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爱珍终于觉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菊花过门的十多天里，程爱珍觉得丈夫对自己体贴多了，再也不象以前，动不动对自己呼三喝四的，隔三岔五地还对自己献点殷勤。但程爱珍也发觉只要是喝了丈夫倒的茶水饮料，自己便总是特别迷糊、犯困。
她也隐约地听到些丈夫拈花惹草的事，但她认为那是人家嫉妒自己的丈夫，眼馋他们家这偌大的家产。或许丈夫会为了生意上的事，有时不得不应应景。但这些丈夫回来都跟她提起过，似乎也并没有说做出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即使丈夫再有贼心，也不至于打儿媳妇的主意吧。况且菊花的性格她程爱珍是知道的，她看着这孩子从小长大，性格刚强，有理有节，断不会做出什么不知廉耻有违伦理之事。
丈夫一定是被隔壁的那个小骚货勾去了。
程爱珍所说的隔壁是指和她家并排，离她家有十来米远的罗贻弘家。
罗贻弘家是个二层小楼，虽说比不上罗贻强家的楼房气宇轩然，但罗贻弘的小二楼也如小家碧玉般透着精致。罗贻弘家的楼房在罗家大屋是属于盖得比较早的一伙的。
罗贻弘六十边近，和老队长相仿。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除了种田种地，便也没有了其它什么特长。二十来岁时的罗贻弘曾伙同别人在江南一带贩过剪刀。但那只是小本买卖，一把剪刀也就一二毛的利润；而且一般都是不收现钱的。那时候的人似乎都挺实在，根本不用担心到了年底有谁会赖账。只是由放货（贩卖）的人划上账，也不用你签字画押，到了年底一家一户的按账索币，遇到拿不出的也便由他推到来年。但每每也能挣一点年货钱。
罗贻弘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二十七，小女儿二十五。
没做楼房前的罗贻弘一家四口窝在三间土基草屋里。晴天尚可凑合，若是阴天，屋里便显昏昏暗暗，倘若撞上雨水，或连日霏霏阴雨，地上床上甚至锅台上便都摆满了盆盆罐罐，一时间满屋充盈了噪杂的音符。外面雨住了好久，屋里却依然是小弦杂杂。
按道理无论如何罗贻弘是不会咸鱼翻身摆脱掉那份穷苦的宿命的，但罗家大屋的人都说罗贻弘养了俩个“好女儿”。
罗贻弘的俩女儿，大的淑英小的惠英，都没有读过什么书。这倒不是她们不喜欢读书，或者说罗贻弘不给她们读书，只是因为没钱。罗贻弘原本只想将女儿供到小学毕业，但大女儿淑英哭着喊着要念初中，无奈何，罗贻弘只好狠狠心将家中唯一可以换钱的七八十斤的猪牵到了集市上卖了。但罗淑英也只读了一个学期——家中实在是供不下去了。
用天生丽质，如花似玉来形容罗贻弘的俩女儿，一点都不过分。无论是淑英和惠英，俩人都是高挑身材，一头黑黑的浓密长发，白嫩的鸭蛋脸上都有一双大大的会说话的眼睛。双眼上柳眉如黛，挺刮的鼻梁下是一张元宝般的小嘴，小嘴里洁齿如玉。一双手指很长很细，手指尖尖，就像城里的姑娘。最有意思的是姊妹俩人的脸上一边生了一个浅浅的酒窝，姐姐生在左边，妹妹生在右边。小时候，罗家大屋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喜欢逗她们玩，还给她俩都取了一个绰号，姐姐叫左妮子，妹妹叫右妮子。
人们都说她们和她们的妈妈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
殊不知罗贻弘的这份艳福却是白捡的。
罗贻弘的老婆原先是被江南一大户人家买去给久病的儿子冲喜的，没成想刚过门，儿子便没了。大户人家因此认定这个女人是个扫帚星，急着要将她送出去，附近没有老婆的人很多，但却没有谁敢迎她进门。
也是该着罗贻弘走桃花运，那年年关他收剪刀钱到了那个大户人家，人家说“小伙子，两把剪刀钱我就不用给你了，我给你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吧。”
罗贻弘开始只当玩笑，直至见到了人，把个罗贻弘喜得口水都下来了，哪里还想去探个究竟，也不去收那剪刀钱，带着淑英娘连夜转回到罗家大屋。
不止是罗家大屋，任谁见了都羡慕得不行——怎就落到他罗贻弘头上？每想到此事，罗贻弘便会得意地来上一句：“你好似那九天仙女下凡尘……”
淑英辍学后，也和现在的菊花一样去了私人办的小厂上班。
也许是在自己皎洁容貌的勾引下，也许厌倦了那种成天累死累活只挣几块钱的生活；于是，在有了足够的路费后，十六岁的淑英便打起行囊，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此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淑英音信杳无。
