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京夫子
第三十四节 毛泽东检讨
一九六Ｏ年，对于中共来说，是形势极为险恶的一年。国内，数亿人口挣扎在大饥荒的死亡线上；国外，又跟老大哥之邦的苏联闹翻了脸，中苏共两党公开决裂。苏共以老子党自居，乘中共经济面临大崩溃而施加强大压力：撕毁一百三十六项重点工程援建合约，撤走了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数万名专家、工程师，索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向苏联购买武器装备的巨额欠款。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压服毛泽东，迫使其就范，直至造成中共党内分裂，让亲苏派将毛氏赶下台。
赫鲁晓夫同志差矣！以他在顿巴斯矿工式的政治蛮干，哪里是集三千年帝王文化于一身的毛泽东的对手？他是低估了中国古老文化的智能与力量了。他恰好帮了毛泽东的大忙。毛泽东立即抓住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把柄，来激发中国臣民的偏激狭隘的爱国情绪、排外情结，来同仇敌忾，矛头向外。从而使得毛泽东能够把他的致命伤— —经济大崩溃的直接责任，化解为三大部分：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政策偏差。
当然，即使如此，毛泽东仍不能回避和转嫁他自身的错误问题。一九六Ｏ年九月和十月，毛泽东在自己做不做检讨？如何做检讨的问题上，犹豫迟疑了整整两个月。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引咎辞职。自信党内亦无任何人敢于公开请他引咎辞职。无产阶级的政党领袖，决不玩弄资产阶级政党领袖的那套做法！至于检讨，自我批评，自然是可以做做的。
为此，毛泽东分别征求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人的意见。而对于陈云、林彪、邓小平三位，毛泽东从来视他们为小辈的，又是做具体工作的，故不大在意了。
刘少奇说：还是以党中央集体名义做检讨比较妥当，错误责任不在党主席个人嘛。毛泽东却看出了刘少奇的良苦用心：以党中央的名义做检讨，等于公开承认党的过渡时期的方针政策全错了，工业农业全搞糟了，三面红旗也从此寿终正寝了。今后再无回旋余地……刘少奇真有水平！利害着呢，今后得加倍小心才是。
周恩来说：他国务院总理首先检讨。因为他是在第一线总管经济工作的。毛泽东很欣赏周恩来的回答。啊，党内，党外，他都是外交斡旋的干才，在此关键时刻勇于承担责任，是真正的聪明人啊！
朱德说：错了，就承认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承认错误，反而会提高领导威信。还有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应该重新考虑。彭态度不好，但他是诚心实意、实事求是的。
毛泽东对于朱总司令，向来怀有三份敬意，也很放心，大老实人一个，无才便是德，朱德是最无政治野心的人。朱总司令是个招牌，摆在那里，就是党和军队团结的象征。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不想撤去这块招牌的。
至于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四位，毛泽东向来尊他们为“中共四老”，向来以长者相敬。尤其是吴玉章、徐特立二老，他更是敬为师长。四老都劝他做个检讨，但适可而止，目的在于扭转局势，稳定党心、军心、民心。彭德怀给不给予平反？放一放吧！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全国所有地区，县级党委，刚刚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层层都抓了他们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代理人，若中央又给他们平反，下面的干部怎幺做人？怎幺转弯？
毛泽东尊重“中共四老”的意见，且四老都是规矩安分之人，从来只给毛泽东以扶助，而不是给他以非难。他本来也想找陈云，但陈云、邓小平二位，自庐山会议后，就对他敬而远之，再也没有单独找他汇报过工作了。尤其是邓小平，耳朵又重听，开会时却常常坐到角落里去。这小个子聪明、能干，是个帅才，但个性太犟，脾气太硬，学养不足，爱打桥牌。今后对他呀，不得不有所提防啊。
这是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几十年来，第一次需要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公开检讨错误。井冈山时期，他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包括朱德、周恩来、陈毅三位，都是王明军事路线的推行者），被撤销了党内、军内职务，但他没有做检讨，因为他自信没有错。至于在红军内部滥杀“B团”，也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事后是一笔糊涂帐。
延安时期，他指示康生的社会情报系统，在党内大搞“锄奸运动”，的确错整了许多同志，连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在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的朱德、彭德怀，都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是抗议，他才命令康生紧急刹车，释放所有被冤屈、关押的同志，给被整死的同志的家属以抚恤，并主动召开大会，向被整肃的人鞠躬赔礼，公开道歉。但那不算做检讨，而是自己做了个高姿态，效果很好。
