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元年(1086)四月六日，66岁的王安石在江宁府(南京)的半山园去世。
死亡是一道黑色门槛。王安石死了，这个王朝再也没有支柱，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灵魂。不管怎样，王安石的生命持续一天，人们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发号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个信号。
司马光闻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政治家没有了对手，生命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这位新上台的宰相，此时正在家养病，当即提笔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简短的书信中，司马光有些失落，有些恨意，也有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的姿态。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肯定对手等于否定了自己，司马光没有这么傻。他甚至还把所有的变法派和王安石的门生故旧概括为两类：一类是“谗佞”，另一类是“反复之徒”。他曾对各个机构中的变法派人物和与王安石多少有些牵连的人，不断地加以斥逐和打击，迫使人们只能对王安石“疏远”，既不敢再对他加以赞扬，因为那就将被列入“谗佞”之列；也不敢再对他加以批评，因为那就将被认为是 “反复之徒”了。他要把王安石晾在一边。
司马光对死了的王安石做了结论，接着又建议“朝廷宜优加厚礼”，要让天下人知道，我司马光是不计前嫌的，是宽容大度的。小皇帝赵煦就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苏轼是大文豪，他的制词当然冠冕堂皇，文采飞扬。
没有人到王家祭吊。只有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王安上为他们的胞兄选了块山后的荒地做墓庐。一个死了的政治家，没有谁会去沾边，人家躲都来不及，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本来就是小人的一种属性，“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知道，司马光的耳目在关注王家的动向呢！
低回的哀乐扰人心碎。在远远的角落里，王安石的几个老朋友一片忧伤、悲怆。这种绝望的痛苦还有谁能体会？是的，大宋王朝再也没有时代的强音，再也没有振兴的呐喊了。
按理，王安石生前位至宰相，死后追赠太傅，在墓前应建神道碑，应有墓志铭，可这一切礼法，全都废去。人都死了，再大的排场又有什么意义？
王安石死了，朝廷安静了许多。皇帝可以睡大觉了，满朝文武可以睡大觉了，再也不必担心凶猛的变法会排山倒海，卷土重来。
只有边陲虎视眈眈的契丹王和西夏王窃笑不已。王安石死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谁也不会再说富国强兵。堡垒从内部攻破，过数十年，他们要占领北宋首府，要将宋徽宗、钦宗父子俘虏北去。
只有春雨淅淅，像是无声的啜泣，可它能洗去人间的浮躁，能使世界在迷茫中冷静下来吗？
我想，作为一个文化人，王安石本该有很多路可走。位极人臣，光宗耀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或是做朝廷的御笔，小心翼翼，写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他的诗文本来就是第一流的；如果“不为五斗米折腰”，那就到桃花源去，青山绿水，男耕女织，天伦之乐，也是一种选择。
人各有志，有人向往浅滩，有人向往大海，偏偏王安石是人中之龙，是热血男儿，是个有性格的文人，对政治的关注，对国家安危的关注，对朝廷命运的关注，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结束。他甚至耻以文士自名，其文学思想也表现出政治家的色彩，宗旨在于经世致用，重道崇经。的确，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出现在北宋的历史舞台上，两任执政，倡导变法，权倾天下，在当时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历代文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赵恒天禧五年(1021)冬天，字介甫，晚号半山，他的父亲王益，一生只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吏。王益在各地做官，每次都是携带家眷同行。因此，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便已经到过很多地方，心里装下了茫茫九州。在长江流域，他曾在江西境内的好几个县住过，并曾到过下游的江宁和扬州等地；在粤江流域，他到过广东的韶州；在黄河流域，他到过京城开封。
父亲的官做得辛苦，勤勤恳恳，忙忙碌碌，换来的是频繁的调动。他不愿意像父亲。做官，就应该轰轰烈烈，出人头地；就应该山呼海啸，惊天动地。一个小小的县令只不过是一粒棋子罢了，能有什么作为？
王安石不读父亲为他准备的书，而是“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在阅读儒家经典时，他决不拘守那些先儒所注，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去理解。他不想做俗儒和书呆子，抱定学以致用的目的，决意在政治上做一番大事业。
