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的中国女孩刘芸，是一位演员。她属于中国Me世代的一员，享受着经济的繁荣，崇尚个人主义，对民主政治毫不关心）
周五晚 Maria 和五六个朋友外出聚餐，桌子上摆着丰盛的海鲜，大家热烈的交谈着。Maria 戴着一对大耳环，穿着紧身的天鹅绒夹克，全身上下都经过精心的打扮，边吃边和朋友聊着泰国东海岸的一个小岛。那有很棒的潜水，Maria 说，还有很多中国人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语言问题。她的朋友 Vicky（小精子）正用一台借来的笔记本从手机上下载电子邮件。Vicky 是一家咨询公司的风险咨询师，她有一个项目必须在今晚完成。当她给同事打电话时，餐桌上的话题内容从滑雪（“我至少已经摔了一百次多了”）到IPOD的优缺点，然后又到中国的信用卡。Slience Chen 是广告业巨头奥美在北京的业务经理，他说他最近收到六张不同的信用卡，“每张卡都有一万的透支额度，这样我突然就多了六万块钱”。随后话题又转到中国的在线购物，还没聊完，菜已经上来了，有蛏干、红烧鱿鱼和油炸鲶科鱼。
但是有一个话题从来没被提及过，当这个紧密的朋友圈聚在一起时几乎从来不可能聊起的话题——政治。这是他们和中国的上一代精英们完全不同的地方，他们的长辈生活的半个世纪是一个运动曾出不穷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天安门学生抗议活动以及其后的镇压。在Gang Ji 餐馆的聊天说明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远离那一切了。Chen 说“关于政治，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没有什么可聊的，也没必要卷入其中”。
中国大概有3亿30岁以下的成年人，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像一座桥，是封闭、恐惧外国人的毛泽东时代和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引擎时代的纽带。年轻的中国人是这个国家繁荣的驱动者和受益者：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在过去三年间20至29岁人群的收入提高了34%，远远超过任一年龄段人群的收入增长。他们远离政治、崇尚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只要中国共产党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他们就不会关心政治。调查今天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人，你会发现他们喝着星巴克、穿着NIKE，漫不经心的写着博客，而对选举权和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漠不关心。时尚生活杂志的发行人洪晃说：“在他们的心里，一台任天堂比民主更重要”。
随着中国Me世代的崛起，也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西方的汉学家很早之前曾预言，经济的发展最终会把民主带到中国。James Mann 在他的新书《梦幻中国》（The China Fantasy）中写道：随着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中国会蜕变成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制国家。但是中国的Me世代却彻底粉碎了这个设想。作为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受益者，年轻一代更希望维持现状。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短期内中国不可能出现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确犯了很多的错误，而且也没能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所以如果西方领导人希望取得中国的好感，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原谅这一切，否则，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挑衅者。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Me 世代之所以不愿改革，是因为怕失去目前经济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们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对政府也很满意” P.T. Black 说道，他目前正在替一家叫 Jigsaw 国际的上海公司做销售调研。随着好时光继续前进，中国新一代的精英们在政治上的漠视自会显示出其意义。问题是当如今的领导阶层退出了历史舞台的时候，在中国和 Me 世代身上会发生些什么呢？
对任何一个访问过中国的人来说，很难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看成是同一个国家。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1年，我和两个同伴去了上海的人民公园。陪同我们的外交部人员招待我们从一个专门留给“外国朋友”的特殊通道进去，而同时有一大堆中国人在门外挤作一团。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些人对外国人优先的待遇表示不满。其中我一个会说普通话的同伴，口若悬河的同他们说了一大堆话。立马一群年轻的中国男女就跑上前来把我们围住，用充满渴望的眼神望着我们问了一堆天真的问题：美国还有奴隶吗？你从哪学会说中国话的？所有的美国家庭都有三辆汽车，这是真的吗？你能不能帮助我去美国？
那些谈话发生在25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上一代人身上。那些天真、机警的中国人是我在北京海鲜餐桌上碰到的年轻人的父母，但是这两代人的打扮、观念、生活经历、教育程度和对未来的梦想完全不一样。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人口统计学上。中国自1978年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政策，所以这一代成年人大都是独生子女。纵观全人类的历史，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一代人成长在一个鼓励消费，因特网和电脑游戏流行的环境下，同时，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比他们的上一代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也更有全球化的意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被称为迷惘的一代，他们想进大学常常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今天，有四分之一的年轻人能考上大学。改革开放让更多的中国人有了机会去了解世界：在2007年大约有3700万的中国人出国旅游。在未来十年里，中国出国旅游的人数会比美国和欧洲出国旅游的总人数还要多。如今，出国旅游变的越来越容易，可是，这除了释放了 Me 世代心中的躁动之外，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全球化并没有促使他们发生任何根本的改变。
