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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组织结构研究

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 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连载

封从德（法国）

　　提要：

　　一、北大筹委会的特点
　　二、清华与师大模式
　　三、悬空的“北高联”
　　四、绝食团对“北高联”的挑战
　　五、绝食团指挥部形成第二次断裂
　　六、广场指挥部与两个联席会议的结构问题
　　七、“黑手”与一些重大决策
　　八、结论

　　八九学运和民运的方向，在不同的时期被不同的组织所主导；而不同组织的主导，也构成了不同时期运动的特色。据初步归纳，这些时期及主导组织的情况大致可表述为：

　　4月19日－4月23日　北大筹委会；
　　4月24日－5月12日　北高联；
　　5月13日－5月14日　绝食团；
　　5月15日－5月17日　绝食团指挥部；
　　5月18日－5月22日　北高联；
　　5月23日－6月 4日　广场指挥部与两个联席会议

　　有公开而广泛的自治组织，是八九民运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很少看见对此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即对这些组织作一概述性的回顾与反思，并对其中存在的的结构问题和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作一初步分析和研究。历次中国民主运动，以八九民运记录得最为完整。虽有大量素材还留在国内，但众多关键人物已经流亡海外，并公布了部分回忆，使我们可以对这次运动中的组织结构作一定的分析。

　　本文除作者的亲身经历以外，主要引用三方面的资料：十七位八九学运骨干在法兰西学院作了八天的集体核对史实而成书的《回顾与反思》 ；最近出版的记述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在八九民运期间活动情况的《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及十五年来陆续出版的各种报道、回忆和资料集 。本文起草于一九九八年初，曾收入拙著《天安门之争》 ，二○○四年修订后刊登在《北京之春》七月号，这里再根据最新的资料做了多处修订与补充。
　　
　　一、北大筹委会的特点
　　
　　“北大筹委会”成立于1989年4月19日，是学运中第一个自治组织，全称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组织产生于一次二千多同学的聚会，由此可以体现其民主性与开放性。她并不排斥官方学生会，实际上在成立之前，同学们还呼吁学生会的干部挺身而出领导学运。其名称自限为“筹备委员会”，且当众宣布筹委会成员不得参与未来的自治学生会的竞选。因此，北大筹委会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要限制个人私利、发展民主机制以保障其开放性。北大筹委会的特点，相对而言，也许可以说是“中庸”，即在“民主”与“集权”之间逐步调适。她有偏向于民主性、开放性与延续性的一面，这种取向的代价是初期效率偏低，但到运动中后期因为其民主机制的完善而有长足改进。

　　在学运初期，筹委会的来源有四：
　　1、自发的无派别同学，如丁小平、熊焱、常劲、郭海峰、柴玲、赵体国和我等人；
　　2、“民主沙龙”王丹、杨涛等人；
　　3、沈彤及其“奥林匹亚学院”成员；
　　4、原学生会成员，如李进进、张智勇等人。
　　其中自发者居多，运动期间始终如此。

　　这四类成分大体涵盖了北大学生的各个层面，也显示出筹委会的开放性。但筹委会最初九位成员中没有三、四类同学；“民主沙龙”虽占了三人，却不是前几任的召集人（杨涛做主席是在五月份）。因此，即便四月十九日晚“民主沙龙”推动的这个“成立大会”，也不是“民主沙龙”的那批同学能够操控得了的。随着三、四类同学的加入，“民主沙龙”的成员差点脱离筹委会，王丹由于老不来开会还差点被除名。但限制个人私利、发展民主机制确实在客观上抑制了学运内部的派别之争，尤其是王丹等人的“民主沙龙”与沈彤等人的“奥林匹亚”之间，虽摩擦不断，终究并未爆发内讧，也未形成一派独大的情势。

　　民主机制的存在和强调，保证了筹委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可以作出正确的抉择，如议决“四二七”出校游行。当时，在北大筹委会常委内部进行表决时，五常委中是三比二反对出校，结果在我和一些同学的坚持下，各系筹委根据民主程序联名召开扩大会议，否决了常委会的决议。从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知道，北大游行队伍走出校门，对其他已作好准备但还在观望的学校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而正是由于各校的汇合，使“四二七大游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壮观局面。这一过程加强了我对民主机制的信念，对我后来的行为也有极大的影响。

　　但是，对民主机制的强调也有副作用，尤其是运动初期，影响了北大筹委会的运作效率。这表现在召集人从4月19日夜到25日，六天换了三届。尤其是4月24日全校学生大会，由于民主程序尚未确立，部份同学操之过急，结果没能完成学生自治会的直选，致使北大丧失了一次“校园民主建设”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学运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然而，权衡利弊，我还是认为，加紧建立民主机制是保障组织长期效益的关键。北大筹委会到了运动中后期异常稳定，有相当大的权力延续性，内部也不再有大动荡，效率越来越高，成为运动实质上的中坚，无论是“北高联”还是广场指挥部，都主要依靠其支持。绝食前，北大的校园民主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得到校方的认同。5月3日，我曾以北高联主席和北大筹委会常委的身份与丁石孙校长及教务长等人会晤，丁校长完全赞同“校园民主”的设想，可惜后来被绝食所打断。

　　北大筹委会和后面要介绍的一些组织，足以反驳后来有许多否定八九民运的民主性质的评议。

　　这些否定性评议中，最为怪诞的是一些曾经的参加者和支持者的言论，如

　　“天安门事件并非民主运动，而是中国在实现社会转型时的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戴晴）、

　　“八九年的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但很难称之为民主运动” 、只能称作“泄愤运动”（龚小夏） 、

　　或 “八九抗议运动”、“它绝不是伟大的民主运动，而是奴隶们的反抗运动”（刘晓波），

　　等等。

　　这样的言论并非仅仅由于误会，还得到更为直接的当事人提供的说法的支撑，

　　如作为北大筹委会骨干的王丹在影片《天安门》中指称的：“北大筹委会的常委并没有经过程序化的选举过程。筹委会曾经几次作出努力, 就是希望能够用真正民主的方法选出自己的领导, 但后来没有实现。”

　　这一说法违背史实，
　　
　　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二日的选举，是严格按照程序举行的；

