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和她的三个儿子

曾志和她的三个儿子

转贴说明：

此贴有两篇文章，第二篇的内容，有明显史实错误，敬请读者注意！

————————————

一。曾志阿姨和她的孩子们

　　有一天，曾志阿姨家从井冈山来了两位客人，一位姓石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他们大包、小包的带来了不少的井冈山的土特产。

　　小女孩叫曾阿姨是奶奶，那个男子叫曾阿姨是妈妈，亮亮叫他是哥哥。

　　我顿时感到诧疑。

　　我知道陶铸伯伯和曾阿姨只有亮亮一个女儿，怎么会冒出了一个叫她妈妈的人？

　　曾阿姨看出了我的疑惑，从书桌里拿出了一本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女革命家丛书——曾志的故事》，她签了名送给我。

　　我一口气读完了它，一步步地走进了她那跌沓起伏、光辉灿烂的不平凡的革命生涯。

　　曾志阿姨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出生在湖南宜章。为了想当中国的现代花木兰，1926年，她十五岁就毅然报考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继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第二个培养干部的场所。招收的学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共有120名，其中有20名女生。她是年纪最小的学生。

　　她成为一位过着军事生活的女兵，她的人生道路从这里发生了急转弯。同年她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导主任夏明震代表党委讲了话。他说：“从今天起，你们就开始了新的生命——比肉身更重要的政治生命。要一生一世保持对党的忠贞不渝！”她永远地、深深地记住了这些话。

　　在曾志同志革命的初期启蒙阶段，夏明震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夏明震出身于书香门第。兄妹五人都为革命而捐躯。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首鼓舞了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革命诗篇的作者——夏明翰就是夏明震的哥哥。

　　曾志入党时，夏明震代表上级来祝贺；曾志毕业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担任农协的妇女干事，这样她和夏明震长期的共事，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当时曾志只有十六岁。
　　
　　就在他们新婚不久，尚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党的特派员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提出了“兼壁清野，焦土政策”的极左口号，错误地认为，这样就能让进攻的敌人，无寸草御寒，无粒米裹腹，不战自垮。

　　这一极左盲动的作法，严重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反动势力利用一部分农民群众的抵触情绪，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叛乱。

　　1928年3月22日，年仅21岁的夏明震和他的战友被反革命分子残忍地杀害了。曾志忍受着新婚痛失丈夫的巨大悲痛到了井冈山。

　　后来在井冈山曾志与蔡协民结为了夫妻。

　　蔡协民是朱德的部下、工农红军郴州第七师的党代表。

　　1928年4月28日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的会师，郴州第七师正式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8月间，曾志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同年11月曾志在井冈山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

　　当时，战争的环境那么艰苦，天天要行军打仗，打的又是运动仗，根本无法带着孩子和抚养孩子。

　　正好有位当年王佐部下的石连长的爱人来看曾志。石连长是当地人，自己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曾志只好将在自己襁褓中呆了26天的儿子，托付给了石连长夫妇，取名石来发，植根井冈山。

　　一直到1952年，石来发24岁时才与亲生的母亲相会。

　　这些年来，他也多次一人或带着儿女上北京与曾阿姨一家团聚，曾阿姨也两次上井冈山去看望她的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

　　后来曾阿姨还关心她的孙女们，一位在北京旅游学校读书，一位在武汉湖北艺术学院读书。她希望我爸爸和王家吉叔叔在武汉，就近能够给孙女一些照顾。

　　在一天晚上纳凉时，曾阿姨还告诉了我，她另一个儿子的伤心事。

　　她现在还有一个苦命的儿子——蔡春华，生下还没满十三天，就被送给了一位做地下工作的警官婶婶。

　　这位婶婶五十多岁，家境贫寒，膝下无子，收留了这个孩子后又交给了一个奶妈去喂养。这个奶妈自己有个两岁的孩子还在吃奶，因为奶水不够，只好用稀饭馒头来喂养这个可怜的婴儿。这孩子从小营养不良，还患了全身淋巴结核和肾结核。后来做手术去掉了两根肋骨和一个肾脏，并进行了髋关节的清创手术。命虽被保住了，但是一条腿却比正常人短了三、四寸成了残废。

　　全国解放以后，曾阿姨就托当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方毅同志，为她寻找这个儿子。1950年终于找到了他，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曾阿姨回想起他们母子会面的情景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位无比坚强的女革命家的眼里满含着闪烁欲滴的泪水，但是她很快地强忍着悲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她用手比划着他的这个苦命的儿子的个头，告诉我他17岁的个头只有10岁孩子那样高，像一个侏儒。