就在罗贻弘俩口子认为再也见不到大女儿时，他们却意外地收到了淑英从深圳汇来的第一笔款。
汇款单的金额大得惊人，不是几百，几千，而是一万！
俩口子喜极而泣，连忙让读五年级的惠英按照汇款单上的地址给姐姐回信。
两个月后，他们没有盼到大女儿的回信，却意外地收到了他们寄出的那份信。信封上多了个“查无此人”的标签。
又两个月后，就在他们重新焦虑不安之际，他们接到了大女儿的第二笔汇款。这一次的汇款比上一次的更多更让人心动——一万五千元！
也就是这第二笔汇款，使得罗家大屋的人们包括淑英的父母都对她的工作性质产生了怀疑。
各种各样的猜测版本纷沓而至。在经过相互搏弈后，只留下了一种版本在流传。
淑英一定是在深圳某某地方干那事，甚至有人说在深圳街头看到过淑英。但究竟是真看见假看见，还是没看见也就不得而知了。
猜测归猜测，在没有得到确凿的事实证据的情况下，任谁也只能在背后嘀咕。罗贻弘俩口子也知道人们在背后嘀咕，其实他们的心里也认定女儿真的在干那事。要不，以淑英的文化水平是不可能找到那么高工资的工作的。但那层窗户纸既然没有捅破，他们自可不必首先就在人前自矮一截，而表现出羞赧。倒是强打起那份精神，在人前人后强作欢颜。希望能以此来打消人们的猜测。不论谜底如何，他们都希望这谜底永远不要被揭开。
但惠英的一次与人争吵，他们俩口子终于被人推到了尴尬的前沿。双方争吵，揭短便是唯一的亮点。于是对淑英的猜测就被人明确无误地提了出来。
但那次争吵惠英并没有因此而落败。看似柔美纤弱的惠英却有着无比泼辣的刚性，一句“有能耐你也卖去。只怕你就是倒贴给人家，人家都不要！卖不掉的丑东西！”
这句话是够尖酸刻薄的了，但它同时也道出了关键所在：在这十里八乡，就容貌而言，真的无人能出她们俩姐妹左右！
起初，罗贻弘也想效尤仲尼不饮盗泉之水，以期有一天淑英能给他们一个清楚明白；但他们始终没有见到女儿的只字片语。而淑英的汇款却在迅速剧增，很快便累积到了六位数。
守着长长的一串数字，看着有人盖起了洋楼，再看看自家三间茅草屋在大风细雨中煎熬，在小女儿惠英反复的怂恿下，罗贻弘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用淑英这笔现在还说不清道不明的钱盖房子！
花花绿绿钞票的诱惑，高楼大厦的刺激。
也许他们能抵挡住花花绿绿钞票的诱惑，也许他们能抵挡住视觉和心灵的刺激，但诱惑和刺激结伴而行，扑面而至时，他们只能缴械投降。
在这以前，在这以前的以前，存折上那串长长的数字是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而现在他们的女儿帮他们做到了。
举家搬迁的那一刻，他们有着一种期待，一种喜悦，他们没有品味出半点的龌龊和耻辱。
坐在宽阔洁白的堂厅里，罗贻弘平生第一次有了做人的感觉。他甚至暗暗庆幸生了一个好女儿——虽然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然而，妻子和女儿内心的兴奋和激动却毫不掩饰地表现在两张花般的脸庞上——那是一种他平生从未欣赏过的瑰丽，一种足以让他出生入死，舍道忘义的绝艳！
母女的兴奋无疑是对罗贻弘行动的极大支持。再次花起那笔钱时，罗贻弘便有了超乎寻常的平静。他甚至希望能将家里装扮得更加精致、更好一些；好有朝一日，在淑英回归时能有份意外的惊喜。
直到有一年年关，一位披肩长发，戴着墨镜，抹着口红，上身一件洁白的精致皮草，下穿一条紧身的红皮裤，脚蹬一双黑色的纯皮深筒马靴的姑娘出现在罗家大屋的村口；她左肩挎着一只腥红的短带小包，右手拉着一只大大的旅行箱，两只偌大的白金耳环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眩目的光。
人们知道，淑英回来了。这一年距淑英外出已过了六年有余。
此后几天，罗家大屋的所有话题似乎都是围绕着淑英展开。但淑英却从未露过脸。当然，也没有多少人去登门造访淑英，只是有几个上了岁数，禁不住那份稀罕，便扯着由头上罗贻弘家坐坐，瞟一眼珠光宝气的淑英，不着边际地夸上一通。转回来又将这第一手资料及时发布。
至于那份猜疑，自然还是谁也没有那份胆量，也没有那份心情去求证。但那似乎也已是不言而喻的事了，嘴口不言，却都心知肚明。
有骂的，有不吱声的，也有啧啧感叹地。好在这事都与罗家大屋的其他人无关，但笑骂过后，静下来，却都有着对那份珠光宝气的神往。那对花花绿绿钞票的亲切，再联想到自己的丈夫或儿子一年到头在外打工也就挣那么几个子儿，不够打一顿牙祭的，便又有了怒火填胸的愤慨，就又在内心破口大骂。