当然，通向成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拼搏。他没有大背景，没有捷径可走。有的是智慧，是天赋，是勤奋。一步一个脚印，总能找到向上的台阶。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考中进士，被派往扬州，去做扬州地方行政长官韩琦的幕僚。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改任鄞县知县。三年光景，他留下了不少政绩。 “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资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邵氏闻见录》)。随后，被派往舒州做了一任通判，通判期满又被调任开封做群牧司的判官。
进京了，王安石没有丝毫的喜悦。这不是他的目的。那时候，凡是取得高等科名的学士大夫，大都只愿在朝廷上的史馆或秘书省等号称储才之地的机构谋一职事，以期可以比较容易地爬进更高层的统治集团中去。王安石却相反，他总希望能 “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极愿意到外地州郡做地方官。
宰相始于州府，王安石志存高远。
他先后十几次上书请求外任。嘉_二年(1057)，朝廷终于将他用为常州知州。从县官到州官，王安石总要对他所认为应兴之利和应除之害大力进行一番兴革。只要能造福百姓，他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敢干。
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经历，在王安石看来是一种财富。这十多年，他锻炼了才干，赢得了声誉；这十多年，他韬光养晦，增加了人生积累；这十多年，他积蓄力量，等待机会。
嘉熙四年(1059)，一场春雨之后，王安石再也坐不住了，他花了三天三夜，向宋仁宗赵祯写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
这是关于改革的宣言。我想王安石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奋笔疾书，38岁的年纪，肯定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是的，时不我待，他不能再等了，这个贫困的国家不能再等了！
王安石的《言事书》摆在宋仁宗赵祯的案头。这个在位三十多年的皇帝，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失败之后，已经不打算有什么作为，关注的仅仅是怎样及时行乐。但他还是懒洋洋地翻开了《言事书》，只因觉得新奇，只因王安石在朝野有些名气。
宋朝开国已近百年，好似一位多病的百岁老人，好比老牛拉着的破车。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但北宋潜在的矛盾时刻在危及统治的根基。皇宫里没有一天不在争权夺利，当官的多了，腐败的多了，军队没有战斗力。没有人关注百姓疾苦，没有人正视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契丹和西夏打过来了，那就给他们送土地，送钱物，宁愿苟且偷生，也不愿洒血沙场，去争得寸土。
边关告急，奏报一道紧似一道。声声马蹄，踏碎了多少人的清梦！
皇帝似乎已经习惯，振作过，图谋过，但终究看不到曙光，找不到出路，干脆夜夜笙歌；面对内忧外患，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在寻找济世良药，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他们咬着牙，埋着头，艰难地跋涉。
王安石出现在艰难跋涉的人群里，怀着深深的忧患。
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作为对命运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是超越，是突破，是变革，是前进的动力。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直熏陶着我们民族的性格，使中国人民能够正视人生和社会的负面，认识生活的严峻，以有备之心接受命运中的灾难和不幸，使民族性格变得完整而深刻。
王安石为生长的时代忧患，为自己的家国忧患。他在十多年仕宦为吏的政治实践历程中，体察到从北宋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所积累和形成的一些现实问题，慢慢的，脑子里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要把这套改革方案送呈皇帝，他以为这是济世救民的灵丹妙药，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仁宗皇帝没有表示太大的兴趣。读书人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总有一种表现的欲望，那好，就把《言事书》批给朝中大臣阅览，让他们去评判评判吧！
《言事书》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后来改变了王安石命运的宋神宗。宋神宗此时还是太子，他的老师韩维给他讲《言事书》，给他讲王安石的忧国忧民，讲王安石的才华横溢。这位王储开始留意王安石。一登上帝位，就求才若渴，一天连发几道急令，从开封到江宁，催王安石去与他见面，与他去谋划改革，去实现《言事书》中设计的所有变法图强的理想。