　　回到母亲身边后，他才开始上学。由于他的刻苦和努力，后来考取了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在东北长期从事黄色炸药研制工作，后来才调到广东乐昌任工程师。现在也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凭着勤劳和智慧的双手，过着俭朴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从来没有要求母亲对他过去的遭遇做出任何的补偿。

　　曾阿姨从此再不和我谈起她儿子的事。

　　一直到我看完了《曾志的故事》和她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后，我才知道曾阿姨还有一个由组织决定卖了100银元作党费用的儿子——铁牛。

　　那是1931年生下的她和蔡协民的儿子。

　　原本，她是要将孩子送回外婆家抚养，外婆将盘缠都给准备好了，只待曾志同志有时间就请假出发。

　　就在这时，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找到了曾志，结结巴巴地向她吐露了真情。因为厦门中心市委急缺经费，听说曾志又生了一个男孩，就由组织决定将这个孩子送给了一位有钱的医生，换得了100块银元给组织应急。

　　这种事在今天来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但是那时候，对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自己的信仰外，一切都可以抛弃。

　　曾志听后只说了一句：“既然组织上决定了，我坚决服从。”孩子就被送走了。走后由于孩子太小，小铁牛又接二连三地患了可怕的传染病，养父也没能挽救这个年幼的小生命，去了一个月就夭折了。

　　就这样曾志为革命献出了这个儿子。

　　也许这隐痛已经被曾志阿姨深深地埋葬在心底了。她对谁都从不提及这个儿子。我也不敢问起，怕触动她心底深处的伤痛。

　　曾阿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担任小井红军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在一次她外出开会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敌人从小路偷袭了医院，用机关枪将130多名伤病员，全部枪杀在了附近的稻田里。曾阿姨去世后，嘱咐后人将她的部分骨灰埋在小井的一个小山坡上。那里为她立了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写着“魂归井岗”下面写着“红军女战士曾志”。她的英灵将永远和她的战友们在一起，永远游荡在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中。

　　1941年在延安，曾志三十岁时才为陶铸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亮亮。

　　亮亮如一缕清清的溪水淡泊、平静、儒雅、大方。

　　正如人们形容的那样，她的父亲陶铸热烈得有如燃烧的火，她的母亲曾志则刚劲、文静如冰。他们两的相遇结合和当时特殊的环境，必然造就出了如水一般清纯，温婉的女儿。

————————————

二。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

《报刊荟萃》2006 年第 11 期
龙源期刊网

曾志(1911-1999),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1926年秋进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共产党｡

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随后上了井冈山｡

1937年任湖北省委妇女委员会书记,

1945年到东北,任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

1954年后,任广州市委工业书记｡

1967年陶铸被打倒后,曾志在中南海被禁｡

1969年10月到粤北翁源县劳动｡

1973年回北京。

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组部副部长等职｡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是曾志晚年在病榻上以回忆录的形式写成的一部自传｡

　　这部自传与一般的回忆录有很大区别,“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在书中,她没有隐讳什么,也没有矫饰什么｡以亲身经历,从一个侧面,透视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剪影,记述了早期党所犯的幼稚､盲动的“左”倾错误以及后来个人迷信时期的灾难｡

　　书中对她的婚姻､情感经历,也记述得极其坦诚和感人,使读者触摸到了一颗崇高而圣洁的灵魂｡

　　陶斯亮曾写过一篇著名的祭父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撼动全国｡

　　曾志去世后,陶斯亮又写了一篇祭母文｡她用诗的语言,准确地道出了曾志的品格:“亲爱的妈妈,您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你从轰轰烈烈开始,却又以平平淡淡结束;当年那灼灼锐气已变为如水般的平静;但惟独对自己的信仰和忠诚不曾有丝毫退色,对革命的热情不曾有丝毫减退｡你对物质生活的淡泊与您对精神信仰的执著形成巨大反差,这正是您品格上的最大特色｡”

与毛泽东

曾志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从井冈山开始的｡因此无论从私人交情还是从革命同志关系来讲,都是比较长的,毛泽东在“文革”中一直把曾志当作井冈山的人加以保护,可见两人关系不错｡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毛会合”后,曾志随第七师直属队上了井冈山｡

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曾志和丈夫蔡协民在休息时,突然听到门外有个洪亮的声音在喊蔡协民,原来是毛泽东｡他走进屋,看了曾志一眼,对蔡协民说:“嗬!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哦｡”

