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文化”琐议


看到了一篇好文,作为本周的欣赏: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与官人从来就分不开。

      在封建社会,文化几为官们所垄断。那时的科举,还不同于我们今天的中考、高考,也不是专为选拔领导干部而进行的“公考”,而是在学而优则仕法则驱赶下的一种惯性动作,千军万马一条道,苦熬寒窗的文人学子,无不争先恐后举仕为官。惨惨然如范进者,决不是绝无仅有之一例。应该说,当时的文化人,不管事就业机会,还是事业追求,都是比较单一的,既没有多少工商业,当不成大老板,混个“白领”图温饱,小康也不太可能;摆个地摊儿当“儒商”,又有辱斯文;也没什么像样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做个科技工作者,甚或专家教授什么的也不成。所以,几乎无一例外都趋利仕途,把“金榜题名”作为人生第一快事。而他们中的一部分,尤其是精英一族,其文化之心不死,创作欲望不灭,就会在做官之余也兼而舞文弄墨,爬爬格子,不是为了几块钱稿费,而是以一吐胸中块垒为快;而他们为官的便利条件,也会使他们的思想文化成果,更便于张扬。文以官传,官以文显,就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独具韵味的灿然一帜。

        文化不为官们独创,却也离不开官人的掺合,把大大小小的官人剔除以后,中国文化就会黯然无光,实质上不再成其为文化。所谓“官人文化”,就是既为官人也为文人双重人格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可避免地沾染上官气,透释或蕴含着一种非平民性的官之气势和品位;换言之,由大大小小的官们所营造的这种特殊文化现象,是官们喜怒哀乐得文化外泄,或深或浅的带有官的印痕。

        检读厚厚的《全宋词》和《唐宋诗词赏析》,观其作者简介,十之八九都是“科班”出身,大都有个进士学历,有个小官做做,纯粹的“白身”诗人词家是很难见到的。其它朝代也大抵如此。有几个似乎没有多少官瘾的赫赫大家,如“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也都或大或小、或长或短地做过官,也都兴致勃勃地在那个什么级、或“相当于”什么级的位置上过了一把官瘾。只是后来觉得不怎么舒适,来去匆匆的坐坐那鸟位置也不咋的,反正已曾经拥有,不再在乎天长地久,才摘下乌纱帽云游四方、饮酒赋诗去了,归隐山林、种桑弄菊去了。一查他履历档案,也都曾为朝廷命官无疑。更有如赫赫大家苏东坡者,则实实在在的在官场上苦命蹦跶,想在那个权利位置上,一展胸中学识抱负,实践踏的官场理念,也来点“政绩工程”,为老百姓做点好事实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仕途顺达,官场得意,大抵也不是什么坏事。苏东坡官至大学士,很是做得有滋有味。只是后来因诗罹祸,横遭贬谪,几经轰逐而闷郁不得其志,才不得不寄情山水,大发幽古之思去了。即便如此,他也不忘自己的“父母官”情结,还在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老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像修条“苏堤”挖眼“东坡井”什么的。而至死,他也还是在编在册的官场中人。不是不想当官,而是当不了,当不好,不得当,受制于人,成了政治争斗的牺牲品。
 
   二
    
    “官人文化”或官人地位人格的文化显现,常常也因官的人格不同、地位荣辱的不同而有异。“官人文化”的背后总会有一种“官格”在牵扯着。
      毛泽东身居高位,君临天下,大有一览众山小之势,自有王者风范。他那阕《沁园春.雪〉做得何等的好———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多少年来,毛泽东这首词一直好评如潮,不管是“政治标准”、(如果有的话)还是艺术标准,都已达到登峰造极、他人无法效仿企及的高度。据说当年刚一发表,便大哗天下,朝野争相传颂,一时洛阳纸贵,毛泽东也因之英明赫然大显,像一面高扬的旗帜,一座高耸的山峰,世人仰慕,为之瞩目。而蒋介石们好生不服却又奈何不得,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搭建草台班子,组织了一批当时文化界的顶尖高手,闭门造车,冷炒热作,企图另树一峰与之对峙,但最终还是以不可相匹而悄然作罢。不是“蜀中无大将”,出不了精品,而是那样的诗词,只配毛泽东才做得出来,处于御用附庸地位的文人才子如何做得出来?这已不是一般“官人文化”,而是毛泽东人生观、历史观、政治观的毕然流露,说是毛泽东的政治宣言也不为过,显然已属“领袖文化”一列了。