王安石在一个大雪天赴京。白雪覆盖的原野，云雾氤氲，一眼望去，但觉一片空灵纯净，使人尘虑全消。王安石踩着薄薄的雪，心情无比畅快，他以为遇上了明君，以为可以宏图大展，以为历史的春天就要来了。在驿站昏黄的油灯下，王安石泼墨挥毫：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
几行字，豪气冲天，顶天立地。王安石自比商鞅，当然想到了五马分尸，想到了要为改革付出的所有代价。他决心要与神宗一道摆脱“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衰危困境，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他不在乎个人的命运，战国的吴起、商鞅作为政治家，谁不是把富国强兵作为施政的终极目标？
王安石就这样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王安石没有让宋神宗失望，他献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表述自己的改革方略。作为大政治家，王安石不是进行单一的政治改革，而是力求农业、商业、军事、赋税、教育全方位整体配套，抑制豪强兼并，力求经济复苏而民生均富，从而强兵以雪国耻。北宋的科技当时位于世界前列，中国四大发明其时均已成熟到普及运用，如果改革成功，后来的中国可能就别是一番面貌了。
这个积贫积弱的时代，这个残缺不全的国家造就了王安石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改革家。作为文化人，王安石应该是幸运的，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应该小心地珍惜他，紧紧地跟随他，从而进行改天换地的变革，引领时代潮流。可王安石失败了，败得很惨。他的朝廷，从此更加衰落；他的祖国，失去了一次前进的机会。看来，越是超时代的政治家，由于他的深谋远虑，由于他的急进改革，由于他的不顾后果，由于他的独立特行，往往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以致今日，我重新打量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长长叹息。
王安石的改革，是孤军奋战。保守派们四面围攻，雷同一说，语意张皇，仿佛不把变法停止，仿佛不把王安石逮捕，就要出现天塌地陷的大劫了。
──第一个反对王安石的是司马光。本来，他与王安石是好朋友，他欣赏王安石的才华，他甚至在做大臣时，多次与吕公著等人一起向皇帝推荐王安石，宣传王安石的政绩，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王安石过河拆桥，另搞一套。他反对王安石，不是针对其人品，而是反对他的政治主张。熙宁三年(1070)春，王安石对皇帝赵顼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让司马光痛心疾首。王安石要变法了，司马光三次写信给他进行规劝，王安石很不高兴。司马光有势力，是副宰相，在朝中经营多年，门生故旧无数；王安石是新贵，后来居上，做了宰相，红得发紫，追随者众。于是两个政治对手很快就形成两大阵营，仇人相见，拔刀相向。可皇帝信任王安石，司马光带着失望，带着委屈，带着十多位当时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洛阳一呆十数年，编修《资治通鉴》去了，此事成为中国古代史学自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的又一高峰。时人称“洛阳有真宰相在”，可见司马光还是很得一部分人的支持。
王安石改革的规模宏阔，所涉及的范围，既广且深，但其最为核心的问题却在于理财，“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提出了“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命题，他所要富的不只是国家，还包括了全国的民户。其见地卓越，是他同时的以及后代的多少政治家所无法设想的。司马光不赞成，他认为社会生产是无源可开的，政府财政的积贫之局是无法扭转的。不管皇帝怎样宠信王安石，司马光的愤怒仍然要表达。
王安石泰然处之，只对司马光的第一封来信做了答复，这就是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我中学时就读过。王安石在这封回信中首先指出，我们之间关于变法和反对变法的争论，是因为政治见解和路线的不同而引起的，既是如此，当然就没有调和的可能和商榷的余地，也就大可不必一一争辩了。看来，王安石是不在乎司马光的。
神宗去世了，哲宗当政，复拜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一上任，咬牙切齿，开始了反攻倒算。他将所有的新法全部废去，把所有的新党官员全部罢免。于是，刚刚起步的经济立即滑坡，贪官污吏与豪绅巨贾又沆瀣一气，国事已无可为，以后徽、钦二帝被掳北去也是气数已定，如同一座七宝楼台根基已经腐败，迟早必将轰然坍塌。
司马光才不管那么多呢。
──富弼是宰相，一个保守派头子，长年累月尸位素餐，一无施为，贻误国事。就这样一个昏庸的老人，熙宁二年十月被罢相，当他即将离开北宋政治舞台时，老泪纵横地对皇帝说，王安石绝对是个不安定分子，已经是天怒人怨，他“所进用者多小人”，以致天降责罚，“诸处地动、灾异”，所以“宜且安静”，也就不要搞什么变法革新了。富弼的临别赠言极为煽情。我要走了，要回家养老去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在乎的是朝廷，是社稷苍生啊！