　　四月二十九日北大研究生更根据章程按宿舍投票（共304张）﹐罢免官方研究生会主席团﹐“选举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研究生成员作为研究生会临时主席团成员”（赞成票299张）﹐连中共也不得不承认 。

　　当时研究生在筹委会中占一半﹐包括郭海锋﹑熊焱、张智勇﹑王有才﹑孔庆东﹑我及博士生王迟英（严格说来还有柴玲﹐她虽是北师大研究生﹐但一直在北大筹委会工作，并任秘书长）。

　　王丹两次选票都很低﹐5月2日还差点落选（与沈彤等票但沈不在现场）﹐又非研究生﹐初期甚至差点被筹委会除名，也许是其否认筹委会合法性的真正因由。
　　
　　二、清华与师大模式
　　
　　相对于北大，清华的学生组织更民主，师大的学生组织更集权。它们分别代表了运动中学生自治会两个极端的模式。

　　清华的学生组织极为重视基层民主建设，其“筹委会”的建立也比北大稍晚。4月19日夜间北大筹委会成立时，几千清华同学正好游行到北大，希望同北大学生一道去广场。当时，北大筹委会派我和熊焱与清华联络，并在第二天去清华协助建立筹委会。4月25日，后来成为“北高联”常委的王超华正好看到了清华、北大与北高联三个组织的选举，其印象非常戏剧性：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同时北大在开各系代表会，是一个小教室，看着门非常严的。清华是开一个大的代表会，在清华礼堂旁边一个大的阶梯教室，这就是我后来到处介绍的，他们那个四百人的班代表大会。这就是清华的民主。他们那个班代表要拿着自己本班同学的签名，本班同学认可你是班代表，签名过半数，那就放你进来。所以，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好象清华同学非常重视你有没有代表性，一开始这个民主的概念和制度的概念好象就很强。然后在那重新选举，列出名单。……

　　四月二十五号北高联第一次各校代表会是在政法大学六楼。政法大学教学楼主楼是五层楼平着，六楼当中多出这么一小块，只有一个很窄的楼梯上去，一个大教室。当时还是很紧张的气氛呢，一个一个对。一去看见我们学校另一个同学在那，他说：“你来了，太好了。”这样，我们学校等于来了二个人，也就认可了。开会没多一会儿，就非常紧张，说“马上得疏散，到三楼去。因为好象政府知道咱们在这儿开会。万一堵在这里，这个小楼梯咱们挤不下去。”“疏散到哪儿？”“疏散到三楼，大家拿好学生证。我们有纠察报信，一报信我们就马上四散，就说你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在这儿上自习。”当时那气氛特紧张，觉得象地下工作一样。

　　我当时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这个会宣布了高联常委……

　　清华是“四百人班代表大会”，北大与会的六十多人主要是各系“分筹委会”的代表；而北高联则是三、四十名各校代表……“气氛特紧张，像地下工作一样”。——这些场景正好说明三个组织的特色：清华重基层，完全开放和透明；北高联只有高层，较为秘密不透明；北大处于二者之间，“看着门非常严的”，说明对代表性的重视。相对于从容有序的基层民主，清华自治会的高层较弱，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清华模式大概可以说是工科院校的典型代表，比如农业工程大学也是以庞大的“宿舍代表大会”为架构。

　　与清华学生组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师大的“开希作风”。师大自治会偏重上层、尤其吾尔开希个人。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

　　其一，是吾尔开希的自封，和其他人对开希“单一的领袖形象”的维护。开希自封主席的情况，在1991年17位六四学生开了八天核对史实的巴黎会议上有许多见证：
　　
　　封从德：吾尔开希是怎么选出来的？

　　常劲：这个吾尔开希他自己谈过，开始他并没有被选出来，他是完全是自己贴出大字报说是北师大自治会。

　　刘燕：吾尔开希，那是他自己挂名的。

　　沈彤：因为这样，师大开始集会之后……没有人讲话，后来旁边的一个宿舍楼，在喊：师大都阳萎了。这时候吾尔开希站出来讲话。……之后，他自己贴出一个大字报，他说，现在师大成立自治会筹委会，象北大一样，吾尔开希是主席。

　　刘燕：那是他自己在师大贴了一张大字报。

　　常劲：就是说他的威信建立得比较早了。在四月十八号他参加了那些活动以后，四月二十号学生去游行。二十号那天下大雨，他自己站在三一八纪念碑那里，他自己站在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他自己在雨里开始做讲演。然后找了一大帮人，然后拉到广场区。四月二十二号，他到了广场以后，就以他的这个所谓的代表的身分召集所有的会议。
　　
　　开希自己也这么说，如他在1990年4月对巴黎的中国问题专家说：
　　
　　（89年）4月21日白天，我在师大贴了一张大字报：‘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一律解散。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希望尚未登记的各系同学，尽快来西北楼登记。（那是我自己的房间）。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愿意接受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导。签名，吾尔开希，北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今晚集会筹备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这个追悼会是在第二天4月22日。
　　
　　至于维护开希“领袖形象”的情况，师大的梁二回顾道，师大几个骨干“决定团结一致，避免分歧。因为24日我就听见北大有内部分歧。我们决定保持单一的领袖形象，那就是开希”，因为他的“感性魅力”和“演说能力”比别人都强，并决定由开希见记者。 这样，开希就成了师大的核心，无人可以抗衡。
　　
　　三、悬空的“北高联”
　　
　　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中共称之为“高自联”）成立的时间有两个说法。按吾尔开希1990年的说法，他宣告北高联成立是在4月21日，他贴的大字报不仅自封了师大自治会的主席，更进一步自封了北高联的主席。他说：
　　
　　这张大字报贴在北师大，但我作了几十份缩小了的复印，贴在北京三十多个高校。在师大的广场上，我写道：“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原学联即行解散。今晚九点集会。签名，临时主席吾尔开希。”实际上，我贴大字报的时候这个组织并不确实存在。同样，当我第一次签名作北师大自治会主席时，我是它唯一的成员。
　　
　　但按通常的说法，北高联的成立是在两天之后，即4月23日夜间，北高联的组织者与发起人刘刚最近的回忆也确认了这一点。按1991年巴黎会议上老木、张伦与王超华的叙述，刘刚在创立北高联上的作用要比吾尔开希重要得多 。刘刚当时已不是学生，据《黑手备忘录》中的简历透露，1988年刘刚即在陈子明、王军涛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参与创办了北大的民主沙龙。4月23日圆明园成立北高联的聚会，实际上是刘刚串连的，且就在他的住处。当时有二十一所院校的学生参加（另一资料说是二十六所）。据知，刘刚当时对一位前辈披露，他之所以要赶快成立北高联，是意图对吾尔开希有所控制。

