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反思与批判（一）
作者 : 亮剑！, 發表時間：3/3/2007
【文章摘要】: 问题的真相是多元化自由流动、公平竞争与交流的国际环境，才是形成全球民主政治氛围的根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均势与制衡，才是自由主义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得以诞生的根源及其保证。而现代专制主义，正在威胁我们营造的多元自由流动、平等竞争的国际大环境。
【正文】
对于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先生的了解，还是在2002年9·11恐怖爆炸事件突发之后，在这一震惊世界的巨大灾难面前，人们突然回想起1996年亨廷顿先生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这本书。书中有如"先知"般的预言让他瞬间名声大振。更由于其观点超越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纷争而比较客观的描述了多元文明并存的这一现实世界蓝图，既获得基督教文明以外其他文明所属的国家与民族人民的青睐，也获得了各传统专制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
9·11恐怖袭击事件不仅仅是深刻而意义深远的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当时面对着大陆愤青幸灾乐祸的民族主义高亢激情，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一方面是反复咀嚼玩味这本对历史有着穿透力、对未来有预见、对现实又具有洞察力的书；另一方面是广泛的了解恐怖事件、核武化武方面的普通常识，寻找问题的根源。而这本书，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观察问题的角度、拓宽了视野、调整了思维方式，当然也改变了对事物的许多看法。以至于几年之后的今天，我提笔写下《不可抗拒的民主化浪潮》前三篇时，人们还提醒于我，他们似乎从文章中找到了亨廷顿的影子。这时的我才如梦方醒，重新从书柜中找到这本尘封已久的书，再次反复的咀嚼起来。发现自己在不自觉的思考行文之间，对亨廷顿的思想进行着批判性的吸收，对其重大的观念错误，早有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回过头来，发觉几年后对事物的看法与思考问题的角度毕竟已经有些不同，原来没有写下批注的地方更多的引起了我的重视，对于其中许多观点上的偏颇也有了更深刻一些的认识，由此开始了批判性的反思与研读。
也许是作者丰富的国际事务经验与阅历，赋予了他与众不同的超越性国际视野，由此而具备了透视纷繁杂乱、动荡不安的全球性迷障，洞察事务的真相、发现问题的本质，把握事物的主线的非凡能力，赋予了他提出一种新的全球战略图式的基础。然而，当他提出；"不是文明冲突，那会是什么？"，我们不仅要问，难道仅仅是文明冲突吗？
一、共同的前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崩溃，东方共产主义阵容瓦解，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战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1989年，富山教授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奇迹般的预言东方共产国际阵容的崩溃，影响深远的激起了全球性的喝彩，它庄严的宣告：近一个世纪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结束、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取得全球性的胜利、人类政治制度的进化已经结束、历史已经终结，今后人们所要完成的不过是技术层面上的细节问题。这一乐观的预言一锤定音的宣告了一个永久和平新时代的来临。由此而改变了西方民主大国的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彻底放弃冷战遏制传统战略。
1996年，有别于富山教授的乐观预言，亨廷顿教授在几年的深入细微的观察之后，提出了另一个多元文明对抗的悲观预言：历时没有终结、永久和平没有到来，多元文明的对抗与冲突将取代冷战时期的两大意识形态对抗而上升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矛盾与根源。
然而，他们预言的共同前提却是——冷战已经结束、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已经完结！乐观的预言，让西方民主大国丧失应有的警惕而沉浸在一片的骄傲、自豪、乐观甚至狂妄自大之中，以至于对紧随而来的全球性民族独立导致的种族冲突、屠杀、难民潮、武器扩散、核武扩散及讹诈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以至于让西方大国轻视对共产主义残余势力的遏制与清剿，而奔忙于武力干涉民族冲突、宗教战争。悲观的预言却把文明冲突与对抗范式上升为西方大国的全球战略，同样忽视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死灰复燃、全球蔓延及共产专制帝国的再度崛起。
作为一种宏观的、物质的、巨大形体的、地缘政治的、军事对抗的共产主义阵容确实几近剿灭，而曾经一度深陷于绝境。然而，作为微观的、思想的现实存在，它却从来没有消亡过，它所具有的、强大威胁的社会潜在动员力量，一方面对思想界的多元繁荣、传统资本主义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飞跃起着建设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其斗争、对抗哲学与积极自由思想又是导致社会动荡、威胁人类和平的不稳定因素所在。