比如富弼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将兵法》，劝诫宋神宗“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契丹打过来了，富弼和元老重臣韩琦对宋神宗说，要把有关战备的措施一律废黜，然后才可以把“衅端”消除，要自行解除武器，以释辽人之疑。真是糊涂到混账的地步。
王安石拍案而起。面对契丹和西夏，面对失败主义和忍辱求和的议论一直笼罩着的朝野，王安石提出了大举用兵，以“改变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战略构想。他对契丹和西夏的政治军事局势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是完全可以藐视的，他说要最终制服契丹，要恢复燕云十数州，要依照汉唐两代的幅员规模，由北宋王朝再一次实现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应当说，大宋建国百年，从皇帝到辅政大臣，真正有胆有识，能从理性上分析，敢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只有王安石一人！
富弼搬出了祖宗的话来反对。淳化三年(991)，宋太宗发表过一段议论：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患不过边事，皆要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富弼考虑的是对外敌如何屈服忍让，王安石考虑的是如何重振河山；一个冷漠，一个热血。他们当然就要尖锐对立，就要水火不容了。
──苏轼也充当了反对王安石的急先锋，只不过后来成了两边不讨好的尴尬人。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在当时极为有名，文学史上合称“三苏”。本来，他对前辈诗人学者王安石怀着真诚的仰慕情怀，王安石的改革一开始，“三苏”就觉得不对劲。王安石太孤傲，太倔强，太急进，苏轼表示了深深的失望。在他眼里，王安石是因缘聚会，一朝得势。他也希望变法图强，不过希望温和一些，平缓一些，甚至主张克己复礼，他的革新内容和革新方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政见不一就走向了对立。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而亡。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我很难想象这是文学大师苏轼的逻辑。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按苏轼的说法，一个国家越是富强，它便灭亡得越快；越是贫弱，它便越能存在得长久。然而当时的官僚士大夫们，却极少有人对这种逻辑感到奇怪。
苏轼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家，他此文中的观点，让我感到失望和悲哀。我甚至怀疑是旁人嫁祸他的。可事实就是事实，太阳也有黑点，伟人也有污渍。
政治是残酷的，只有一种选择，没有回旋的余地。
王安石不能容忍苏轼的反对，决定先拿苏轼开刀。苏轼的名字太响亮，扳倒他，等于杀一儆百。于是，就捕风捉影，暗示几个追随者写告状信，搞了个“乌台 _诗案”，将苏轼逮捕发配。于是苏轼就成了王安石实施新政后第一个倒霉的大文人。
元丰七年(1084)，苏轼去汝州路过江宁，专程去看望罢相后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两人心平气和了，游山赋诗，品酒弈棋，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毕竟文人的_心总_是相通的，惺惺相惜，高风亮节。后来，司马光复出废除新法，苏轼又坚决反对，提出该保留的新法应该保留，司马光又将苏轼当做活靶子。这是大师的悲剧。
──枢密使文彦博，书读得好，文章做得好，习惯了按部就班，习惯了晨钟暮鼓，习惯了三叩九拜。王安石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钧税法、置将法、保甲法等一提出，就遭到了文彦博的激烈反对。文彦博之类的文人官吏，普遍存在着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理念，泛道德政治往往使伪善大行其道，各级官僚口诵四书五经，却在道德的名义下争权夺利，即使少数较正直的官员力挽狂澜，也无法突破道德真诚的领域。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治理国家，但很少去想改进法律制度。而王安石寻找的是法律代替道德的突破口，他深切地感到法律与道德的错位，这就有了一大帮文人与他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不可调和。
──刘挚是监察御史，一个典型的小人。他接二连三地向皇帝写奏章，说天下人有喜于敢作敢为的(指变法派)，有乐于安静无事的(指守旧派)，前者以后者为流俗，后者以前者为乱常。他说，王安石自执政以来，不干正经事，摈弃忠厚老成之人，专用顽劣之人，对于“守道忧国者谓之为流俗”，对于“败常害民者谓之为通变”。在刘挚看来，王安石是大逆不道，是不可容忍的。
──御史中丞吕诲也发难。吕诲写了一道上疏，专为弹劾王安石。
──最糟糕的是，太皇太后曹氏过问了王安石变法，老太太明确向赵顼指出： “祖宗法度，不应让王安石轻加改变。”而老太太是神宗最崇敬的。
──宦官天天围着皇帝转，一次竟在赵顼面前“伏地、叩头、流涕云：‘今祖宗之法扫地无遗，安石所行，害民虐物，愿陛下出安石’。”
