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网上买书，看到竟有胡兰成的《山河岁月》。颇感意外，因为此书一般被认为是其汉奸言行的理论依据之作，当属被禁之列。之前，已经读了此人另外几册在大陆出版的著作：《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和《中国文学史话》。现又见到此书，颇有些感触！ 胡兰成（1907-1982）是才子型的散文作家。他出生于浙江嵊县（现嵊州）胡村的一个贫寒农家，12岁过继给一位姓俞的财主。靠义父的资助完成了中学学业，然后当了几年乡村小学教师和邮局职员。21岁曾到北京燕京大学，每日在副校长室抄写文书两小时，“余外就偶或去旁听”，历时一年。
1932年8月，胡的发妻玉凤病故后2个月，胡兰成到广西南宁一中任教员。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胡兰成应邀在《柳州日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积极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因此引起各方的注意，汪精卫系统的《中华日报》也邀他撰稿。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进入汪掌控下的香港《南华日报》当编辑。他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深受汪精卫及其妻陈璧君的赏识，在陈的授意下，主持该报的林柏生将胡兰成擢升为总主笔。
1939年春，汪精卫从河内偷渡到上海并着手组织伪政权，陈璧君推荐胡兰成充当汪的侍从秘书。翌年，汪伪政府成立，胡兰成被任命为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当时汪精卫称他为“兰成先生”，经常向他“殷殷垂询”，他因此被认为汪精卫的“文胆”。胡兰成踌躇满志，自诩“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不料因此得罪了汪精卫、周佛海和林柏生等人，而被排挤出汪伪集团。以后，他通过日本使馆官员清水、池田笃纪，和日本军政界的少壮派人物交往，并向日军宇垣一成大将献计：“如果日本失败，向重庆求和，必遭到拒绝；至于延安，可以取得某种军事上默契，但于大局无补。求和必须向英、美，别无他途。”因此深得宇垣等人赏识，被推荐到武汉《大楚报》社任社长。
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逃出武汉，先后隐居上海、浙江温州等地。1949年再逃香港，并在汉奸熊剑东之妻的资助下偷渡日本。开始依靠旭化成公司老板日商宫崎辉的接济，以后又与原“76号汪伪特工总部” 警卫总队副总队长吴四宝的寡妻佘爱珍同居。其间把台北出版的《蒋介石秘录》一书推荐给日本《产经新闻》连载，因而争取台湾撤销对其通缉。1974年，在香港《新闻天地》主编卜少夫的引荐下，胡兰成被台北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聘为客座教授，在博士班授课。胡兰成在日本时已出版《山河岁月》，在台期间又推出《今生今世》。前后两书，遥相呼应，为他的一生所作所为辩解粉饰。于是引起台湾文化界的声讨，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作家白先勇以及政论家胡秋原等人均撰文抨击。胡随即于1976年仍回日本客居，1982年病死于东京。
胡兰成的作品得以在大陆解禁，一方面反映国内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度提高，另外也是一种理性回归的文化现象。愈来愈多的人，希望能全方位地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然后再通过他去了解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这是一种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值得弘扬。就其作品而言，胡兰成精通《庄子》，熟谙佛学禅机，对宋明理学颇有研究; 对古诗文也可说烂熟于胸；京剧和一些地方戏的很多剧目的大段唱词、念白，甚至背得出来；对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也较为熟悉，而且能够把书本上的知识很娴熟地融汇进文章中。
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评价胡兰成作品：“……文笔轻灵圆润，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尤为脱俗。”“胡兰成先生于中国文字，锻炼极见功夫，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点不费气力。遣词用字方面，每每别出心裁，自铸新语，不袭陈规。……‘清嘉’而又‘婉媚’的绝句，《山河岁月》之中，仰摘俯拾，真有五步一楼之感。‘胡体’的文字，文白不拘，但其效果却是交融，而非夹杂。”
著名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先生为《今生今世》中文版作序时写道：“我又曾提出有一路‘才子文章’，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直到董桥，皆属此列。现在不妨把胡兰成一并算上。……才子文章，无论意思文字，难免取巧做作，仿佛不甘寂寞，着意要引得读者叫好，胡文亦不例外。……我读《今生今世》，觉得天花乱坠，却也戛戛独造；轻浮如云，而又深切入骨。附带说一句，近年来散文领域整理发掘之功甚伟，有所成就者大都已经出土，大概够这个档次的，也只剩其他这么一本了。该书面世，庶几功德圆满。”