　　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北高联成立时的代表性问题。

　　第一，几乎没有基层组织。当时成立了自治会的除了北大以外，不会有几个院校，这时成立全市性的高联如建空中楼阁；

　　第二，因此没有“代表”。这些应刘刚个人之邀前来参加聚会的同学不应该称为“代表”，他们都是以个人身份来的，除了代表自己以外，并无基层组织可代表。

　　第三，即便北大的“代表”，也不是北大筹委会选派的。

　　刘刚最近披露的参加圆明园会议的名单，北大有两位，国政系８７级研究生Ｘ宇和物理系８７级博士生黄海新，这两个名字我是第一次知道（刘刚的回忆中又提到了张志勇，也许Ｘ宇就是张智勇），他们肯定都不是北大筹委会选派的，因为北大根本没来得及讨论。吾尔开希说王丹也参加了，但刘刚披露的名单上没有。会前刘刚去北大找过王丹，“希望他能代表北大参加，王丹立即提出他参加的条件是北大能够拥有绝对多数的常委名额，比如说，如果总共有七个常委名额，北大至少占四名。”刘刚没有接受王丹的要求。

　　总之，八九学运的最高组织北高联的筹建并不是学生自下而上推选的，而是一些非学生由上而下暗中操作的结果。这是北高联在整个学生运动中一直悬空的根源。

　　北高联组织的悬空，我自己感受颇深。从4月29日加入北高联，尤其是第二天当选主席后越发有所体会，这也是我在5月6日辞职的一个心理原因。我之所以加入北高联，是因为王超华见周勇军、吾尔开希和王丹等人“都不作实事”，才到北大筹委会建议我去替换王丹，强化北高联的组织，筹委会批准了这个建议 。开希与王丹对组织建设的兴趣确实没有见记者的兴趣大，二人在29日晚违背“常委不得私见记者”的组织规则，举办“个人记者招待会”，随后就称遭便衣跟踪，从此不再来开会，但北高联一有什么决议，二人又出来召开记者会宣布，因此外界至今都误会二人是北高联的最高负责人。比如5月3日的北高联大会，二人并未参加，但是会刚一开完，开希就又开记者会宣布五四游行方案，俨然还是北高联主席。这种作风与北大筹委会相去甚远。北大筹委会对外有发言人，常委不得私见记者是一条纪律，因此，外界不知道杨涛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再如周勇军在五四游行后宣布复课时，我作为北高联主席事先都不知情……。超华与我努力完善北高联组织建制与民主机制，但遇到这种虚浮作风时，我没据理力争，这是值得检讨的。

　　组织架构悬空的一个后果，是北高联对常委缺乏约束力。来高联的是院校代表，他们在北高联表现如何，本院校不一定清楚，高联其他代表也无法处分别校派来的代表，于是就有了脱节，出现有权决策却不受约束的情况，尤其是常委这一层。开希是这种脱节的典型。譬如6月3日我代表指挥部去北高联邀请两位常委到广场作副总指挥，开希正好在，抢着要去，我说你早就不是北高联常委了，开希便以“师大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当面宣布撤销梁二驻北高联的代表资格，并取而代之。“我现在就是北高联的常委了，你还有什么意见？”

　　组织架构悬空、对常委缺乏约束力、有领导之名无领导之实，由此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北高联无力制止几个常委发起的个人绝食及由此带来的组织分裂。
　　
　　四、绝食团对北高联的挑战
　　
　　这里说的“绝食团”是指绝食之初的一个松散团体，而不是后来的“绝食团指挥部”。5月11日晚，吾尔开希、王丹、马少方、程真、王文、杨朝辉在一个小饭店商议绝食，这是具体运作发起绝食的起点，后来六人就成为“绝食团”的当然领袖。这六人全是北高联的骨干，开希还作过主席，王丹、马少方也曾是北高联常委。尽管多数常委反对，北高联也数次决议反对组织绝食，却无法控制“个人绝食”的势头。可从北高联的组织架构和代表性上找出原因。因为，如果北高联是由下而上层层都有坚实的基础，完全可以用“最高统一组织”的威信要求局部份子服从领导，至少可以举行一次各校投票，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北高联当时未能这么做。

　　这种无力感，从高联运作的真正核心王超华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她在巴黎会议上谈到5月11、12两日北高联的三次常委会时说：
　　
　　5月11日下午有过北高联一个常委会，在这个会上，马少方和梁二发生激烈的争执，拍桌子红脸。马少方说，“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我们当时就已经提出，并在各个学校传达过，反对四二六社论，拥护赵紫阳五四讲话。这是高联提出来的……

　　在这之后，五月十一日晚上北高联做出一个决议：从这个阶段中央办公厅对对话团的反映来看，高联反对近阶段举行任何大规模的活动，只举行中、小规模的活动。

　　第二天十二日的早晨大约九点多接着就又开了一次常委会。刚要开，杨朝晖就来了，说“哎，我们要绝食，高联得支持啊！我们这儿串联绝食呢！”我当时就火了，说“谁串联绝食呢？”……他说，“我们要到天安门去绝食，我们要求高联派人保护。否则的话，我们随时可能被警察架走。”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拍桌子，我说，“高联马上要发表声明，这个绝食活动和高联完全没有关系”，我非常气愤的说，“明摆着你们是用了高联联络部，否则的话，你们怎么找到这些学校的积极分子的？你用了高联联络部，不通知高联。”我马上就问“吾尔开希怎么回事？他还有没有原则性，昨天刚通过的决议。”他马上说，“没有吾尔开希，这个事情是我们替他签名的。”赶紧替他辩护。但是到了美国以后一见到开希，开希就说“哈，你们被他们骗了，我自己主动签的名。”郑旭光冲我一拍桌子，“你以为高联现在还有多少威信哪？你以为高联现在说话还管用哪？”我一下就蔫了。我们当时说，我们不是坚决反对绝食，而是现在不是时机。那怕我们只放出一个风声，但是不去，这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是时机，因为现在政府不是说根本不跟你对话。
　　
　　第四次常委会是冲突的高潮，北高联不仅没能约束自身的核心成员，更无力压住北大的绝食行动。下面是曾任北大筹委会秘书长的柴玲与北高联运作的核心王超华之间的对话：
　　
　　柴玲：“你们为什么不允许绝食？”