当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被重新包装来到西方进行学术交流、访问乃至定居甚至组织地下团体时；当马克思在西方再度评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时；当德国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站在独立思想与现实批判的立场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提出具有广泛影响力与洞察力的深刻批判时；当社群主义在民主宗旨国美国以多元利益团体的共同追求召唤共同认同者的利他主义奉献精神与集体利益的捍卫时，面对这一切现实的客观存在，我们能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死亡？
冷战没有结束，它在外在军事对抗联盟的突然消失之后，以另一种隐秘的方式渗透到民主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随着人们对共产政权血腥、残酷、专制记忆的淡忘而重新赢得人们的好感。就像萨达姆的军队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并不意味着伊拉克的专制力量、思想与思维惯式的消亡一样；就像中国国内的人士，即使批上了民主人士的外衣，并不意味着专制思想的清除一般。当人们忙于整合民运思想、清除异己时，我们看到的是，抗拒多元的排他性共产残余思想渗透到人们的骨髓。而更可怕的是，在西方民主阵容放弃应有的警惕之后，我们还看到这种无所不在的隐秘力量，在重新包装自己之后，发起了全球性的现代专制主义反潮。
当亨廷顿日益的担心外来移民人口的增长将最终颠覆美国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价值，人们在看到现实的威胁所在之时，是否想到问题的根源所在。亨廷顿看到的是民族符号、文化的外衣，却没有看到背后隐藏的两大甚至多元意识形态冲突的本质。如果民间文化不被提升为构筑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的话；如果文明不为利益动机与权利所操控，文明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将远远低于意识形态的对决与对抗，而更多的表现为交流与对话。因此我们说文明断层处的冲突，还是发生在专制与民主、神权与人权、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与现代这些对立矛盾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选举的德国，竟然突然崛起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暴政，难道今天的人们，能够不有所警醒而堤防现代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及其产生的内在根源吗？
因此我们说，面对新的现实威胁与挑战，自由主义思想进化远没有结束、民主政治制度应在更加广阔的多元宽容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如果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避免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民主义的观念冲突与对抗而在良性竞争交流中自我完善的话；如果构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自由主义思想不能够完成对传统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儒家王道政治思想的重组与驯化的话，现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民主国家，无论从内部到外部，都将面对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微观的、宏观的全面挑战。而不仅仅是文明的对抗。
由此，我们得以看出， 福山与亨廷顿两位教授的这一共同前提与预设根本就不存在，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警惕而迷失于文明的对抗必将导致亨廷顿所日益担心的威胁与后果。其预言与其说是远见卓识的预见，不如说是为专制主义招魂、为民族冲突正名：说着说着，专制主义真的就转土重来了；说着说着，文明冲突就发生了。它具有某种强大的心理暗示作用。因此，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与普世的民主正义观必须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与全球视野下接受全面的挑战，实现价值与制度升华。
二、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对决，依然是新时代的主题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鹰击长空、乘风破浪、还是一马平川，我们都无法离开航标、指南、地图，尤其是穿越于陌生而复杂的区域。古有指南针，现有高科技GPS定位仪及高精度的电子地图。它的意义与价值，就是在纷繁杂乱的世界，把握事物的主线与行动的方向。