这是曾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她当时就感到他是个热情风趣､平易近人的人｡

在井冈山艰苦的岁月里,同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曾志和毛泽东､贺子珍此后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

不久,曾志离开井冈山到福建工作,与毛泽东等分别很多年之后,才在延安见面｡

曾志一到延安,就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见面｡2天之后,毛泽东就回信了:“曾志同志,接到你的来信,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接你来,见面再长谈｡”

第二天一见面,毛泽东握住曾志的手,高兴地说:“你来了,很好,很好!”然后亲自把曾志迎进窑洞里｡

毛泽东对她说:“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都注意打听你｡潘汉年来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这几年你们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

毛泽东这样细致地关心自己,使曾志很感动,面对兄长般的领袖,曾志将几年来的郁闷委屈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毛泽东则像兄长一样倾听着｡

最后曾志向毛泽东说:“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

曾志的要求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对她说:“很好,你有了实际工作经验,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之后,就可以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自己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

开饭时,毛泽东把江青喊出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事,曾志很早就听说了,对于江青,长期在白区工作的曾志也不陌生｡

当时曾志就想,毛泽东怎么会和在上海滩声名狼籍的一个电影演员结合呢?对于曾志来讲,她和贺子珍才有朴实而真挚的感情,才真正合得来｡江青出来见了曾志,由于当时江青正怀孕在身,身体不太好,很少说话,对曾志谈不上热情,也谈不上不热情,也就是客客气气的｡

由于曾志与毛泽东之间从井冈山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因此后来毛泽东自己的一些事都拜托给曾志｡

比如建国后有一次曾志去见毛泽东,当时已是夏天了,毛泽东还穿着破得有许多洞的毛裤,曾志当时就问:“这么热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毛泽东无奈地答道:“腿没有毛病,只因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曾志有点生气地说:“那江青不会给你订做吗?”毛泽东摇摇头说:“我生活上的事她从来不关心｡”曾志于是主动说:“那我在广州针织厂帮你订做两套好吗?”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那就麻烦你了,我有稿费,我自己出钱｡”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志见到了住在南昌的贺子珍｡两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姐妹见了面,感慨万千｡两人有说不完的话｡

回到庐山,曾志把自己见到贺子珍的情况详细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分关切地问起有关情况,当听曾志说:“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时,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对她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10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当值班时再来｡”

这种绝对个人的私事,能够对曾志讲,可见毛泽东的信任程度｡

后来在汪东兴的安排下,由朱旦华和水静陪同贺子珍上庐山与毛泽东见了一面｡

作为朋友,曾志十分同情贺子珍的遭遇｡她多次去看望孤独的贺子珍。

1965年在上海的时候,两人经常见面,谈很多的往事｡

有一次贺子珍对曾志说,毛主席不应该这样去对待彭德怀｡可见贺子珍的思考是健全的,有独立见解,政治水平也不低,不是有精神病的人｡

与陶铸

曾志的第一任丈夫是蔡协民,那时她随彬州第七师机关一道转移,在师长邓允庭的撮合下,与蔡协民结为夫妻｡结婚不久曾志临产了｡

　　由于是第一胎,又是难产,她整整痛了3天才将孩子生下来｡孩子生下来后,曾志的身体非常虚弱,好不容易经过中药调理后,身体才逐渐有所好转｡

　　曾志的命虽然保住了,但喂养孩子的困难却无情地摆在面前｡

　　一天,一位姓石的副连长的妻子来看望曾志,曾志立即托她把孩子送给当地群众抚养｡石副连长的妻子看着这个小男孩虽然有些瘦小,但活泼可爱,便想留给自己抚养｡

　　她答应曾志说:“我嫂子刚生了个孩子,我请嫂子一道喂养｡”就这样,出生才26天的儿子被抱走了｡望着自己的亲生骨肉就这样离开自己,坚强的曾志泪流满面｡这个孩子被石副连长夫妇抚养大后,起名叫石来发,解放后一直生活在了井冈山革命老区农村｡

后来根据组织安排,曾志和丈夫蔡协民离开井冈山,来到福建｡不久,被派去厦门一带从事白区工作｡

在厦门,省委书记罗明接待了他们｡在这里曾志才和陶铸认识｡

那是1930年10月的一天,省委书记罗明把陶铸介绍给了她和蔡协民｡曾志仔细一看,原来他就是指挥过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的陶铸｡

曾志又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陶铸,觉得他虽然不算英俊,但是穿着得体,举止不凡,英气逼人｡陶铸以前也听说过曾志,在印象中她应该是一个很泼辣的妇女,没想到眼前的曾志令他大吃一惊,想象中风风火火的女性,竟然是一肩长长的秀发,白净漂亮的姑娘｡