　　王超华：“是这样，我们已经从上面得到消息，只要学生平息下去，上面准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来解决。现在有的同学感到在学运低潮，要做一些事情，很着急，我们也能理解。”

　　柴玲：“你们北高联已经同意了一个原则，就是你们只是作为一个协调性的机构，为什么到现在有权力做这样的决定？绝食是同学自发的。你们实际是占着领导的位置，没有领导的能力。”
　　
　　“高联只是一个协调性的机构，而不是领导机构”是北大筹委会在5月7日与北高联达成的原则性协议（据王超华和常劲的回忆）。 这实际上是对北高联的削弱，其影响力受此牵制很大。北高联从初创时期的代表性问题带来的悬空问题这时发酵，致使其最终无力控制北京高校学运的局势。

　　绝食后，北高联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更大大降低。“绝食团”形成一股强大势头，完全将北高联置之不理。超华也试图约束开希和王丹。5月13日晚，阎明复与知识分子和运动学生有次见面会，超华回忆说：
　　
　　下午我们坐在一块时就对他说，“开希你参加绝食已经违反高联纪律了，你不要再代表高联讲话。”所以13日晚上连坐都没有跟他坐在一块。他先说了一下，他代表北高联，然后我发言时还说了一声，他不代表北高联，北高联是另外有决议的，他们两个在绝食行动中和北高联不是一回事。
　　
　　但是开希与王丹这时完全满足于以绝食团领袖的姿态出场，因为绝食是当时运动的中心，媒体关注的焦点；尤其是14日对话时，若以北高联身份，他们反而可能无法参加。

　　以后，二人到底代表北高联还是绝食团，就很难说了。实际上，二人基本上不在任何一个学生组织中做事，而是依赖媒体和舆论的影响凌架于整个运动之上。

　　据梁二回忆，至迟在5月17日开希便被北高联彻底解职，而最荒唐的是，他在5月22日凌晨喊撤后，北高联竟然还得宣布对他的“罢免”，许多人都还以为吾尔开希依然是“北高联主席”，而“实际上他没有任何职务可罢免。”

　　同样，王丹也从未担任过“北高联主席”或负责人，但这样的误会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还在广泛流传，可见外界对八九学运组织的运作实情不了解到何种程度。

　　绝食团的形成，是八九学运组织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它导致了学生组织的混乱。首先是统一组织出现断层，至此北高联不再是运动的唯一最高机构；其次是权力更替出现断层，是以极端方式推翻前面组织的开始，这时是绝食，随后便有自焚、卧路与绑架等等，实际上开了运动后期各种“政变”之先河。
　　
　　五、绝食团指挥部形成第二次断裂
　　
　　如果说以几个绝食发起人为核心的“绝食团”的形成是八九学运组织的第一次分裂，“指挥部”的形成则是第二次大裂变。拙文《“自焚”与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对指挥部合法性问题有专门的反省， 这里则侧重于该组织在整个运动中所形成的进一步的断裂，尤其是领导人物的断层，譬如李禄的介入，开始形成全新的人物掌握运动的决策核心的局面。

　　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既是绝食团抗拒北高联的延续，也是绝食同学在无序状态下寻找自身代言人的新努力。

　　5月15日凌晨，在北高联支持下的吾尔开希（当时大家都把他误认作高联主席）主持了广场同学东移之后，广场上出现了混乱局面。

　　李禄这时找柴玲谈了一个多小时，又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便在八点左右，由柴玲在广播站宣布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李禄；而参加指挥部的唯一条件是在遭镇压时率先自焚。

　　二人宣布成立指挥部之后，马上召集了代表会议，一方面确立其领导权，另一方面也否决了李禄的两项提议：“自焚”与“卧路”。然后召开记者会对外宣布；

　　当晚十点发生了第一次人事变动，王文、马少方、程真等绝食发起人另立一份名单，去除了李禄；当夜的两次代表会议中，李禄一度落选，结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挥部，从此二人的地位不再动摇，直至六四。

　　而马少方等人则与指挥部渐行渐远，6月1日凌晨，王文等人甚至发动绑架。

　　指挥部成立以后，北高联对学运的控制力进一步降低，尤其是失去了两大阵地：各校代表会与广播站。指挥部的“合法性”首先就是依靠广场上的各校代表会取得的。

　　当时北高联的实际运作主要依靠王超华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认，“我们对绝食团的各校代表会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绝食团自己搞了一个代表会。可是事实上，高联在这个阶段基本上没有再召开代表会，因为都乱了。”

　　而广播站就是指挥系统，按李禄的说法，“没有广播站，实际上指挥部只是一个名字，广播站才是一个实际的团体。” 从此以后，代表会与广播站便成了北高联与指挥部争夺的焦点。两个组织各自召集代表会，又各自掌握一个广播站，因此广场上常常出现截然不同的决议和南辕北辙的通告。

　　大体上，“绝食团广播站”代表指挥部，“学运之声”代表北高联，而后者后来居上，功率大大超过绝食团广播站，因此北高联从5月17日以后逐渐控制了局面，直到23日被迫回校修整之前。这种由策略之争而导致的权力之争和两套指挥中心的混乱局面，作家郑义也有生动的描述。

　　其次，从领导人物上看，断层则更大。郑义以为“指挥部成员大多数是市高联的成员”，其实正相反，几个骨干当时不仅不在北高联任职，甚至在本校也无职务。

　　李禄来自外地不用说，柴玲与我都在5月6日辞去了北高联的工作，张伯笠、白梦从未在北大筹委会做过常委，郭海峰则在4月底就不再任要职。

　　吾尔开希与王丹的情况比较模糊，王丹是与我一道辞职的，吾尔开希按超华与梁二的说法并不代表北高联，他们在北高联到底有没有正式职务都很难说。

　　结果，绝食团指挥部竟是个全新的组织。套用一句批评中共的话来说，指挥部根据的也不是“成文法”而是“习惯法”，即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柴玲的“老资历”与“个人魅力”。