这次是因为推行大跃进运动出了大毛病，乡下在大闹饥荒，在饿死人，连忠诚的警卫战士，农村来的纯朴青年，都知道责任在他毛泽东身上。他明白他的领袖威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乡下农民都在为彭德怀打抱不平。他要是真如他在庐山会议威胁的“下乡去发动农民推翻政府”或“上山去找红军”的话，农民未必会再饿着肚皮跟他走了。
农民会跟彭德怀走？会跟刘少奇走？也许农民一时半会还摸不准？但是在党政干部队伍中，刘少奇的威信是越来越高了。从去年国庆节开始，连“刘少奇万岁”这样的口号都有人高喊了。这可是党内“政治斗争”的新动向啊！
毛泽东深居简出，居然在丰泽园的院子里种了些番瓜、红薯、辣椒，表示他要带头搞“瓜菜代”，过“苦日子”，几个月下来，他人老了许多，也瘦了一些，也不像往常那样怡然自得，谈笑风生了，不再拿一些严肃的话题来说笑、玩世不恭了。有一天，他忽然问张毓凤：凤凤，你看过一曲叫《霸王别姬》的戏吗？
张毓凤摇摇头。她只看过一本小人书。她家乡只有“二人转”，没有大戏。
毛泽东把张毓凤拉到跟前来，给她讲了楚汉相争的历史掌故，而后说：当然，我不是项羽，你也不是虞姬，江青也不是。我只是项羽的老乡，楚国人。也还没有闹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嘛？倒是有点像刘邦、朱元璋。刘邦连韩信大将军都杀了。我只是整了个高岗和饶漱石，加上彭德怀、黄克诚……
毛泽东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张毓凤不出声。她知道这时候不需要她说什幺，只用身子依偎着他，用双手抚摸着他，使他平静、舒服。
十一月三日，中共虽然正式发出文件：“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明确提出反左倾，反“一平二调共产风”，现阶段人民公社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下子从毛氏的半全民性质的公社所有制，退回到初级社所有制，使公社、大队二级成为空架子。刘少奇、邓小平的这一步棋，对于整顿业以全面崩溃的农业，起了关键的作用。
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讨，要求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回去在党内传达。事后，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未传达毛泽东的检讨，因为毛泽东只承认“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言下之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没有错，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也没有错。
而且，毛泽东对于当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成因，一方面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缺少经验，党和国家都需要付出“学费”；另一方面，则将全国人民唉饥号寒的责任，几乎全部推给了苏联逼债，推给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继而大谈古代的哲人们如何谦虚谨慎，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子路闻过则喜、大禹闻善则拜。共产党员要向子路、大禹学习。他还提到唐、宋的谏官制度：我的同行白居易，就当过唐德宗皇上的谏官嘛！
但他绝不提及彭、黄、张、周因反对大跃进而获罪的事情。他还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咬紧牙关，勒紧裤腰，渡过难关。他表示带头不吃肉食，请求减低口粮供应，并说已在住所的院子里种植蔬菜，跟全国人民一起过苦日子，搞瓜菜代。他还表示，自己要真正退居二线，潜心研究马列理论，不再过问党、政、军的日常事务，特别是不再插手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同志，都比自己高明。今后，一切交由他们去分兵把口。相信道路曲折，前途光明，胜利一定属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人民群众！
毛泽东确实是个高明的政治家、演说家，他说得不少与会者都红了眼睛，动了感情。特别是他谈到自己停止肉食，要求降低口粮标准，在自己的住所里种植蔬菜搞瓜菜代时，真比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决心还大，还要催人泪下。与会者感到“伟大领袖”闻过则喜、有错则改，全党有福、全国人民有福啊！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检讨之后，毛泽东一身轻松。他决定暂时读书，离开北京，到南方去过冬天。他的出行仍是坐专列。身边只带了一个张毓凤，到了江南，何愁佳人？他对张毓凤说：彭德怀说他无官一身轻。我现在也是一身轻了。你跟着我，都去做陶渊明。陶潜居士你晓得幺？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他很会生活。选了庐山那样一个地方结庐而居。你我选上海西郊、杭州西湖、武汉东湖、广州小岛、南宁明园而居。如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写得最好的是《桃花源记》、《归去来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