老远就能看到，比什么招牌都醒目。
本镇上还另有两家染坊，都不及黄家生意好。最早的时候用天然染料，我看到过农民用独轮车推着一桶桶的深蓝色臭水往染坊里送，这是农民用“青”，也就是中药板蓝根的茎和叶，在水里长时间浸沤出来的，不知染坊里是怎么防腐防臭的，不然臭气真要熏煞人。以后渐渐地变成以化学染料为主，常有装染料的空铁筒送人，我家也去要过一个，记得上面有“卜内门”三个字，不知出自什么生产厂家。
蓝印花布是主要产品，我常常在染坊门口看师傅们操作。在一张大工作台上铺上白坯布，再在布上垫上长方形牛皮，牛皮上己镂空雕刻有各种图案，用石膏糊在上面来回地刷，让镂空处填满。待石膏半干后起出牛皮模板，晒干以后放到染缸里染，染过的布再次晒干后，用铲刀将布上的石膏铲掉。这样，在没有石膏的地方染上了蓝色，在有石膏的地方基本上还是原来的白色。
染过的布都是皱皱的，表面更是毛绒绒的，怎么使它们变得平整光滑呢？靠的是两块青石头的挤压。下面的石块足有几百斤，形状像凹字，凹槽是圆弧形；上面的石块也有一两百斤，形状近似倒凸字，突出部分也是圆弧形，不过曲率半径要比下面的小一些。要整形的布铺在两石块间，人站在上面摇晃，使上面的石块在凹槽里左右滚动，让布受到挤压变得平整光滑。这是种原始的方法，效率低，劳动强度又大。
染坊的每一道工序都是强体力劳动，常年雇佣五六个师傅和学徒，主人与伙计一起干活，走出来双手和手臂都带有青蓝色，而且个个都显得粗壮有力。农忙的时候，染坊歇工，工人们又全是农活好把式。黄家种着近二十亩连片的耕地，上熟麦子，下熟水稻，因为有充裕的劳力、农具和肥料，每亩产量可能是别人家的双倍。水稻的产量要比高梁、大豆、粟子等高出很多，这是常识，但这条街上却只有黄家染坊种水田。
在我刚懂事的时候 黄家乱了一阵。先是说当家的黄三爹失踪了，派人四出去找，几天后只找回来尸体，对外说是出外收帐过河时淹死了，但在我的小脑袋瓜里，却总认为是被土匪撕了票。大儿子吃苦耐劳却不善经营，己出嫁的最能干的大姑娘，回到娘家掌管全局，相当于董事长；女婿里外张罗跑前跑后，像是总经理；老大带领师傅们劳动，好比车间领班；两个弟弟年轻，在柜台上学做生意。就这样各尽其能，经营了十几年。
黄家可说是农、工、商三位一体，业业兴旺，财富当然滚滚而来，是个完美的聚宝盆。这家人兄弟姐妹间很团结，衣著简朴，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别说吸毒、赌博，连抽烟酗酒的都没有；东家与伙计的关系特别和谐，雇工们多是一二十里范围内的农民，但食宿都在他家，有的人己在他家做了几年或十几年。到处都有爱说家长里短的婆婆妈妈，但外人却很少听得到有关黄家的是非。我们这里虽只是个农村小镇，但当地农产丰富，向南到长江大堤才四公里，交通方便，居民的文化水平也比较高，又邻近上海、无锡等工商业城市，按理说，只要有一个和平的法治的环境，经过一段时期的原始积累后，这家最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企业，可是……
俗语说“家有黄金外有秤”，黄家的殷实富裕早己盛名在外，成了牛魔王们垂涎的唐僧肉。我还记得，有两次土匪半夜里上街抢劫，一次抢的我家对门李姓南货店，另一次抢的南边张姓酱坊，都是中小店铺。也曾经对黄家染坊进行过试探，终因黄家门坚墙高，里面又经常有七八个强壮男子，不敢轻易强攻。
对付几个偷偷摸摸的小毛贼好办，要对付带洋枪、有番号的就难办了。