　　最后，从组织方式看，“自焚”是指挥部合法性来源。因为有了这个动议，而且得到响应，原先彼此有基本了解和信任的学生骨干群被排除在指挥部以外。

　　但是，这一“先决条件”在指挥部刚一成立便被否决，因为这对于许多绝食发起人来说无异于“政变”，比如马少方便指李禄是在“操纵民主”。这一思路无疑为后来的多次“政变”提供了依据。而到了运动后期，这类“政变”更是家常便饭。
　　
　　六、广场指挥部与两个联席会议的结构问题
　　
　　绝食团指挥部与北高联的抗衡，以5月23日北高联撤回高校整顿而得到了缓解。但是，这一天同时又诞生了两个新组织：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与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以下简称首联和指挥部）。以后对广场控制权的争夺，便主要在这两个组织之间展开，只是在二者之外，还有一个外界完全忽略的重要角色——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下面分析一下这三个新组织的形成过程。

　　据后来成为首联名义上的主持人的包遵信回忆，首联的前身是5月18日和19日在蓟门饭店的筹备会议，两次都是陈子明、王军涛用车接他去参加的。

　　5月22日晚的筹备会议也是王军涛用车接的，而他当时完全“懵懵懂懂的”，直到会开完他才从军涛那里得知这是首联的筹备会 。蓟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怎样能影响学生，控制广场局势。王军涛说，我们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体工作可由他和陈子明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来承担。”

　　因此可以说，首联是社经所一群知识分子的某些尝试的结果，他们力图介入学运上层，以期左右局势，由此取得与中共谈判的资格，这一点后面还有进一步分析。社经所成员张伦回忆了首联成立前一天他们商讨的情形，陈子明力主“上”：

　　5月22号上午，我随刘刚到了前门附近一个宾馆。一到房间，子明便请我介绍一下广场上的情况。……我认为……需要加强组织，帮助学生管理好广场上的秩序，引导运动。……子明发话说，他认为鉴于现在的局势，围绕社经所形成的知识分子集体应该进一步上去，对运动负起更大的组织领导责任。……王军涛此时说话神情之严肃和忧虑，是过去我同他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屋里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刘刚坐在地上，周舵和另外几位坐在床上，沉默着。隔着茶几，我边上坐着的陈子明又说：“军涛，你说得都对，但是，鉴于现在的情况，我反复思考过，我们还是得上。”

　　……最后，陈王一致同意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第二天首联即告成立，大约五十多人参加，陈子明、王军涛等社经所骨干几乎全部到齐 。下面是王军涛的回忆：

　　5月23日，我主持会议开始。子明提议会议定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我当时提出的议题是两个。一是建立广场指挥系统，二是明确政治诉求。……我还提出次日召开誓师会，王丹宣布维宪会决策，柴玲总指挥带领全广场宣誓。我草拟了誓词。

　　要成立首联和广场指挥部，还须扫清一个障碍——北高联。王军涛接着说：

　　会后，我立即与王丹等人去北大见北高联，……他们仍在商议次日重新接管天安门广场指挥权的事项。王超华力争能在北高联重返天安门广场后主导撤出天安门广场。在王丹、吾尔开希、刘刚和王志刚等人的支持下，我力劝北高联不要再返回天安门广场。

　　北高联为何力争重返广场？这是因为广场指挥部的前身“临时指挥部”与高联有一个口头协议。临时指挥部的成立重复了绝食团指挥部成立时的模式——开希喊撤，导致坚守广场的同学迁怒于北高联而另立上层机构。其具体过程是：

5月22日凌晨开希喊撤，当即遭到全场反对和北高联的“罢免” 。当晚，北高联与绝食团指挥部共同召集各校代表联席会议，以四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对，通过了组建广场临时指挥部（绝食团指挥部加外高联）和坚决不撤的决议，同时按王超华与张伯笠达成的口头协议，高联撤返高校整顿，由临时指挥部接管广场四十八小时 。因此，这时首联对指挥部的支持至关重要。超华没有料到那晚首联也在广场开了筹备会，并在第二天成立时“授权成立广场指挥部，统一广场上的指挥” 。张伯笠又没参加首联会议。这样，23日当超华拿着北高联整顿好的九人名单回到广场要收回权力时，伯笠便推说“你找首联去吧。” 当晚，按上面的回忆，代表首联的王军涛和王丹、吾尔开希、刘刚等人都去北大反对高联重返广场。至此，北高联彻底丧失了对广场的控制权。总之，高联最终没有要回广场控制权，是几方合力的结果。

　　首联促使广场指挥部的成立，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指挥部与首联到底是甚么关系？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最好看一看原始资料。5月24日的《新闻快讯》第三期由包遵信负责、北明等编辑，其中记载了三个新组织的结构关系：
　　
　　本报讯∶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以“保卫天安门指挥部”为中心，上设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爱国维宪各界协商联席会议”，和由全国各高校代表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下设联络部、宣传部、参谋部、后勤部、纠察部。
　　
　　显而易见，这个结构很混乱。首先是指挥部作为“中心”，与首联究竟是甚么关系？首联成员甘阳说：“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包遵信听了，觉得“这种说法真让人无法理解”，结果他也用了一个很模糊的概括：两个组织“一是进行协商，一是负责执行；联席会上讨论定的事，大都要由广场指挥部去推行。” 首联发言人刘苏里在5月24日下午对记者的解释也自相矛盾：一方面，首联是作为指挥部的后援组织，作用是出谋献策，担任智囊团角色，但对指挥部没有硬性制约关系，首联提出的任何意见，最后决定权仍在指挥部； 另一方面，首联决定，天安门广场保卫工作由总指挥部统一负责，采取总指挥负责制，而总指挥则向联席会议负责。

　　这就触及到第二个问题：指挥部到底听谁的？“上设”的两个联席会议，一个主要是社经所知识分子的，一个则是广场学生的，二者有了分歧怎么办？如果说指挥部相当于行政机构，联席会议相当于议会，那么现在出现了两个“议会”。下面将分析的5月27日关于“撤退”问题上的反复，便是这一矛盾的自然结果。

