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向斯诺讲:“和尚打伞,无髮(发-法)无天”。 (图)


毛泽东向斯诺讲:“和尚打伞,无髮(发-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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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否说过自己就像“执伞孤僧”?
来源:中华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曾三次访华。

第三次是在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这是他最后一次访华,见闻观感收入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

本文作者熊向晖先生,曾作为周恩来助理参与当时中美重大外交活动。他认为这些年来一些有关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记述颇多讹误,本文例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证之一

———关于毛泽东是否说过“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进行剖析,借以澄清所涉及的史实。

政论片“严厉精选客观存在史料”?

1990年有关单位拍摄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其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

1970年,毛泽东再一次见到老朋友斯诺……

北京天安门上,毛泽东已被人们尊崇为“神”,就在千百万人流着泪,淌着汗向他山呼万岁的时候,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地动山摇的欢呼却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当年,从他面前走过的你、我、他啊,有谁曾体察过这位伟人的心境。

一位评论家发表文章,称赞这部电视片的“艺术特色”,并说它“严厉地精选客观存在的史料”。

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

斯诺对“和尚打伞”的误读

斯诺确曾在1970年访华。这年10月1日,他应邀参加新中国成立21周年庆典,毛泽东确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谈过话。

这次谈话的内容,新华社未作报道,但斯诺作了记载,其中并无这部电视片解说词所写的那些话。(此书《漫长的革命》中文版于1975年出版,译者伍协力)

毛泽东确曾向斯诺讲过“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时间是1970年12月18日,地点是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在场的有担任英文翻译和记录的唐闻生,担任中文记录的王海容。

这次谈话长达5小时(曾印发过正式记录),现只介绍与本文有关的内容。

斯诺提到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华盛顿”。在中国,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崇拜过分了,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要降温了。

斯诺问:搞个人崇拜的人是不是真心?

毛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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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提及两位定居北京的美国进步人士,说他们的谈话不像毛主席那样坦率。

毛主席说(据正式记录):“他们有点迷信,还有一点惧怕,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对“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一语,唐闻生先直译,后解释,说明“无法无天”意为无所畏惧(在这里,毛主席是针对有人“还有一点惧怕”而说“我是无法无天”,其含义是无所畏惧更为显然)。

事后,唐闻生奉命给斯诺一份英文记录。

美国《生活》杂志1971年4月30日的一期,发表了斯诺写的题为《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的文章。文中介绍了这次交谈的主要内容。

这里只引用该文倒数第二段(斯诺将这段一字不漏地收入《漫长的革命》第七节)。这段(据伍协力的译文)全文如下:

“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他说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实在是很简单的。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这样,斯诺对“和尚打伞”作了“艺术加工”,以致面目全非。伍译的“云游”二字“雅而不信”,其余均符原文。

若按原文的句法和语气,应译为:“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孤单的和尚,带着把破伞,漫步在世间”。“孤单的和尚”或“孤僧”,可看作是对“实在是很简单”的描写或延伸。

电视片创作者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对斯诺讲的那句话,有两种记载:一是正式记录,二是斯诺的文章。两者大相径庭。如作“严厉地精选”,理当去伪存真,但被誉为“运用了一百多年来的有关文献资料”的这部电视片的创作者,却将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史料融为一体,加以灵活“运用”———且看是如何“运用”的:

(一)该电视片让“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忽然”二字似非闲笔,姑不置论。问题是:“说”字之后有两句。第一句末尾加上句号。第二句是不是毛说的?由于那个句号,就有两种可能: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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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句: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一句半文不白,长达16字,不会是口语(不信?你说说看),更不会出自一向反对党八股的语言大师毛泽东之口,这显然取材于斯诺的文章,但又作了加工。

为便于对照,重引伍协力的译文:“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该电视片解说词把“不过是”改成“就像”,相应地删去“罢了”;把“带着把破伞”改成“手持雨伞”;把“云游世间”改成“云游四方”。

这些改动还不打紧,要害是把主词“他”改成“我”。

斯诺采用“他说,他……”的表达方式,因非直接引用,留下余地;尽管有错,自己负责。该电视片改成“我”,一变而成毛泽东的原话。如此这般地“再创作”,就不好让逝世多年的斯诺负责了。

再看第二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显然取材于正式记录,但截头去尾,并把“无发(法)无天”改成“无法无天”。作为口语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旦写在纸上,总要在“发”后加上“(法)”,这是常识。

若问该电视片为何这样改?先需弄清第二句是不是被当作毛说的话。

如是,与第一句相联,就显得毛语无伦次,愚味无知。

如不是,就成为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尚打伞”可能是用来为生造的第一句打圆场;“无法无天”可能是逆毛泽东的原意而用之。

《辞海》对“无法无天”的解释是“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官场现形记》第十五回:”……一个个无法无天,我们苦头也吃够了,实在说不出一个‘好’字。

“倘创作者意不在此,还可另作解释:据《辞海》,“天”也指“所依存或依靠”,则“无天”可指“无所依存”或“无所依靠”,这与“无法”的通常含义“没有办法”是一个意思。是否如此,且看下文。

(二)下文紧接着是:“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这是毛泽东的内心独白?还是毛向斯诺或其他人提出的问题?