在东西方冷战时期，两大普适价值意识形态纷争把世界分成两大部分，对抗、遏制与竞争在两大阵容的交汇边缘地带发生僵持着。由此而形成了东西方冷战遏制战略图式与思维范式。许许多多的重大决策与方针问题，都在其中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全球冷战遏制图式，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主导世界的大国策略与蓝图。
苏联东方共产阵容崩溃后，文明人类于一片欢呼之后，却突然无所适从，他们找不到敌人究竟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今后将走向何方。人们一方面放弃意识形态归属，寻求着新的认同；另一方面着眼现实与未来、寻找新的全球战略图式与思维范式。而亨廷顿的全球文明对抗范式作为对现实存在的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及全球性地缘政治重组的突出重现，只不过是全球视野下多领域、多方式竞争的重点陈述，而在民主乃至传统专制国家在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与权力战略之外，提供了另一种新国家战略图式。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就能发现，日月交替、潮起潮落，人类文明的竞争、交流与对话从来没有中止过。文明之间的竞争与政治哲学思想、经济、军事及其制度竞争相比，它既不是起始、也不是终结，而不过多元竞争、交流、对话中的一种历史现象的呈现，犹如商业竞争的文化包装，它伴随着资本的强大力量而来，同时又紧随着资本的耗尽而去。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时代的到来、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随着无形资产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得以发现，任何民族的文化遗产、历史传承都将作为具有无限价值的民族瑰宝与财富为全人类所珍重，在全球性的交流、竞争与对话中，获得了应有的尊重与重视。由此而日益导致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界限的模糊，面对一个全球财富、资源与文化自由流动的现代世界，我们又凭什么来区分哪里是东方、哪里是西方？当人们刻意在全球七大文明之间建立起新的壁垒、铁幕，而人为阻断他们之间的自由流动、互信、融合时，其间的对抗、仇视与战争才不可避免的必然爆发。而解决问题的根本性办法，在于敞开胸怀，迎接一个全球性大移民的时代、打造一个文明自由流动的市场、共建一个多元文明无所不在的国际大环境。
纵观全球，人们得以看到，美国的唐人街就是传统的中国、中国的中关村就是美国的硅谷、全球华人过的是传统的中国年、跨国大企业摩托罗拉的现代管理方式正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不知基督教为何物的中国小童年，在圣诞夜来临之际，梦幻中期待着悄悄放在床头袜里的圣诞礼物。我们凭什么说文明有别于资本、财富、哲学、科学及知识财富的全球性自由流动、交流与竞争，悲观的认为文明之间只能冲突、对抗，没有平等竞争、交流与融合？我们又凭什么说文明的这种对抗注定成为新世纪的主要冲突与战争的根源？
问题的真相是多元化自由流动、公平竞争与交流的国际环境，才是形成全球民主政治氛围的根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均势与制衡，才是自由主义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得以诞生的根源及其保证。而现代专制主义，正在威胁我们营造的多元自由流动、平等竞争的国际大环境。人们唯一应该担心的正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如马克思主义、儒家王道政治思想、排他性的伊斯兰原教旨宗教的神权专制思想，作为政府构建的权力与政治基础，对多元环境下公平竞争的颠覆、对他者的禁止甚至消灭。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禁止、堤防、制衡专制意识形态的肆虐扩张与壮大，真正演变成现实政权的政治基础，从而威胁到人类的自由、和平，挑战人的尊严与价值。
问题的真相是孤立、对抗而不相往来的排他性全球七大文明在现实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它是人们想象中的产物，由此而推导出的文明冲突全球战略图式将步入歧途的阻隔全球自由移民时代的到来；阻隔自由流动下的多民族文明融合与共建；阻隔互信基础上的多元文明平等竞争环境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民主大环境的营造。
最后我要重申的是，冷战并没有结束，新的冷战正在以另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秘密策划着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政治思想的颠覆。用文化与文明重新包装自己的共产专制霸权已经再度崛起，它正在打破地区平衡、威胁世界和平。多元兼容的现代民主社会（在此，我从不认为其为排他性的孤立西方）需要的是找到问题的根源，避免在民主与专制政权的对抗之外，开辟文明冲突的第二战场。民主大国首要责任是建立起文明之间的互信，建立现代与传统的自由沟通渠道，形成国际多方交流下的公共决策机制，避免发起宗教战争、避免武力干涉是非难辨民族战争。重点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国际对抗与威胁难题。
(自由圣火首发稿)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反思与批判（一）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