这一代人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疲了。Me 世代这一辈人从他们的父辈那了解到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大跃进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所听到的那些恐怖的故事让每一个人都对政治避之不及。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的逝世，所有这些运动才算正式结束，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那已经是一段遥远的历史了。除了和平和仍繁荣发展的经济之外，他们对过去所知甚少。Maria，27岁，她说：“和父辈们相比，我们更渴望能拥有一切，我们能吃、能品尝和能看到的都比他们要多，然而我们还希望拥有更多”。
有一件事 Me 世代有必要记住：1989天安门事件。但是对像 Maria 和 Vicky 这样的年轻一代来说，天安门事件已经不那么震慑人心了。毕竟，天安门事件发生时 Vicky 只有11岁，对发生的一切只有模棱两可的印象。像天安门事件这种运动是否有必要继续？Vicky 认为，那样只会起反作用从而使中国回到从前的封闭、落后：这样的话就再也买不到 iPod，也不能去海外旅游购物或者在周末去滑雪了。
Vicky 所说的揭示出了两代人生活重心的变化。Vicky 是一位29岁的风险咨询师，做事目标明确，很有决心。她几乎不怎么笑，最喜欢的事就是参加聚会。她和她的朋友们经常一起吃饭和泡吧，这样的聚会非常频繁以致于她说自己从来不在家吃饭。他们还经常组织一些主题聚会以庆祝像万圣节和圣诞节这样的节日，去年还有一次在埃及的度假，这些活动的图片都能在她的博客上看到。
Vicky 的新男友 Wang Ning 是一个滑雪爱好者，受到他的鼓励，Vicky 在今年年初也开始参与这项运动。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Vicky 去了北京南面一个专卖高档进口滑雪器具的商场。她挑了一套全新的科罗拉多州 Never Summer 公司的雪橇，同时还买了手套、护目镜和其他的随身用品，一共花了700美元。当我问她花这么一笔钱在一项她可能永远都不会喜欢的运动上是否值得，她说：“我认为在你决定开始一项新的爱好之前你必须在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就算我不喜欢滑雪，这套雪橇摆在家里也很好看啊，客人又不知道我用没用”。说完她冲我笑了一下以示她在开玩笑。但是当她坐在星巴克解释为什么她对政治不感兴趣时，她看起一脸严肃“因为生活如此美好，当提到餐馆服务员的服务质量和我买的产品的好坏时我关心自己的权利，可是一涉及到民主和相关的那些话题，就……。”她耸耸肩撇了下嘴，“那些东西对我的生活来说无足轻重”。
Vicky 和她的朋友们代表了一群数量庞大充满购买欲望的中国年轻消费者。如今，全国上下，年轻的白领们在博客上嬉笑怒骂，记录自己的生活和心情，和去旅行，以平衡工作与生活。（“工作努力，玩的更努力”，这句话 Vicky 说过好几遍）如果他们暂时还买不起700美元的滑雪装备，他们会希望能很快的实现这个目标。
因此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安抚好Me世代将是共产党能否维持下去的关键。到2015年，中国30岁以下的成年人预计将增加到61%，达五亿之多，和整个欧盟的人口相等。所以不管处理什么事情，为了让中产阶级满意政府愿意做任何他能做的。例如，北京现在平均每天新增加汽车1000辆。在过去五年里，北京公路上的汽车数量多了一倍，已经有三百万辆了。（相比之下，整个纽约市大约才两百万登记的车辆。）尽管严重的污染问题可能会给明年夏天举行的奥运会制造一些麻烦（北京是全世界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之一），中央政府并没有通过出台规定或增加税收来限制汽车的增加。这样的话，面对气候的变化政府要想提高北京的环境质量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只是政府长期以来讨好 Me 世代的其中一个例子。今年二月作为官方话筒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温家宝强调在100年的时间内，经济增长和民主改革，要优先发展前者。可是共产党现在遇到的麻烦事越来越多。从温家宝这样的高层干部到基层干部都清楚的知道各省的骚乱在不断增加，像农民与警察在征收土地时的冲突以及官员贪污腐败等问题，都会对共产党的政权产生威胁。
因此，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因为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政策势必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到目前为止政府的选择是站在富人这一边。三月份政府承诺将解决那些长期困扰农民的问题，譬如医疗待遇、教育收费、健康保险以及城市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目前已经有一部分预算用来解决一些与农民息息相关的问题，但是和用在经济发展上的投入相比，这些钱仍然很少。
更加有说服力的事情是：物权法修订，这部法律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立法中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后终于被提出来了。尽管受到保守派的反对，这部法律最后还是通过了。这部法律第一次把国家财产所有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放在同等的地位来看待。但是扫一眼这部法律就会发现他保护的是中产阶级：房地产、汽车、股票资产。另一方面，农民仍然不能购买土地，而不得不从政府那租借。
如果情形得不到改变，这样的政策可能会激化中国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并促使产生社会暴乱。随着Me世代的成长，他们将变的更富有和有能力，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考验，他们是否会首先推动社会和政治改革以确保中国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尽管他们没有明确要求自由选举，但是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显示出一种积极勇敢反抗当权者的态度。去年十月份，北京公安局试图强制执行限养宠物条例，规定每户只能养一只宠物，该宠物必须上户且身高不得超过35厘米。此事激起一场少见的示威活动，参与示威的是中国的富人们，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的狗主人。一个月之内，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报导，胡锦涛主席命令北京政府撤销该条例。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因为公众抗议亲自介入此事，在大部分北京人印象中这还是第一次。
这是公民自由表达自己的一次小小的胜利。如果西方国家希望中国的民主能发展的繁荣，就必须鼓励类似的适度行为，而不是期望来一个彻底的大转变。Gang Ji 餐馆，碟子已经被收走了，桌子上摆放着新鲜的水果和茶，大家都安静下来，沉思着什么。Maria 在北京一家高档俱乐部做行政经理，她说：“和父母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他们什么也没有，我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Wang Ning，滑雪爱好者，开了家广告公司，运作的很成功。他同意 Maria 所说的，他还说：“我们这代人更自我，我们为自己而活着，这样很好。我们需要力量，这样才能为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的能力所在，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帮助国家发展的方式”。
中国的未来到底会怎样呢？这取决于他们是否能认识到民主也能帮助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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