1932年10月下旬,曾志突然接到厦门中心市委的通知,要求她与丈夫蔡协民速回厦门｡

期间,由于闽南党内对蔡协民不公正的处分,加上工作原因导致二人感情不和,蔡协民和曾志都感觉心灰意冷｡临行前,她与蔡协民提出就此分手的想法,两人的夫妻关系就此结束了｡

11月份,曾志来到福州｡

到福州一月之后,福州市委让她担任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与陶铸､谢飞等同志住在机关｡

谢飞调回中央苏区后,曾志便与陶铸以假夫妻相称,建立了“家庭”｡

在福州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曾志与陶铸生活和工作在一起,逐渐对陶铸有了感情,自然地结合成一对真夫妻｡

然而,仅仅在租住的一间旅馆里度了10天的“蜜月”后,陶铸被“左”倾中央撤职,被召到上海去由党组织另行安排工作｡就此两人由此分别｡

到延安后,曾志与陶铸终于团聚了,当时曾志担任中央妇女委员会秘书长,不久就生下了女儿陶斯亮｡

新中国成立初期,陶铸由广西奉调至广东,担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兼广东省政府代理主席､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工作基本固定下来｡在这之前的10多年里,曾志与他总是离多聚少,即使相聚,也只是短短的几天｡

作为一个女革命者,曾志也想尽做妻子的义务,为此,她向组织要求,希望能调到广东工作,和陶铸在一起｡中南局领导同意曾志这一想法。

1952年初,曾志调至广东,被任命为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广州电业局党委书记｡

但曾志毕竟是一个个性独立的领导人,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家庭妇女｡而在大男子主义较重的陶铸眼里,似乎又是把她当作自己的妻子｡因此有时也为了工作上的事闹矛盾｡

比如1954年筹备第一届人大时,曾志被推荐为广州市的代表,但名单报到陶铸那里,却被他勾掉了,换上了另一位女同志｡于是曾志很气愤,责问陶铸｡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是从大局考虑问题,照顾另一位重要领导人｡但如果是别人他可能不会勾掉,因为曾志是自己的妻子,就想当然地把她拿下来换了别人｡曾志质问陶铸:“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什么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见!”

在这个事情上,陶铸确实没有讲原则,而是“大义灭亲”｡后来曾志还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信,得到毛主席的安慰,当着陶铸的面说曾志是“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但陶铸根本没有理解其中背景,还傻呵呵地笑呢,曾志看到这个样子也忍不住发笑｡

1966年5月下旬,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临行前,陶铸欲言又止,在午饭的时候,他终于开口对曾志说:“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曾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追问了一句:“让你做什么?”“中宣部部长｡”陶铸低声回答道｡曾志有些着急地说:“你做中宣部部长不太合适,宣传部长要有很高的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你胜任不了｡”陶铸点了点头｡“那你还不向中央辞掉｡”“不行啊!我还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了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作决定,那就去吧!”陶铸无奈地对曾志解释说｡

陶铸独自飞赴北京不久,独自一人留在广州养病的曾志考虑到陶铸一个人在北京,自己在广州养病还不如到北京养病,两人在一起也好互相照顾,于是9月10日,曾志在省委的同意下,飞赴北京｡没想到刚下飞机,陶铸就在机场迎接她｡这是他们结婚30余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因此令曾志十分感动｡

但随着“文革”的深入,厄运就接踵而来降临到他们夫妻头上,陶铸被批判为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刘邓路线的代理人等等｡

有一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责问他为什么不宣布一个名叫吴传启造反派为“革命左派”｡素来正直坦率的陶铸说:“吴传启的材料你已看过,确实有问题,不应去支持这样一个有问题的人｡”孰料江青暴跳起来,指责陶铸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忍无可忍的陶铸怒从心起,反驳江青说:“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江青一听,立即大哭大闹起来,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要和陶铸算总账!

自1967年1月4日夜晚开始,陶铸就失去了自由｡在各种严酷的精神折磨和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国庆节前后,陶铸终于倒下了,被检查得了癌症｡尽管陶铸的身体到了这种地步,江青一伙仍不放过｡

10月15日晚7时,曾志得到指示要陶铸疏散到合肥去,不许她一起去｡

临别时,陶铸沉思良久,毅然对曾志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了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10月18日,陶铸就被迫离开北京｡

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悄然病逝,从与曾志分别到逝世,只有4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