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可在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郎咸平2005年12月21日在清华大学演说，郎咸平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与欧洲18世纪对比，他认为中国正重演西方悲剧。郎咸平说：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
郎咸平说：“在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1776年，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 ──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
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人口压力，英国马尔萨斯于1798年出版《人口原理》，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论。然而英国却没有采纳马尔萨斯的观点限制人口。法国却对马尔萨斯理论情有独钟，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便极欢迎马氏（马尔萨斯）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赛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英法两国对付人口压力的两种方式产生的后果截然不同。1800年法国人口2744万，英国人口1500万左右（其中本土人口1000万左右，移民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的500万左右）。现在英法两国本土人口均为六千万，就是说这两百年，法国本土人口增加2.2倍，英国本土人口却增加6倍。而法国移民远远比英国移民少，比较集中的是加拿大的魁比克省。现在美国人口2.957亿，加拿大3280万，澳大利亚2000万，新西兰400万，美国、加拿大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那么最为保守估计，1800年的时候1500万英国人现在的后裔有2.1亿，增加14倍（同期中国人口只增加3.2倍）。而法国加上移民后裔也只增加2.5倍左右，就算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10%是法国移民，最乐观估计也绝不会超过3.5倍。法国是有名的人口停滞之邦，也是世界上人口结构最早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的国家。原本是欧洲一支方言的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言，而原本辉煌的法语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西班牙语却因为拉美等地西班牙语人口的快速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
英国人口膨胀的同时，对全人类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近代科技、制度的进步主要都是英国和美国这个英语国家所引发的，全人类受益。还是我那句话：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论述了历史上和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问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页）。
恩格斯的人口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在1844年初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批判了维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严厉驳斥了仇视劳动人民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发展史上，是他最先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批判斗争，他阐明了危机、失业、贫困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产物，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页）而且，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资本扩大的最终结果；而生活资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许提高，就会立刻增加。”（同上）就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同上书第616页）只要通过社会革命战胜了造成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同上书第620页）
1798年英国的马尔萨斯写下《人口原理》，英国人却没有采纳这个理论，但法国人却采纳了，结果导致法国远远落后于英国。
美国人口生态学家Paul.R.Ehrlich于1968年出版了其轰动一时的《人口爆炸》，但美国却并没有采纳这个理论限制人口，相反还千方百计鼓励生育；而中国却受这个理论所影响，急不可待地实行计划生育。
郎咸平提到：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但欧洲毕竟已经熬过来了，因为当时欧洲每个妇女平均生育8-9个孩子，大量年轻的劳动力弥补了政策的失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凭着不成熟的的经济理论，光是靠“摸着石头过河”就能够经济起步，也是因为毛泽东时期留下的大量年轻劳动力弥补了经济政策的一再失误）。
但中国今后熬得过去吗？中国的计划生育已经35年了，独生子女政策也已经26年了，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也已经15年了。中国现在是9-10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而到2045年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就算中国今后没有任何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中国都难以渡过难关。
郎咸平提到香港养老金的破产，香港毕竟造就建立了养老金制度。而中国现在还刚刚开始，人口结构决定了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养老金制度的。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用来衡量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联合国将人类发展国家分为三类：一是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0.5之间；二是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51～0.80之间；三是高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81～1.0之间。中国现在是0.755。中国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60年、香港1975年、新加坡1980年、台湾1981年、韩国1982年、巴西1996年、泰国1996年的水平。印度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1986年的水平。
日本在1940年平均每个妇女都还是生育5个左右孩子，这些年轻劳动力使得日本经济腾飞，日本在1960年代后期进入高等人类发展国家（当时年龄中位数只有20出头）。但随着1950年代生育率的急降，社会逐步老年化，199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长达十几年的经济停滞期，现在日本的年龄中位数为43岁了(美国36岁)，到2025年将超过50岁（美国不到39岁） 。1985年日本65及以上老人占10.3%（美国为11.9%），到2025年增加到25.8%（美国为18.5%），增加2.25倍（美国只增加1.55倍）。随着1950年之前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开始退出劳动市场，开始呈现出“日”薄西山的趋势。同样，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在1970年之前都还是高生育率，不断增加的有活力的劳动力创造了经济奇迹，使得经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起步，在1980年代先后进入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当时中位年龄只有21-24岁（比如韩国1980年只有21.8岁）。1980年代之后生育率相继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现在韩国、台湾生育率只有1.2，新加坡只有1.3，而香港更是只有0.9，香港、新加坡、韩国的中位年龄2005年分别为39.4、36.8、34.5岁。由于1970年代之前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仍然没有退出劳动市场，这些地区的经济仍然会惯性地增长一段时间，但20年之后这些地区的经济停滞不可避免。尤其是香港，目前生育率只有0.9，而年龄中位数已经接近40岁，要是没有大陆移民的话，经济衰退为期不远，今后香港特首将越来越不好当。