我们这个小集镇，抗战前是江苏省保安第四旅（何四旅）的防区，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何四旅的部队，朝天开了几百枪后逃之夭夭，从此，在鬼子兵驻札时，由维持会出面伺候，鬼子兵一走，就有附近的什么野鸡司令带着人马来填补真空。不管谁成了小镇的统治者，首先要设卡收税，按户派捐，此时，黄家染坊必定是重点对象。黄家的特点是忍辱负重，不管被摊派了多少捐税，都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吞，从不在外面流露不满。由于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再加上苛捐杂税，敲榨勒索，街上不少店铺关了门，不过黄家染坊还是坚持了下来。
新四军东进到这里后，成了在新四军管辖下的游击区。当时交通阻塞，物资匮乏，旧式纺织和印染却特别兴旺，黄家染坊生意兴隆了好几年。黄家人本来是最行事低调、远离政治的，可是在抗日的高潮中，年轻的黄家老三也被卷了进去，参加了新四军。一九四六年的某天，一支叫做“交警总队”的中央军进驻我镇，于是我们又成了“蒋委员长”的臣民。从此，黄家染坊被戴上了（共）匪属的帽子，我亲眼看到，带枪或不带枪的，穿便衣的，穿各种不同制服的，佩不同徽章的人，三三两两的到黄家去，有时一天去几批人，没有钱是打发不走的，黄家就是有再多的财富，也吃不消这样没完没了的敲榨勒索。
幸运的是，到了四八年春天，蒋委员长的国军退走了，本镇又成了解放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匪属也变成了光荣的革（命）属，黄家染坊应该能摆脱桎梏，企业可以长足发展了吧！想得太美了，一顶新帽子正在等着它呢。
这顶新帽子的名字叫“富农”。解放区提前进行了土改，当时有句口号：“铲墩儿，填塘儿”，也就是要将财富拉平。黄家的地被分成一亩到两亩的好多小块，分给了少地的人家。还有所谓“浮财”，比如家具摆设、铜器锡器、丝绸皮毛、金银细软等，也在没收之列。既然土改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温良恭谦让，就一定要伤筋伤骨。幸运的是，作为工商业的染坊得以保存了下来。
我家是贫农，分得了黄家的一亩半地和一张八仙桌。这一亩半地，距家近，土质肥，但到了我们这些人家手里，不得不将水稻改种旱谷，还有用肥不足，锄草不及时等等，产量下去了一大截。什么是富农？富农是农村中最有技术、最有资本、最为勤劳因而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族群。或者说，富农代表着农业的先进生产力，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建国初期全面土改时，富农经济列入打击对象，农业生产力受到了破坏，粮食供应紧张，于是才有了一九五三年的“统购统销”决定，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得老天爷的。
五六年我再回到老家时，工商业己经过了“三反”、“五反”以及“对私改造”，黄家染坊变成了国营油坊，黄家老四被油坊留用。这位黄家老四比我年长五六岁，还是我的学长呢！记得我五岁开蒙时，向孔夫子磕过头后，塾师就将我领到他的旁边位子上坐下，承他多有关照。听邻居们说，只要是老四掌秤，两、钱不差，来换油的群众人人放心；如果是老四管帐，笔笔清楚，他的帐本经得起查。这我相信，诚信本来就是黄家染坊许多年来的经营传统。至于他的极具管理和领导才能的大姐，吃苦耐劳的姐夫和大哥，以及雇用多年与邻居们相熟稔的陆师傅的命运，我也没有去留心打听。
五九年我又回到家乡，听说油坊因为不景气，不久前合并到另一家粮油加工厂去了，黄家老四还在当营业员，做事仍然是那样的有板有眼，一丝不苟。黄家染坊的老房子空空荡荡的，显得更加高大，同时也开始陈旧和破损，公管的房子，有谁会爱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