若是前者,创作者怎会知道?若是后者,有什么“有关文献资料”作依据?这是重大的“政论”问题,不宜一笔带过。

据我所知的文献资料,“社会主义要改革”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酝酿、到1980年代才逐步明确的。

假如毛泽东在1970年就探讨“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的问题,则从那以后的中国历史就得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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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段解说词的主旨在于提示毛泽东晚年的“心境”,但笔法曲折,写成“地动山摇的欢呼却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

自1949年开国大典到1970年国庆节前,在天安门广场多次举行过数十万军民参加的集会游行,毛泽东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地动山摇的欢呼”。

但创作者告诉我们,毛“从未有过”这种心境。可见,这种心境和这种欢呼不相干(从1971的林彪叛逃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毛再也未在天安门上听到那样的欢呼)。

可是在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却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了。

这部电视片不是故事片,而是政论片,政论总要有论据。这有论据么?有的。

1970年来了个斯诺。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孤僧。孤僧当然“孤独”。但“艰难”和“不安”同云游四方、超凡脱俗的孤僧对不上号。

这有论据么?也有的。毛泽东“无法”解决“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的问题。

鉴别史料真伪的工作不容忽视

临末,我也谈点“体察”吧。该电视片这一段解说词编织出这样的图像:以1970年国庆节的天安门为典型环境,在“人”与“神”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并用“艺术语言”作了鲜明对比———天安门下,“千百万人”向“已被人们尊崇为神”的毛泽东“山呼万岁”,而且是“流着泪,淌着汗”,“地动山摇的欢呼”;天安门上,被尊为“神”的毛泽东“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

为此,就让毛泽东说出他从未说过,也决不会那样说的话,就代毛泽东提出他从未提出而至今也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创作者创作出已被尊为“神”的“这位伟人的心境”,还要“当年从他面前走过的你、我、他”去“体察”;并通过电视,还要当年未从他面前走过的千百万观众去“体察”。

从艺术上看,是很有“特色”了,但从政治上看呢?(这是“政论片”呀!)

对此,且借用某评论家的两句赞辞提问: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严厉地精选客观存在的史料”吗?是“没有把历史当做任意妆扮的天真小姑娘”吗?

不久,听说胡乔木发现《世纪行》(即该电视政论片,编者注)存在的错误,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由当时中宣部王忍之部长负责的小组,核对史实,修改了解说词,重新配音播放。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敬佩胡乔木,也赞成中宣部知错即改的做法。

遗憾的是,刊登过《世纪行》原解说词的报纸,没有刊登修改后的解说词。

不久前,仍有人引用杜撰的那句话来贬损乃至丑化毛主席。

四年后,《党的文献》副主编田松年向我约稿,我把1990年写成而未能发表的《毛泽东是否说过“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一文稍加修改交给他,开头只说“1990年有关单位拍摄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文中未提片名、单位名、报纸名及评论者名。

该文在《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发表。这里则着重提供有关史料。从中可以看出,连斯诺这样高尚的人,在非凡情况下也写过不实之词。因此,鉴别史料真伪的工作不容忽视。当然,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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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读

龚育之对此事的一点补充

熊向晖同志的文章中讲到《世纪行》解说词中一度出现过一个令人难解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90年最初拍成的《世纪行》,其解说词只是说:1970年国庆节在北京天安门上,“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明明是亿万人簇拥着他,他却感到孤独;明明是地动山摇的欢呼,他却听来悲凉。当年,从他面前走过的你、我、他啊,有谁曾体察过这位伟人的心境。”

我看了电视片,听到这段解说词,给这部电视片的总策划和总监制分别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一方面称赞这部片子,一方面告诉他们,所谓“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是斯诺对毛泽东所说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个歇后语的误解。

而且毛泽东不是在天安门上向斯诺说的,是后来在同斯诺长谈时说的。因此,不合事实,必须删去。我还说,我查过原始的记录,我这个判定是绝无疑问的。然而,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后来报上发表的《世纪行》解说词,是经过了修改的,仍然保留了那句执伞孤僧,但是,在那句话之后加了八个字:“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我猜这是对我那封信的回应。

然而,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假如不相信我提供的材料,那就没理由加上这八个字。假如承认毛泽东讲的是这八个字,那么,斯诺所说的执伞孤僧云云,只能是误解,没理由再引用。

于是,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全文发表了修改后的《世纪行》解说词的那家报纸的主编,请求发表。依然是没发表,而且没有回信。然后,就有了熊向晖同志文章所说的胡乔木同志对《世纪行》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以及对《世纪行》认真的修改。不过,还是没在相应报刊上对此事加以澄清。

这一年12月26日,电视台放映了一部讲毛泽东的短片(不是《世纪行》),其中又说,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个不是事实的、基于误解的所谓毛泽东对自己心境的自白,仍然在中国流传着!

为此,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这样的误解不要继续在中国流传。很兴奋,也很感谢,《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以上这些经过,写下来,算是对熊向晖同志文章的一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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