胡氏的文章温婉、细腻有余，但毕竟难当大家风范，少了张爱玲的流畅、自如。更缺少徐志摩的灵动、郁达夫的愤懑、丁玲的叛逆、鲁迅的犀利、巴金的热情和茅盾的鞭辟；即使他引为自豪的政论文章，恐怕也难比上郭沫若的讨蒋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那么地酣畅淋漓。在胡兰成看来：“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西洋文学是社会的。” “人世是社会的升华，社会惟是‘有’，要知‘无’知‘有’才是人世。知‘无’知‘有’的才是文明。大自然是‘有’‘无’相生，西洋的社会惟是物质的‘有’，不能对应它，中国文明的人世则可对应它。文明是能对应大自然而创造。” 中国的人世是“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所以他的文章里展现的是“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是他一直极力推崇的商周时代那种“王道”与“礼乐”的人世。
其实，胡兰成所处恰是军阀割据、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乱世，他自己也过了半生颠沛流离的生活。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生活也许是他一直心向往之的；或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罢了。如同他读唐诗，推崇李白甚于杜甫，或许就是因为李白诗中多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的那种洒脱与超然的“诗仙”风范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名士气派；而不愿接受“诗史”杜甫笔下尽是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的满目疮痍的现实世界。
在胡兰成的作品中，这种文字与现实分裂、隔离的例子，比比皆是。
又如胡读《隋唐演义》，“书中最敬重的是单雄信”，而单雄信终究最后保了王世充，没能归唐，最后只能弟兄反目，身首异处；就像胡追随了汪精卫，落得汉奸的骂名。有些时候，对于文学或者文化的取向，对于人的一生影响真的如此之大吗？
胡兰成一生的政治取向也是飘忽不定的，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过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与立场，只不过是个具有浓重名士习气及游戏人生思想的文人罢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兰成先生于政治一门学问不能洞明，于人情世故方面也难称练达。 胡兰成加入汪伪政府后，自诩“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汪精卫怎不反感，汪氏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即任《民报》主笔，乃一时政论文之雄杰，比起胡兰成，可谓天地有别。再者，胡通过林柏生、陈碧君的渠道跃为中委、伪中宣部次长，却又在南京和林柏生争权夺利，发生矛盾后，反向日本人告状，因此曾被伪政保局拘禁。获释后辞去伪宣传部职，转而投靠特工头子李士群，任《国民新闻》杂志总主笔，又著文攻击周佛海。李死后，反投靠周系统的罗君强，由罗资助其主编战略刊物《苦竹》月刊。旋被日本人选派汉口《大楚报》社任社长。战争后期他观察战争风色，又想和蒋集团拉关系未遂。做人做事如此反复，难免被人唾弃。
胡兰成之所以名世，更有“薄情”一说。特别是他对著名海派作家张爱玲等诸多女子的始乱终弃，颇为世人所诟病。他把这些“风流帐”汇成《今生今世》的自传，描述与元配玉凤、女教师全慧文、红歌女应英娣、才女张爱玲等四任妻子和护士周训德、斯家小娘范忝馈⑷毡九?艘恢?唾馨?涞仁率捣蚱藿煌?木???薏幌改迳???〉梅缌鳌Ｄ压只嵊腥思シ淼溃骸俺匀矸钩猿晌幕?乃?迹?汲上壬?笨?滓玻 ?所以，张爱玲的读者大都不齿胡的浪子行径，张本人的作品中也尽量回避与胡的交往过去，此一细节最能彰显胡做人的失败。最后，朋友好意助你回台湾，就收几个聪慧可人的女弟子，闭门谢客，专心订解《碧岩录》一类的著作，或许后来居上，从而淡化人们心目当中对其汉奸的印象，也不失为好的收场。偏又不甘寂寞，仍沉湎于为自己“翻案”，难免不再引起公愤。因为，这已经不是文化、学术探讨的范畴了，胡先生终究未能真正地参禅悟道，不免又迂腐了一次。
胡兰成对周作人与鲁迅的评价，倒是颇有见地：“周作人是骨子里喜爱着希腊风的庄严，海水一般晴朗的一面的，因为回避庄严的另一面，风暴的力，风暴的愤怒与悲哀，所以接近了道家的严冷，而又为这严冷所惊，走到了儒家精神的严肃。近来他就有一种不分明的愿望，要想改造儒家的哲理，使它的严肃变为庄严。无论如何，这将是徒劳的。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鲁迅也是喜爱希腊风的明快的。因为希腊风的明快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生活气氛，也是五四时代的气氛，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生活气氛。不过在时代的转变期，这种明快，不是表现于海水一般的平静，而是表现于风暴的力，风暴的愤怒与悲哀。这力，这愤怒与悲哀，正是一副更明显的庄严的图画。这里照耀着鲁迅的事业，而周作人的影子却淡到不见了。人们可以看出，两人的文字，对于人生的观点上，有许多地方周作人与鲁迅是一致的，几乎不能分辨，但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不知道胡先生会偏重周作人多些，还是鲁迅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