“这是什么世道！脸蛋生得好看些就能挣那么多的钱。真是的，什么世道！”
但更出乎罗家大屋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春节刚过，姊妹俩便一同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真是的，自己学坏了不算，还要拉上妹妹。”有消息灵通的说，淑英本不带惠英的，是惠英自己坚持一定要跟姐姐去的。
“都是这电视害的！”弄得那帮大娘大嫂们只剩下摇头叹息的份。
以后的每年春节，淑英都会回来陪父母过年，而惠英就留守深圳了。
于是，人们总能看见邮递员摇着铃铛去喊罗贻弘的名字，就凭这一点，就够罗贻弘红光满面地喝两盅的了。
时间却不等人。罗贻弘从酒精中清醒过来时，淑英已经二十五六了。二十五六如花似玉的大姑娘竟没有一个人上门提亲，这不能不说是对罗贻弘俩口子极大的羞辱。
俗话说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被花花绿绿钞票掩埋的罗贻弘终于想起了孔方兄。。
罗贻弘狠狠心放出大话——谁要是娶她的女儿，他将以十万巨资做陪嫁。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这勇夫也只一人。因为除了下湾的杨顺。再也没有谁来提过亲。
罗贻弘完全知道杨顺是个什么货色。那是个除了不干正事，其余什么事都干得小混混。常年泡在上海，聚着一帮狐朋狗友专门收老乡的地租，吃门口人的血汗。人家是吃喝嫖赌抽五毒，他是外加坑蒙拐骗偷全占。
按理罗贻弘无论如何是不会将女儿往火坑里推的，但罗贻弘俩口子到底舍不下那张老脸。年轻美貌的姑娘倒贴十万都没人要，这脸面他们可就丢大了。好不容易有个人来提亲，如果再不将女儿嫁出去，那他们俩口子的头在左邻右舍面前也就别想抬了。
淑英仿佛很理解父母的难处，和杨顺连面都未见几次，过完年，便揣着十万块钱，在一阵鞭炮声中嫁了过去。
杨顺并非真心要跟淑英过日子，他除了要骗取那十万块钱，还存在着一个更肮脏的阴谋。在上海，当他很快花天酒地花完了那十万块钱，充分享受了美人的肉体后，便露出了他狰狞的面目和豺狼本性——威逼着淑英继续卖淫，以供他无度的挥霍。
淑英也不是省油的灯，虚晃一招便逃回了家中。现在她就呆在家里，等待法院的离婚判决。
程爱珍所说的骚货是指淑英。虽说两人是本家，都姓罗；但她知道一个风流，一个花心，保不准便会做出事来。
对于丈夫的下一次，程爱珍竟有着一种焦灼的期待。
周勇要上山东了，就在周勇上山东的当天下午，罗谋勤回来了。
周勇的一个老表在山东德州摆摊搞饮食，这几年生意一直不错。眼下天气渐暖，正是饮食旺季，需要帮手便打电话给了周勇。
周勇也希望借助离开家里能让自己和妻子心灵上的累累伤痕逐渐愈合，以摆脱掉噩梦般悲伤的苦苦纠缠。
临行前，周勇去和老队长道了别。老队长半天无语，只是递给他一支烟。在他要出门时说了句；“你放心去吧，现在种不种田也就那么回事。好好干。”然后，周勇将家中的田地和牲口又一并托付给了宝莲。
第二天，周勇和淑华一大早便起了床。在锁门的那一刻，两人的泪水便扑扑簌簌地跌落。
周勇提着拎包，拉着妻子的手上了路。
他们要步行十六七里到乡里坐车。他们没有太多的路费，这次出门，他们没有借钱，而是变卖了家里所有的粮食才勉强凑齐的，能省下一个自然更好。
就在周勇夫妇上山东的前一天，张玉兰出院了。张玉兰是做完结扎手术后出院的。
张玉兰住院期间，四个孩子一直由她的母亲过来照料着。
乡下人平常是很少集体走动的，这次张玉兰母亲过来照看孩子，却惹得罗家大屋的大娘大嫂们接二连三过来串门。一来好陪玉兰妈妈说说话解解闷，二来也是需要表示地主之谊问候一下，更主要的是平时难得有个由头、找个机会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张家山前李家山后，尽捡些碎言闲语来瞎扯。
张玉兰一到家，便又引发新的一轮串门高峰。话题除了说一些罗家大屋新近的逸事外，自然少不了对她的宽慰。而说得最多的无外乎生儿子不好——要供他读书，给他盖楼房，帮他娶媳妇，完了，他却听了媳妇的话，丢下老爸老妈再也不管；而姑娘是如何如何孝顺，又能吃住姑爷。为了增强可信度和可比性，大都列举了身边许许多多的事例，目的只是让张玉兰不要难过。
但张玉兰又怎能咽下那份苦涩。
出院之前，张玉兰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将那份痛苦，惊悚，绝望全部哭诉给了电话那头的罗谋勤。
电话那头，罗谋勤在死一般的沉寂后终于禁不住一声大吼：“老子杀了这帮王八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