　　第三个问题随之形成：部门人员设置出现了两套人马。一套是学生的，以原指挥部为核心，上面《新闻快讯》那段话接着是：
　　
　　新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有∶柴玲（总指挥）、张伯笠（副总指挥兼宣传部长）、连胜德（副总指挥）、郭海峰（秘书长）、李禄（外联部长）、王刚（后勤部长）、杨朝辉（纠察队长）、王超华（常委）等组成。
　　
　　另一套班子则是与社经关系密切的非学生：
　　
　　联席会议属下五个部：联络部（负责人刘苏里）、宣传部（老木）、后勤供给部（王刚）、参谋部（刘刚）、纠察总部（张伦）。
　　
　　第二天的首联《简介》上又说有十个部。可见当时的组织结构有多么混乱，又多么变幻无常，给人随意更改的印象。而实际上指挥部的核心人员也并非经过正式选举产生的，比如我就没参加过任何选举，而读到上面一些名单，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总之，产生混乱的原因各种各样，但根源还是设计问题。……据王军涛最近的披露，他们本来的设计是由王丹出任“指挥部总指挥”，结果没成功；后来又设计王丹任“学生议会议长”，也没成功 。最后，社经所成员真正掌握的只有首联，由王军涛、王丹和刘刚等人掌控 。也就是说，按其设计，他们本来希望完全掌握这三个架构，但在“有些没有参加协商的知识分子”的压力下，没有实现而已。这就形成了有组织的社经所人员和运动自发的学生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最后这样的混乱架构，不过是两方面妥协融合的结果。

　　从学生这方面来看，柴玲因为面临临时指挥部要“转正”的问题，所以在23日首联会上满足于“授权”的上下关系；而李禄是学生议会——“营地联席会议”的主持人 ，因此他在24日的首联会上要不断强调“广场指挥部的权力来源，是建立在广场议会的基础上，就是营地联席会议”；而首联只是“一个协调组织，给我们作后勤部，第二给我们作参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作我们的领导和派我们、帮助我们成立一个广场指挥部，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这边最高权力机关是广场议会。” 正因为如此，5月27日首联建议30日撤出广场，没有在学生议会上通过 。而这一挫折，是标志着首联对指挥部的权威实际上在学生议会之下——首联只能“建议” ，表决权则在“广场营地联席会议”。

　　社经所人员掌握的首联的本意是坚守广场，要求广场学生至少坚持到6月20日，而撤离的建议其实是指挥部我和柴玲提出的（详下）。撤离建议除了在记者会上宣读之外，首联并未去广场“营地联席会议”做学生代表的工作，后来一些人指责李禄个人对柴玲的影响否决了撤离建议，其实是对广场运作机制完全不了解或误导所致。当时社经所人员掌握的首联的活动主要是在离广场很远的宾馆和会议室中进行 ，他们在广场的时间并不多，根本不重视学生议会各校代表手中的投票权。

　　七、“黑手”与一些重大决策

　　关于“黑手”有四种说法，

　　一是同情学运的体制内的中共高层人物，如赵紫阳、鲍彤、陈一谘等（“三所一会”）；

　　二是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如方励之、严家其、包遵信、郑义等人；

　　三是工人领袖如韩东方和私营企业主如四通的万润南等 ；

　　四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人员，如王军涛、陈子明等等。

　　从组织角度看，只有社经所这些人较多参与八九民运的组织运作，但在当时的报道中，他们是完全隐没的 。这里主要分析他们在运动中的作用。

　　由前文可以看出，社经所人员确实参与或主导了八九民运期间几个重要组织的成立和运作，从学运最初的北大筹委会，到北高联，再到后期的首联，都能见到社经所人员操作的影子。

　　前文提到，北大筹委会的成立最初是由民主沙龙推动的，而民主沙龙的创始人刘刚和当时的负责人王丹，运动前已与社经所有联系。

　　这一情况被隐藏了十五年，最近才由王军涛等人披露 ，八九年我甚至还以为张伦等人也是学生。而推动北高联成立的是刘刚这位已非学生的社经所兼职人员。到戒严后成立的首联，几乎就是社经所整套班子运作的结果。

　　这里讨论几个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有些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分析出初步的脉络，有的至今仍是一团迷雾。

　　１、绝食是否“黑手”操作的结果？

　　关于黑手，还有一个尚未清楚的问题，即绝食的发起，是否是“黑手”、又是哪些“黑手”运作的结果？

　　我们知道，绝食是王丹、吾尔开希等六人违背学运组织决议而用个人名义发起的，但其理论依据——“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至今还不知从何而来。

　　前文提到，王超华回忆说：5月11日北高联常委会会上，六人之一的马少方激动地说：“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

　　当时反对绝食的北高联常委梁二提到吾尔开希头天晚上见田纪云的情况：

　　开希在五月十日晚曾经到田纪云的办公室，与田纪云和赵紫阳的秘书商量问题。

　　他说，秘书一直站在后面没说话，而田纪云不时回过头低声地与他商量一些问题。开希自己就认为中央有缓和的态度了，如果我们再一加压的话，就很可能答应我们早期提出的要求。他是与彭涛一块去的。他很坚定地告诉我，绝食是势在必行的。这是五月十日晚上深夜两点钟左右。

　　田纪云有“赵紫阳的帐房先生”之称， 是赵从四川带进京的干部，一九八九年是负责农业和外贸的副总理，站在赵紫阳一边，提倡与学生对话。

　　那个“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是不是就是田纪云透露的？无从判断。另外，王丹与社经所关系密切，除了刘刚以外，外界未见社经所其他人员反对绝食；王军涛在绝食第二天与刘晓波争论，主张不怕“可能导致流血”的“强硬对抗”，出国后甚至说八九年王丹大事听他的，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那么撇开组织而用个人名义发起的绝食，是不是也是听了军涛的话呢？所有这些问题，至今还是一个谜。

　　２、“黑手”是否“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

　　《黑手备忘录》中宣称：“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并以此影响了联席会议的立场。”