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还有很多，改革派与保守派的阵营泾渭分明。王安石是宰相，又有皇帝的支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王安石是很难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上下呼应，左右夹攻，明枪暗箭，还有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都以仇恨的眼光在盯着他。一股强大的力量汇集起来，包围圈越来越紧，王安石拼死抵抗，独木难支，但他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左冲右突，勇往直前。
倒是宋神宗有些招架不住。他宁愿得罪一个人，也不愿得罪一群人。熙宁七年(1074)，神宗将王安石罢相，然而不出一年，神宗又想起王安石，恢复了他的相位。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
王安石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他有效的改革时间只有七八年。
一场多么短暂的改革！
在南京的时候，我寻访过王安石的遗迹。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在中山门内徘徊。我喜欢在雪中漫步，那满天的雪花，多么纯净，多么美妙。二十多年前，我曾在这里踏雪寻梅，遐想无边；二十多年后人是物非，漫天雪花好像没有了昔时的古典和浪漫，有的是现代的气息。中国新时期的改革是在一场冬雪之后开始的，一晃二十多年了。
王安石一生和南京曾发生过几次密切的关系。少时曾随在江宁府做官的父亲在这里住过一个时期，后来就是在他的晚年，两度罢相后，都回到南京，巧得很的是，王安石第一次离开南京赴京城也是下雪的日子，第二次回南京也是在一个大雪天，雪花弥漫，一去一回，心境当然不一样。去时雄心壮志，满怀希望，回时垂头丧气，心如止水，等待他的是彻骨寒冰！
王安石的“半山园”坐落在宋时江宁府东门与钟山之间，恰好一半路程的地方，有东晋谢安的园池故址，正在上、下定林寺中间。谢安在这附近留下了一个土堆子，就是有名的“谢公墩”，它在“半山园”的后面。
王安石喜欢到谢公墩游憩。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在谢公墩，他想象谢安当年的事业，可那梧桐夜雨，那芳草斜阳，那断鸿声声，那烟波江上，给他无限悲情和忧患，正如钱钟书所说：“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
王安石写了两首“谢公墩”的绝句，其中一首曰：
谢公陈迹自难追，山月淮云只往时。
一去可伶终不返，暮年垂泪对桓伊。
我想，这王安石哪里是在说谢安？他正是在说他自己。罢相，也就是与政治生活告别，这在王安石是不能甘心的，曾经热血沸腾，曾经纵横捭阖，曾经以天下为己任，怎会自甘沉寂？
雪在舞蹈。我没有寻到“谢公墩”，满眼是现代化的建筑，是灯红酒绿。但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知道这里曾经有过王安石的哪些遗迹，也就够了。
王安石在九百年前引领的那场政治改革，就这样撞击我的心扉。冥冥之中，我仿佛听到王安石的一声悲凉叹息：“国人欲识公归去，杨柳萧萧白下门。”这位政治强人，知道自己的事业已经到了将近结束的时候了。不过他还是清醒地估计自己的生平事业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他将不会被人们所遗忘。
王安石没有猜错。当他死后，关于他事业的评价，就一直争论不休，千百年后也不曾停止。反对他的人还把他写进了小说剧本，“拗相公”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不过这绰号倒很能反映出他在政治斗争中不屈不挠的姿态与风格。王安石不朽！几百年后，列宁兴奋地说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列宁应算他的远年知音。
王安石终究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史学家进行过很多分析。
有人说，王安石败在宋神宗赵顼手里。按理，没有宋神宗就没有王安石的变法，宋神宗是支持和协助王安石变法为期最长久的一人。以致另一位宰相曾公亮无限感慨地对苏轼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第一次_会面，_在听取了他的那些政治上、财政经济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他真心实意地想使王安石那些治国安邦的理想能够全部变为现实，这江山，毕竟是赵家的。
但宋神宗毕竟不是一个大刀阔斧、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不肯认真对保守派的部分势力给以打击，甚至有意将保守派的部分势力保存在北宋朝廷之中。思想境界和战略设想的差距，使宋神宗与王安石日益疏离，王安石提出用兵契丹，收复西夏，宋神宗竟虚构了一道“熙河探报”，用以熄灭王安石要点燃的战火。王安石知道虚假的内幕后，流下了眼泪，痛感全盘战略的破灭。他感到应该与宋神宗告别了。应该与变法改革事业告别了，应该与他开创的一个奋发有为的新时代告别了。