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腾飞时期，但因为计划生育，中国却没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那么好的人口结构，中国目前HDI为0.755，还没有进入高等人类发展水平，但中位年龄目前已达32岁了（新加坡在1990年HDI为0.822的时候，中位年龄还只有29岁；日本在1975年HDI为0.857的时候，中位年龄还只有30岁），而目前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菲律宾、巴拉圭、厄瓜多尔的中位年龄分别只有22、21、23岁。到202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将达39岁（将高于美国），相当于现在香港的水平，但是那时候中国的HDI是难以达到香港1990的水平的。中国2001年65岁以及上老人占7.1%（HDI为0.73左右）， 相当于日本1970年的水平（HDI为0.83）。 这些意味着中国后劲不足（虽然过去高生育率出生的劳动力仍然可以确保中国在近15年内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人类发展指数的比较（195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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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国--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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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蔡昉等教授认为计划生育通过制造“人口红利”而提高了中国的HDI，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计划生育还是有一些功劳的。其实不然，中国和印度HDI在1950年时候没有差别，两国主要差别出现在1975年前，而这段时间两国生育率没有差别；此外，中国经济改革比印度早12年。中国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HDI比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增加更快！要是说计划生育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的话，岂不是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阻碍了社会发展？可见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差别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中国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为提高HDI做出贡献，因为中国是以三倍的成本培养一个劳动力；并且过去二十多年时间是高就业压力的时候，减少养育新生人口的时间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只能增加就业压力。印度的年轻人口结构赋予印度巨大潜力，而中国却已经开始迈入老年化社会，2025年之后印度可能超过中国，然后将中国拖在后面越来越远。中国白白损失两亿多子孙！
林毅夫教授用印度作为参考，中国假如没有实行生育政策，人口将比目前多3亿。这种算法不很准确，因为中国HDI在1975年就比印度高。HDI在0.5以下都是高生育率，HDI达到0.5之后，生育率将急剧下降（http://www.dajun.com.cn/jihsy.htm，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5268）。中国1970年代初HDI就已经突破0.5，而印度到1980年代末HDI才突破0.5。
林毅夫教授发现人均收入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负向关系。我根据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以购买力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2003年)和TFR(2000-2005)绘制相关图。发现人均收入确实与TFR负相关，但相关系数只有-0.656；而HDI与TFR的相关系数高达-0.916。
图片：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621313542716094.jpg
图片：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62129304818365.jpg
我要说明的是，我对林毅夫、胡鞍钢、蔡昉等教授充满敬意，正是他们提出了适度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我只是不同意他们的“适度”和妥协。
世界上有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欧洲大陆所用的大陆法系是精英法系，精英决定的法律条款；而英美所采用的海洋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有陪审员制度，带有浓厚的大众色彩。郎咸平认为普通法更为合理。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涉及到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不光是涉及到人口学本身，也不是光是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可以说了算的。需要历史学界、军事界、法律界、社会学界、医学界、文化界、民族界、宗教界、伦理学界、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等多个社会部门和学科取得共识才能实行计划生育。然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却带有浓厚的大陆法系的特点。当时是少数几个“精英”在“不争论”的环境下制定的。由于缺乏大众的参与，计划生育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后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可以概括成一句话：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人的意义是全面的，胡主席的“以人为本”意义非常深刻，可惜中国各个学科只是瞎子摸象一样理解“以人为本”。人口学家和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人会增加就业压力，是消耗者；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人是劳动力；人口学家和环保人士看到人是污染制造者：人口学家和游客看到人多是交通拥挤的根源；....总之，“人”在中国被肢解了！主刀的就是人口学家。
1970年代是短缺经济，当时适当计划生育，但没有成立一个单独的部委，当时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临时修建的一个泥巴堤坝，这个堤坝到1980年的时候本来应该拆掉的。但是1980年不但不拆这个临时的泥巴堤坝，反而将这个临时堤坝改为钢筋水泥修建的永久堤坝。现在知道不应该修建堤坝，但阻力就在堤坝本身，如何炸掉这个筋水泥堤坝？
中国有重视“精英”的传统，但往往是精英误国。还是老子说的好：不尚贤，使民无争。其实老子的思想就是“普通法系”的思想。对精英的观点可以重视，但不要给予太高的政治位置。现在调整人口政策的难处就是因为当初在重视“精英”观点的同时也将这些人步步高升，这些人现在高踞要位，成了调整人口政策最大阻力。
这几年我一直苦口婆心在网络上摆地摊，一方面是我没有通畅的渠道发表我的观点，更主要的是在网络论坛摆地摊能够吸纳普通百姓的观点，也正因为这个目的，我在文章中都附有邮箱地址，便于得到网友反馈意见。因此我的文章都是浓缩了成千上万个网友的观点，发现了很多人口学内在规律，具有浓厚的大众“普通法系”色彩。主流精英人口学家对我可能不齿，他们高高在上，但他们的预测一次次落空。比如，1995年底中国人口12.1121亿，田雪原预测到2000年中国人口达到13亿，五年增加0.888亿，实际上2000年底人口12.4亿，五年只增加0.3亿；依照田雪原的1.8%的滤报率（而没有考虑同样比例的重报率）将2000年人口“修正”成12.7亿，即便如此，那五年也只增加不到0.6亿。12亿多人口中每年出生1000多万，死亡800万左右，变量一共只有数百万。田会长的预测五年就差异2880万到5880万。 小学生瞎猜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田雪原2004年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为16.65亿；其实即使1980年就不实行计划生育，到2030年都难以达到16.65亿。但田雪原照样可以当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照样可以鄙视我“不知天高地厚”。
从海洋法系角度看，没有人能够单独决定实行计划生育，而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自己的视角来反对计划生育、要求停止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非常态”、“人工喂养”，停止计划生育是恢复“常态”、“母乳喂养”。只有万不得已才能进入“非常态”，那也需要证据全面，全民同意，没有足够理由时候就应该无条件恢复“常态”。
现在将人口政策主要交给人口学界和计生委来决定是不正常的，就像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在调整人口政策上，应该采纳海洋法系的思路，让大众参与人口政策的调整。
只有人口压迫生产力的时候才需要减少人口来解放生产力，中国现在与当年欧洲一样是“生产力压迫人口”，而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现在宏观政策重要目标是增加内需尤其是消费，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恩格斯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现在中国也是耕地荒芜、大量耕地用来修建高尔夫球场等，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
既然现在生产力压迫人口，政府就应该改变粗放式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提高生育意愿，以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
我们难道还要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再来重演欧洲工业革命的悲剧？再让另外一个“马克思”来写本“资本论”和“人口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