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还是人祸?一个公社的大跃进悲剧
作者:王泓
摘自《炎黄春秋》
From:搜狐读书
我自己可说是大跃进的“亲历者”。
那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曾在河南叶县的旧县公社(后改为区,下属八个小公社)担任过两三年的公社书记或区委书记。
我们下去时,国家几个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作动员报告,都比较笼统地说,现在农村出了问题,情况比较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原因有三:
一是天灾,
二是人祸,
三是苏联逼债。
下去一看什么都明白了。
没有什么天灾,苏联逼债不会造成没饭吃,实际上只有人祸这一条。
我们下去原因是为大跃进擦屁股的:尽快制止人口非正常死亡;恢复农村瘫痪的政权;恢复农业生产。
把妇女主任逼急了
河南是全国大跃进的先进省,旧县公社门口不远处有新建起的一座庞大的大礼堂。当地干部说:“这是省上规定的,要限定时间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筑:
一是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
二是像河南饭店式的招待所;
三是像郑州百货大楼式的百货商店。
我们只是建了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400间房。一次也没用过,不知道建这有啥用?其他两大件也无法再搞了。”
社办工业方面,在工业区建了几个工厂,除化肥厂没有搞成外,已建成的两个厂子简直使人哭笑不得。一个是把全县所有的铁匠都集中到这里,办了个飞机厂,没有钢就搜集农民的农具,据说还真打出一架飞机,就是没有发动机不会飞。
另一个工厂是专给牛做牙刷的,以为要进入共产主义了,牛也要刷牙讲卫生。这个厂子我下去时已经解散了,厂房里还堆了许多已做成的牛牙刷。
农业生产,1958年起就处于半停顿状态。丰产不能丰收,好多庄稼都糟蹋在地里。男劳力基本上都调到大炼钢铁、大搞水利等工地去了。剩下的妇女社员很快也患了浮肿病,还加上子宫下垂,基本上不能下地干活了。
对此,我问过一些人,我说我也有浮肿病,不能说一点活也不能干了吧?我这句话把我们的妇女主任逼急了,她说:“现在不是一般的下垂,而是掉出体外,挂在裤裆里,不信你来看我的!”
说着就脱裤子。我只好赶紧阻止说:“别!别!我信!我信!”
大搞水利,我们一个公社要同时在淮河上游的一个支流上修两个水库。两个可能都算中型水库。一个大点的是在上游建的一个跨公社水库。
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不小的大坝,只是堆了大量黄土而已,连个泄洪道都没有,白耗了大量民力。
用鸡粪摊饼子吃!
食堂化是饿死人的最大祸根。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根基,是绝对动不得的,而且一村一食堂还嫌小,要两村三村合办,群众说,吃不饱饭还要跑几里路,来回一走,吃的那点东西都白吃了。
我把食堂解散后,一天全集镇的支部书记给我打电话,说他那里发现一个寡居老太太用鸡粪摊饼子吃。
我马上赶去看她。见面后,才知情况更为严重,那时鸡已很少,她怎么能攒到这么多鸡粪呢(小柜还有半柜)?看来她早作了长期打算,而且说食堂化时,她吃不饱就拿它来贴补。
我愧疚得无地自容,我哭了,老太太哭了,陪我去的人也哭了。此事使我终生难忘。
想逃荒,怎么逃得了?
能否吃上饭是一个涉及到生死存亡的天大的事。这个问题越大,人民内部矛盾也越大,阶级斗争这个纲也才更能派上用场,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
你没吃的,挖点野菜,扒点树皮,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就是扒社会主义的皮;你要晚上出去搞点代食品或出去逃荒,民兵发现了,可以随便开枪,打死不偿命。
农民还特别说,逃荒不让逃,没饭吃还不让瘦,说面黄肌瘦是给社会主义丢脸,检查团来了就得把你集中锁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不让见人。有的事后忘了开门,两三天就全饿死了。反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这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急剧恶化起来,社员以死抗争,干部束手无策,放弃不管了。
而揭了阶级斗争盖子以后,又把罪过全归到基层干部身上,一般都抓起来,押在县里,政权也就瘫痪了。
这时公社至少还有三人坚持办公,一是必须留一个书记或社长,对付上级检查团,一是管计统的行家,一是管总结报告的秀才。
他们可以把粮食报表计算到斤、两,假造得极其细致逼真;工作还没做,就可写出工作总结,说得天花乱坠。
我打算首先换掉这两位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天才。恰好我们计委有位与我一起下去的王景五同志,他是我们综合局一位搞统计报表的专家,便让他顶替那位搞计统工作的天才。
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没搞清楚。
但我有两个底:一是到摸底时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
二是经过我自己挨村调查,全社死绝户的占7%。
这个情况过去我一直没敢写到报告中,也不敢对人说。
最后,我用恩格斯的话来结尾,那就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