        这里值得提及的还有建国以后也在为官,且学识堪称一流、可称之为大文豪级的柳亚子、郭沫若等,他们的文学造诣不谓不高,但少了巍峨峻拔之气,在“官格”上坚挺不起来,就难以跟毛泽东一比高下了。他的“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应该不是故意做秀、卖个破绽的政治投机,而是其自身矮化的“官格”使然,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毛泽东“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样具有浓厚“领袖特征”和时代特色的名句来。

        再如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此作所营造的文化高地,既是苏东坡创作生涯之峰巅,也是那一时代的文化之绝顶,千古绝唱,难以伦比。但无论如何的华美绝伦,也抹不掉一个落魄文人、失意贬官的落寞心态,大气凌空却也有悲怆的低吟。相比之下,稍晚一些的岳飞的《满江红》,直抒胸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仅铿锵作响,掷地有声,其言辞之激烈,情怀之慷慨激昂,生动深刻地表现了一代民族英雄、千古名将精忠报国、义薄云天的英雄本色,论学识才气,苏学士也许远胜于岳元帅,但无论如何,苏东坡想不到、也写不出岳飞的《满江红》来。苏东坡有缘古战场,可以登高凭吊,发幽古之思,一泻千里,嘹响不绝,却少了金戈铁马、沙场征战的亲历;酿得了好酒,做得了好菜,却挥不动大刀长矛,所以才有了苏学士与岳元帅的大异之处。

       不论在唐代还是中国诗坛,杜甫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天才诗人。堪与李白齐名的,怕也非杜某人莫属。他年轻气盛的时候,就立下宏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官场失意、到锦官城外结下草堂之后,就只好做做“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样的《春夜喜雨》去了。他关心民瘼,紧贴民众,写得情真意挚,意境深深,但也仅是诗人而非官人的“民众意识”而已。相比之下,其时身为县官的郑板桥,就有了很强的“官人意识”。听听他的心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不仅想到了民间的疾苦,为之担忧,寝卧不安;同时表明,他作为一县之“父母官”,也是时刻不忘自己身负的责任的。

    诗以言志,言为心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作其事,就难为其文了。这也许就是官人文化的一大注脚。

  三

        历史上的文化精英大都为官,或者曾经为官,也确实有那么几位非官的文化人。在偌大的文化大观园里,他们也以自己的不朽之作,争得了一席之地。但读他们的诗词歌赋,就是一种平民化了的东西,读不出官气,也不可能有什么王气、霸气了。他们不管在哪个位置上,所思所见所闻所咏,自然又是另外一番天地,大多的只是个人的和人生遭际感悟。这也是身份地位使然。像吾等平民百姓,也来吟咏“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必然被世人讥笑为疯子无疑。

        在唐宋文化精英群体中,李清照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李氏一女流之辈,非仕非官,她的词章也做得非常的好,可谓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虽然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样的大气名篇,实属不让须眉之力作,但不管怎样,也只是一种平民对英雄的敬慕与颂扬,表明她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她的诗词里,更多的是闺情相思、男女间事,是发自深闺的积怨积愁,一种寂寞的宣泄,孤独的呐喊,不幸的挣扎,至美至真情的渴求与寄托。所以,在她笔下,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就是“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最有代表性的是那首《声声慢》,只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就搅得人心酸生怜,恸楚万分。由她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她关注的热点,情感和笔端所及,就不可能是官场中人的作派了。李清照之为李清照,就在于她只是性情中人,而不是官场中人。这也是李氏之大幸。 

   四

        自由撰稿人是近些年来得产物。我们国家的作家也大都是吃官饭、穿官衣、领官饷的,有一根难以扯断的长长的官脐。这不一定是文人才子们追求得艺术境界。许多涉足文化行当的官人、大官人,无不以平实心态去作平实之文,只追求一种艺术的建树,不端官架子唬人。他们的作品,呕心沥血去记录、反映自己的人生感悟,甚或官场体验和梦醒时分的缕缕追思。应该说,这种“官人文化”才是健康文化之一脉,是为社会所需要、民众所欢迎的。

       为官为文是两难的。有思维方式的不同,也有行为方式的迥异。文人心高气傲,再去为官可就苦了,孰不知历来官场最忌讳的就是心高气傲。状元及第,皇榜高中,文化学识自是了得,但在历史上却鲜见有状元郎成为大文豪的。不是其状元有假,而是一旦为官,就难再讲真话表真情了,常常是多了一个庸官,少了一位文豪。这恐怕不是又一种“围城”现象吧!当然,也有因官场腐败、尔虞我诈,使一些正直官人或遭贬谪或主动弃官从文的,使他们在特殊的境遇中,得以在文化上高树一帜。这是官场不幸,却是文坛之大幸。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