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开除了党籍的许家屯:有些事我死都不会讲

“下决心不评论香港”

　　多维记者问：你这红色一生中，在香港执掌港澳工委的七个春秋，应该是最亮眼的一段。今天在香港回归八年之后，再来看香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没想到，思维敏捷，滔滔不绝、不时发出“许氏招牌笑声”的许家屯，一下卡了壳。足足有一分半钟，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多维记者想再对许家屯“启发引导”一番：“……譬如说，香港演变到今天，哪些符合你们原来的预计，哪些与你们当初的设想南辕北辙……”

　　许家屯却冷不丁冒出了一句：“我来美国之后，下决心不评论香港。”随后，又是半分钟的沉默。

　　大概是对我的尴尬抱有歉意，许家屯还是开口了：

　　你要我谈香港，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一谈，必然涉及评论香港当今人物和事件。怎么评论？我不可能完全客观，有我的立场和观点。我一谈，就会给现在香港已经错综复杂的局面添乱。

　　多维记者理解他的顾虑。那么，就换个角度：过了这么多年后，在《香港回忆录》也出版了十二年之后，再回过头来反思当年对香港问题的看法。

　　许家屯指出，理解香港，有一个不可须臾忘记的最重要特点：香港是被英国人统治了一个世纪的殖民地。

　　本来是中国与英国之争、殖民地与宗主国之争，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又加上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香港成为冷战两个集团交锋的主要前沿阵地之一。

　　“人们只说香港是‘金融中心’，‘交通枢纽’，其实，它还是‘间谍中心’！”他说，各路间谍云集香港，香港是英国的远东情报中心，美国与中国建交之后，本来情报中心在北京，后来也转移到香港；情报人员人数最少的是苏联，因为很长时间中国与西方都抵制它，它搜集情报受到很大限制，香港也没有让它与其他大国一样设总领事馆。

　　新华社、港澳工委，是各路间谍的“众矢之的”，“光对我们窃听电话、拦截电讯，对方就用了几百人。新华社有的领导人办公桌下面被偷偷装设了窃听器。新华社有一大一小两个保密会议室，由国家安全部派专人来装设反窃听设备，对付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窃听手段，但还是不保险。我与北京通电话，准备让它偷听的，我就在香港打；不想让它偷听的，我就去深圳打。”

　　虽然香港回归了，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变，但许家屯相信，香港仍然是间谍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这里是情报“富矿”：比在内地要自由得多，每天几十万人进出；大接钟心敲炊嗥笠怠⒒?乖谙愀邸?

“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香港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英国人为了将香港继续保留在他们手中而玩了多少名堂。在英国人认识到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不可动摇，他们不得不交还主权、治权之后，在许家屯还在任的那个年代，就为保留他们的利益而进行全面部署安排。

　　“全面”到什么程度？许家屯历数了英国人各方面所下的工夫。

　　例如，英国人管治香港这么多年，从没有搞民主，行政局就是由港督、三个司的主管、以及太古、汇丰、怡和几个大亨组成，他们说了算。六十年代前期曾经有总督想搞点民主，但英资企业反对，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搞民主必然要提高福利，就得加税，香港税率低的优势就会丧失，于是叫停。可是，在中英谈判期间，英国人要搞“代议政制”，要在“九七”前对香港政制来个根本性改变。1984年闹出的“本子风波”，就是在“民主化”问题上的第一次交锋。

　　许家屯很激动：英国人哪里是真心搞民主呢？是想分化香港社会，以便在撤走之后保留影响，“外界往往只从‘要民主还是不要民主’的角度看问题，其实焦点是由谁主导香港？每个人主观上或许并不如此，动机各异，但客观上是如此啊。”

　　讲起“本子风波”，许家屯愤愤然：我批评了英国方面不按“本子”（中英联合声明）办事，引起传媒哗然。“社会人士纷纷支持我，例如包玉刚、董建华、查济民等人，嘉道理要包玉刚带话也支持我，但是姬鹏飞不支持，外交部一直不表态。后来还是邓小平在包玉刚宴请席上明确地给我撑了腰：‘你没有错。’”