　　事实正好相反，从绝食到戒严后，社经所成员乃至集体都有积极主张学生坚守广场的记录，许多还是《黑手备忘录》中记载的。

　　且不说绝食到广场本身就是王丹等人发起的，绝食后社经所人员逐步走向前台，5月18、19连续两日在蓟门饭店筹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力挺广场，戒严后社经所成员更是几乎全盘出动地“上”，成立首联和指挥部，并迫使倾向撤离的北高联退出广场。下面按时间顺序逐一分析。

　　首先，5月14日，王军涛坚决支持绝食，甚至主张不怕“可能导致流血”的“强硬对抗”。刘晓波的回忆记述了他当时和王军涛的“针锋相对”：

　　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是学运的形式，是有条件的妥协，还是强硬对抗。王军涛说：“我同意学生有条件地让步，不同意像昨晚那样无条件撤离。当然强硬对抗可能导致流血，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能不流血尽量不流。

　　但是，政府一旦出动军队，造成流血，也并非百分之百的坏事。鲜血会说明政府的无可救约，使政府彻底失去民意，换来民众的觉醒。不流血能解决问题当然最理想。但面对没有违法的学运，政府逼着流血，也只能坚持到底。”王军涛颇为激动地说。

　　其次，18、19两日的蓟门会议上，社经所人员是否主张撤离？答案应该也是否定的。

　　18日很清楚：“会上没有明确提出要学生停止绝食” ，更不用说撤出广场，那么19日呢？陈子华（陈子明的妹妹、社经所首任所长）宣称19日“参加蓟门饭店会议的大多数人主张学生立即停止绝食，撤出广场，而陈明远则主张坚持绝食”，尤其是她哥哥陈子明“与陈明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主张“带领绝食学生撤回学校” 。

　　此说源于陈子明自己在《反思十年改革》中的申述 ，但陈子明在该书中的许多陈述与史实倒置。

　　如陈宣称在5月16日和5月18日之间，影响他介入运动的一件事“是一位地位和名望都很高的自然科学家直接向我发出呼吁，拜托我利用前‘四五英雄’的身份，救救青年学生的生命” ，陈子华则进一步披露，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叶笃正，“叶老本人也与陈通了话” 。

　　从1991年到1999年，陈氏兄妹都这样说，直到2003年10月才被叶先生彻底否认——他既没与陈通过电话，也“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 。

　　再如前面张伦、王军涛和陈子华一致见证的5月22日陈王谈话，陈子明坚决要“上”，王军涛甚为担忧，到了陈的记述里就完全反转过来，变成他“真诚希望他（王军涛）和我一起回到学术研究上来”，而反对王冒险去广场支持学生。

　　关于5月19日的情况可能也类似，因为陈的记述与包遵信及柴玲﹑李录、王文等学生的回忆相左，恰恰是陈明远在那两天坚决主张复食和撤离。包遵信回忆会上讨论如何支持广场学生整顿秩序时说：

　　陈明远就曾拿来一份呼吁书，建议广场学生立即撤退，反倒被冷落了，至少上午没有作为讨论重点。最后，张炳九自告奋勇，愿负责去广场整顿秩序，大家也都表示同意。这是上午会议的唯一成果。

　　陈明远力主复食的情况，还可从广场上的柴玲﹑李录和王文的回忆得到印证 ，而这一点，连社经所的郑棣在回忆中也没帮陈氏兄妹背书，他提到那天陈明远来饭店，但完全没提撤留之争，更没提那个“激烈的辩论”，而“会上形成的一致意见”，正是“委托张炳九组织的北大教师纠察队保证广场生命线的畅通” ，倒是与包遵信所述的陈明远劝撤被冷落的情况较接近。可见是陈明远在呼吁复食和撤退﹐而陈氏兄妹记述的情况则难以取信。

　　再次，积极筹备和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本身其实最能说明问题。成立这么个最高组织做什么？是“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吗？当然不是。上一节引述了王军涛回忆5月23日联席会议成立时的情况，他说“我草拟了誓词”。这个誓词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我宣誓：我将用我年轻的生命保卫天安门广场和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甘愿用我们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这样的誓词，怎么会是“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呢？

　　上一节还引述了王军涛接着的回忆：会后，他立即与王丹、刘刚等人去北大力劝主张撤离的北高联不要再返回天安门广场。按当时的情形，支持北高联回广场就会增加学生撤离广场的机会，而社经所的三员大将老远跑去北大反对高联回广场，又怎么会是“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呢？其实从组织角度看，迫使北高联不能回到广场，而由首联设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恰恰是保障广场不撤最关键的一个动作。

　　最后，为了论证“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陈子华在《黑手备忘录》中引述了包遵信的回忆：“5月23日夜谢小庆给他来电话，建议尽快劝学生撤离广场，次日谢小庆在首联会上侃侃而谈，为“主撤派”博得有力的一票，最后会议形成两个文件，一是《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一是《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公开信》。” 这段引述完全曲解了包的原意，似乎那两个文件就是主撤的。

　　而事实上，包遵信书中就有两个文件的全文，根本没有“主张学生撤离广场”的蛛丝马迹，而且包遵信其中还有一句“可是指望一次两次发言就能说服大家，当然不现实”， 明显是说谢小庆“劝学生撤离广场”的主张并不被联席会议接受，而这句话恰恰在引述时被删去了。

　　实际上，正如陈小雅指出的那样，“这个联席会议始终没有做出撤退决定” ，而如前所述，其唯一的撤离建议，恰恰是代表指挥部的我和柴玲在27日会议上提出的 ——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参见这个联席会议——而原方案是要坚持到6月20日以后。王军涛的回忆证实那个草案（《十点声明》）是甘阳起草的，他自己也同意要坚持到6月20日，并承认最后是因为我和柴玲提出的动议而改为5月30日撤：

　　5月26日，甘阳对我……建议提出以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学潮时撤出广场，……我支持甘阳在会上提出自己的设想。……但5月27日，来自广场指挥部的柴玲和封从德提出财政困难无法坚持，资源只能维持两天，他们希望北高联移交社会捐款给广场指挥部；否则，学生将撤出广场。北高联财务主管解释，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移交给广场。封从德表示，那就撤出广场。我们立即根据他们的动议修改原来的决议中的撤出日期，采纳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在30日全球大游行撤出广场的说法。

