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民营企业家看中国

施化

最近，网上在流传一位名叫汪兆均的人给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汪兆均先生现任安徽省政协常委，但主要身份是一位无党派的民营企业家，现在在北京创业，进行有关污水治理的探索和研究。

中共十七大前后，有很多海内外的政治团体和有政治倾向的个人向中央进言，表达对中国时局的关切，提出主张和建议。汪和他们有所不同。在我看，他没有任何政治背景，进言比较能够代表中国多数底层民众和中小民营企业经营者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值得关注。

二十多年来，汪兆均没有参加过一个政治反对派，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政治言论。他从在合肥开一个小面包店做起，三年后开发了一个饮料“兆钧可乐”，荣获1988年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以后，接着开发新产品，试制成功“万能塑料吹瓶机”，很快占领了国内和国际市场，一度成为世界上出口塑料吹瓶机台数最多的企业。

我相信他的政协常委的身份不是伪造的。因为如果用伪造身份发表公开信，等于把自己陷于不利。他在信中提到的开发钢塑复合管生产线经营失败，和计划中的“高新技术+资本运作”治理污水，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花了三个月时间深思熟虑，冒着失去一切的政治风险，写一封四万字的公开信，发表在海内外互联网上，这个事实可以肯定。

由于在国内严密的新闻报刊管制，中国人很难听到普通人的声音。当然政治反对派也发出声音，多多少少通过不同渠道传进国内，但是那不是中立的声音，愿意听和愿意全部相信的人也不多。怎样能让普通人的声音发出来和得到传播，对新一代媒体人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挑战。汪兆均的公开信首发在海外媒体《大纪元》上，也只是因为这个媒体具有比其他媒体更大的影响和勇气。

简单概括信的内容，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是对时局的评价。虽然海内外的主流舆论一律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唱赞歌，汪先生却提到了将给前途造成威胁的两颗炸弹，一是股市，一是物价。溢价几十倍的股票在大量流通，并非中国的经济好，钱多得过剩，而是中国的资金找不到增值的出路。中国的经济先天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把自己身陷股市，而中国政府却紧紧地攥住股市，把炸弹牢牢地绑在自己身上。当中国股市继续维持赌局式的“大牛市”，中国的物价将不能遏制地非正常上涨，一直涨到人民不堪忍受的地步。如果股市泡沫破裂了，而却不改革，文过饰非，可以想像中国社会将出现怎样的危机。

第二是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析。他说，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动力不是市场的行为，而是政府的行为，具体地说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某些官员的行为。特点是：有目标，无市场；有冲动，无计划；有眼前，无将来。类同于1958年的“大跃进”。他举例说，合肥这个城市有3个“汽车制造厂”，仅仅与其相同规模的汽车工业在国内就有最少9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是这上百亿元的投资风险。一个规划中的科技城已经报批，正在兴建，面积30平方公里，即42个北京故宫的面积，而这个城市10年前已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半的厂房在晒太阳。在离省会城市合肥距离不到50公里的村庄，如果拍摄电影《血战台儿庄》，都用不搭布景，躺几具尸体就可以了。中国的农村还这么穷，农民还这么苦！

第三是指出社会问题严重。如灾难性的流行病猪蓝耳病已经在全国25个省份蔓延，由于政府的封锁和媒体职能的失缺，而大范围扩散。再如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城管执法队来到一个街区，就上演一幕只有在电影电视中上看到的日本兵进村的活报剧，不及逃窜者即被城管掀锅踢盖，扣押抢夺。在互联网上，杀人的小贩受到普遍同情，而被杀的“执法”者，却被骂“活该”。某地一名女大学生因为摆摊与城管纠纷，竟然发展成上千大学生与警察的冲突！又如产品质量问题和政府官员普遍作秀问题等等。政府失缺人民对它的支持监督和社会对它的制衡力量。社会失缺人权和公民社会的人权意识。正因此，山西“黑砖窑事件”才得以发生，才会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藏污纳垢，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现众多的不公平和荒谬论绝，才会使一个灾难又一个灾难重复发生。

第四提出了相应对策。比如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对策是土地私有化。尽管中国具有房地产消费的巨大市场，但即使是房价上涨最快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其成品房的空置率却相当惊人。即便如此，房价不降，反而上涨，这显然违背了市场规律。因为“大老板”的钱袋是国家银行，房地产泡沫破裂在中国不是表现为房价跳水下跌，而是表现在国家银行的烂账。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国的土地制度存在根本性的不合理，土地所有权存在法律上的错误。

对社会不公的对策是政治改革。一个完整的社会，应当有各种人群和社会各个层面对话沟通的渠道，应当有各个阶层、集团、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制衡的机制。作为社会的公器——政府，它服务于全社会，应当在社会各种智慧和力量的博弈中，由老百姓通过选票，授权某一派别，某一政党掌握公器，组织政府。所以，由哪党哪派用哪种思想或哪种主义执政都是老百姓的选择。

他说，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近60年，无论它摆出多大的成绩，无论它怎样论证自己的正确，无论它封住所有人的嘴，用掌握的宣传机器对自己大唱赞歌，以及它变着法给老百姓多少美妙的承诺，但是中国社会对抗性的矛盾已普遍发生，而且越来越烈。对当前的中国，解决她所存在的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进行必要的、必须的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使人民的意志能够表达，能够通过选票选择多数人所拥护的、为全社会所接受所公认的、合法的、有行为能力的、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

汪提出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有：构建一个全社会的对话机制；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释放所有政治犯，欢迎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开放言论自由。公开信还提出了中国的将壹万多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存放在美国和台海未来的问题。在公开信传开，受到广泛关注的时候，汪先生低调地说，党内至少有九成以上的人想法和他一致，自己这封信只是开了个头，应该让更多有远见的人出来说话。

读了这封公开信的第一个感觉是欣慰。中国人当中不缺有脊梁的人，只是还没有站出来说话。如果今后有更多的汪兆均式的勇士站出来说话，我对中国的光明未来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