　　许家屯说：在组织、人事上，英国人对高级人才和公务员队伍早就布局谋篇；在财政预算上，英国人执意要修机场、大桥，上大项目，“我到香港时香港每年支出三百多亿港币，到移交时支出竟达一千多亿”；香港本来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禄超过美国总统，英国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务员待遇，高级职员，多数是英国人，最高达30％多，一举三得：收买了人心，留下了难题，又趁机大捞一把；连香港有些社会基层细胞──屋村委员会，英国人都控制，甚至请英国退休人员来管……

　　香港为什么会有“逢中必反”现象呢？许家屯认为，这里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有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

　　──新中国成立，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一是到台湾，二是到香港；

　　──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许多直接和间接受到伤害和影响的人移居香港，这些人多数对中共没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有仇恨；

　　──有些人受西方教育影响，受西方一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影响，对中共的专制很有看法；

　　──有些人对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有不完全理性的情绪化反应；

　　──少数人真正有政治背景。

　　香港收回后外国影响自然有变化，“英国影响降低，美国影响增强。这是英国很长时间来在世界上力量比重减弱的自然结果。香港没有回归前，英国直接管制香港，在香港还主要是英国影响；他们撤走了，自然就减退了。西方还想在香港这个平台上发挥作用，要影响中国大陆嘛。都在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他们既防止‘两制’变成中共的‘一制’，同时又促成大陆变为香港的‘一制’，一直在斗啊。”

　　话说回来，英国人搞布置，中国人能闲着吗？“我们也针锋相对地搞啊，我当时手上掌管上亿特费，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许家屯说起搞统战给老报人陆铿十万元港币，他收了，又退回了，记者问：你还给了哪些人呢？“这些事，我不能讲，一讲，就天下大乱了！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多维记者劝他说：你写出来收藏好，注明多少多少年之后再公开不行吗？就像肯尼迪被刺案的有关史料那样……

　　许家屯使劲摇头：那也不行。 看来，党籍被开除了的许家屯，党性并没有褪去。

调任香港是人生一大飞跃

　　多维记者问：你现在留念香港吗？最留念什么？

　　许家屯叹了一口气说：从日常方面讲，我对香港没有什么留念──关键是没有概念：我并不知道香港到底有多好。你不了解，我在香港苦啊，苦得不得了！

　　许家屯说，新华社是“老虎嘴”，专门“吃人”，天天要跟人吃饭──香港时兴在餐桌上、打高尔夫球时谈正经事。“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也没有时间学，而吃饭不用学，就得将吃饭当任务了。一年除了到北京和内地开会、汇报，我在香港呆三分之二时间，要跟人吃五六百次，你算算吧！像梅兰芳一样赶场，一天晚上赶两三场。我同李嘉诚、包玉刚等人，一个月总要有一次‘工作午餐’。香港人的习惯是每顿饭要吃三小时，实在受不了，后来是安子介提议改成了两小时。”

　　许家屯自己的饮食其实是很简单的，爱吃红烧狮子头，许多所谓山珍海味，并不合他的口味，“对吃，我没有多大兴趣。”他也不爱吃水果。他的家乡濒临东海，海产多，但他不吃石斑鱼，只吃最贱的黄鱼。多维记者看到，炒得软软的青菜芯就是他现在每顿饭的最爱。

　　许家屯在香港甚至没有坐过地铁。没有逛过街，对香港市容都没有多少印象，当时的行踪“只有点和线”。曾经想体验一下生活，他去看过两次电影，但是他一人想看，就得买十几张票，保卫人员组成“围墙”前前后后都坐满。这样兴师动众看电影，他也就不敢多尝试。

　　不过，许家屯说，说我对香港真没有什么留念吗？也不对。我有感情！我想念那些老朋友！我希望香港好！

　　他一再说：香港没有亏待我。我被中央从江苏调到香港去，有幸接触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视野一下广阔了，这是我平生的两个飞跃之一，对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有了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