有人说，王安石败在小人吕惠卿手里。王安石没有积聚一批改革的骨干力量就匆匆动手，重用了一批势利小人，最后纷纷反目，比如吕惠卿，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的恩师王安石。吕惠卿是福建人，善于投机钻营，王安石看重他，将他从一个小县官提携至宰辅的高位，作为自己的左右手，人们称吕是“护法善神”。但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反戈一击，不论新法同僚或元老旧党，凡不合意的一概排斥打击，同时用人唯亲，重用自己的胞弟，以实施新法之后大肆搜刮聚敛。更阴险的是，吕惠卿向皇帝揭发，王安石当年给他写过两封私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 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犯有“欺君”、“欺朝廷”之罪。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于是就有了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
在人类所有的所谓“忠诚”行为中，政治上的忠诚是最靠不住的，最易变的，因为玩政治就是在玩利益交换。王安石倒了，不得势了，吕惠卿还有什么必要去抱他的大腿？他当然不会记得当初的诺言。对于吕惠卿的背叛，王安石深深失望，是他心底永远的痛。在江宁闲居，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心头之恨。元丰初年，吕惠卿“除母丧，过金陵，以启与安石求和”，王安石写了一封极富哲理的回信给他，表示“不如相忘”。
吕惠卿也没有好下场，他遭到司马光的驱逐。
有人说，王安石的失败，在于“新法”在执行中间走了样。本来的良好意愿，最后变成为人民带来苦难的东西。
也有人说，王安石生不逢时，那样一种时代背景，那样一种文化氛围，怎么会允许他的改革走向成功？他可以做太平官，甚至可以做贪官，就是不能做有作为的官，一位同僚曾给他写信：“这天下是皇上的，你急什么？”一个人，成不了救世主。
还有人说，王安石是败在自己手里。
王安石是一个勇敢的改革者，可他要走出个人的阴影，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啊！
把改革仅仅理解为体制的改造是不够的，它也应是改革者的精神气质的改造。赞成自己的就是朋友，批评自己的就是敌对势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方是真理，一方是谬误──这种极端思维下划出的政治分界线明明白白地存在于北宋文武大臣的思想意识中。由于改革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逐渐行进，只有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气质，才会出现新的制度变化。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就是容忍的精神，容忍对自己的种种约束，有来自法律的约束，也有来自对立观点的约束，不会把批评看成是敌对势力的捣乱和阴谋破坏，而是当做建设性的劝阻。
恰恰，从一定程度上，王安石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气质！
不管王安石怎样耻以文士自名，可他是唐宋八大家，文学成就彪炳千秋。小时候我就熟读他的诗文，比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现在的少年人谁不伴着这些诗长大？
文以载道的传统，培养和浇灌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和责任感。中国古代，很少有蜷曲于象牙之塔、不问现实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关心现实，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因此，他们对现实往往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蕴藏着对人生的依恋，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屈原放逐而有《离骚》，尽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却又怀恋故国，不忍离去。王安石垂垂老矣，也没有安于投闲置散的生活。他波澜壮阔的诗章，愤激、悲凉的调子也时时可以听到，而且往往更为激越和撼人心弦。
文学家的激情和浪漫，丰富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内涵。
寻找王安石生命的意义，我想起了黑格尔写在《历史哲学》导言中的一段话： “他们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
王安石独具慧眼，按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_种要_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这是王安石生命的真谛。可是，这颗伟大的灵魂从来就是孤独的。众浊独清，众醉独醒，几乎没有人理解他。中国历史上几次改革，哪次不是阻力重重，哪次不是遭到激烈的反对？王安石后来甚至把窝住的半山园改做僧寺，并由宋神宗命名为报宁禅寺，那里有豪奢的安静与孤绝，生一盆火，烤几枚干果，燃一屋松脂的清香。这里，可是他生命最后的港湾？
超越是一种孤独。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改革家，往往有一颗痛苦的灵魂。他们是孤独的，可他们的愤怒，他们的超脱，他们的忧愁，他们的无奈，他们的沦丧和沉重，他们的奉献和牺牲，使中国的改革有了它的独特价值，具有永恒性。
王安石在迷茫、凄凉中死去。死亡应该是另一种生存的延续。(作者：冯伟林 摘自《散文》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