　　王军涛的回忆没有提到会上柴玲提出“空校”撤离方案遭否定的情况 ，也没有提到会后他和李录协商同意不撤的情况。和甘阳一同起草《十点声明》的老木91年说“我听说，王军涛也同意你们这个反对撤退的意见。因为你们学生作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 这个情况也得到李录的证实：

　　当时柴玲说，本来知识分子也不是说三十号撤；这时，王军涛拍拍我的肩膀，很诚恳地说：要是同学们愿意坚持到六月二十号，我们全力支持；你们指挥部说要什么吧，人力财力，我们都可以提供。说完，大概也是王军涛，当即将“五月三十日”划掉，改回为“六月二十日”。

随后，学生议会当晚六成赞同坚持到六月二十日的方案，首联次日也重做决议，改回到同一方案 。这晚，北高联八常委亦在北大开会，一致决议广场静坐请愿继续坚持到六月二十日，“其坚守广场的方针，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广场指挥部不谋而合”。

　　３、“黑手”与“三线计划”。

　　陈小雅解读为何“这个联席会议始终没有做出撤退决定”，是因为社经所所长陈子明早有一个“三线计划”，即：

　　由在这次胡耀邦逝世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学生运动构成第一线，通过与社经所有联系的大学青年教师对之产生影响。二线，由知识界知名人士组成，功能是指导与保护学生，也可以制约学生，由与知识界朋友较多的王军涛和闵琦联络，二人均为该所元老，也是七十年代末期西单“民主墙”时期的同志。包遵信的回忆证明，他们联络知识界的渠道之一，就是紧紧抓住包遵信。三线，由陈子明本人主持，功能是利用一线二线造成的压力，专司与政府谈判。

　　“三线计划”一说被社经所的一些人否认，王军涛在1998年对“三线计划”有一个内涵不同的解释 ，陈子华则在1999年撰文完全否认“三线计划”的存在 ，陈小雅随后撰文反驳了陈子华的说法 。其实，“一线”、“二线”的存在不是问题，陈子华在《黑手备忘录》中也交代了，自5月1日起，他们业已在“高度共识“上形成了这个“分工“。她说：

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这大概就是“黑手的黑手”的帽子唯独被戴在社经所头上的原因。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

在另一处，她又说到：

5月1日，社经所在香山召开的所务会议，确定由王军涛、陈小平和刘刚负责与北高联建立联系，由郑棣负责与新闻界建立联系，由此开始了对八九民运有组织的部署和介入。

建立这些联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用陈子明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善用威慑”。请看陈子华是如何记录这些思想的：

5月15日，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到全国总工会出席“政治体制改革与工会”座谈会，……陈子明说：5月4日新闻工作者上街了，形成了一支比学生更有组织、更自觉、文化程度更高、对策更高的力量；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教工、科研单位上街了。我建议，现在最好是酝酿，不要出台总工会这张牌，戈尔巴乔夫来之后看中央有什么反应，再出这张牌。牌要一张一张出，……出光了也就没什么威慑了。最好是善用威慑，少用力量。

在5月18日“联席会议”首次筹备会上，陈子明几乎和盘托出了“三线”的思想：

陈子明只是在会议开始时讲了话，他说，时局的发展要求知识分子把幕后的影响方式推到台前，通过精英讲话影响学生，学生讲话影响全国民众。并表示社经所将为会议提供后勤服务……

5月21日，戒严后的第一天，社经所买下的《经济学周报》还以“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一思想：

……必须理解，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在学生运动形成压力后，学者来讲道理，说明危机的原因，社会应怎样发展；在此基础上是专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后由政府在专家方案范围中决策。

当然，“三线计划”问题的核心是究竟有没有“三线”，即“利用一线二线造成的压力与政府谈判”，从陈子华编著的《黑手备忘录》一书中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维宪联席会议成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陈子华在书中说：

　　联席会议也一直希望与当局建立对话和谈判的渠道。杨冠三曾给王军涛带来何维凌的消息，表示何有通过邓朴方与高层对话的渠道。5月30日凌晨，何维凌亲自找到包遵信，再次表达了上述的意思。包遵信在当天的联席会议上通报了这一情况，会议决定由王丹和刘苏里等负责与何联系，进一步探讨对话的方案。但此时与何维凌已经联系不上，事后得知，何离开包遵信家后即被逮捕。

　　这段话意味深长，“一直希望与当局建立对话和谈判的渠道”一句已道出了个中真谛。按包遵信的回忆，何维凌的建议本身是一个偏重于官方的撤离方案：

　　他一见我就说，你能不能跟王军涛他们说说，动员广场学生在月底撤离？……可以确定一个时间学生撤离，撤离之后将广场打扫干净，表示我们欢迎解放军进城。然后在广场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开个联欢会，军队领导与学生代表都讲几句话，造成一个团结和解的气氛。

　　但在陈子华的记述中，重点却是“与当局建立对话和谈判的渠道”，兴趣完全不在撤离上，王军涛的回忆甚至连5月30日都没有，更不用提包遵信向他们转达何维凌的撤离方案。前文已经论证，社经所人员对广场如何撤离并无多大兴趣，这里得到进一步印证，而且何维凌那句话的意思，显然也是“王军涛他们”并不情愿“动员广场学生在月底撤离”，因为头一天首联刚刚重新做出6月20日的决议。因此，他们的主要兴趣正是“利用一线二线造成的压力与政府谈判”。在何维凌找包遵信之前，王军涛早已得到类似讯息，并无促使广场撤离的行动，反而是坚挺广场并积极筹备试图取得统一指挥权的联席会议，而一听说可以与当局建立对话和谈判的渠道，便立即行动起来。实际上，5月22日决定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动力之一，正是为了“利用一线二线造成的压力与政府谈判”。王军涛说那天有“几件事情使我决定采取行动”，其一就是看到有了与官方谈判的“最后机会”：

　　有朋友在5月22日到北纬饭店告诉我，邓朴方哭求邓小平不要开枪镇压；邓表示让军队再与学生接触，讨论和平交接天安门广场控制权。……我与子明商议后决定当晚上天安门广场争取最后机会。

　　如何“争取最后机会”呢？就是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坚挺广场，造成压力与政府谈判。按陈子明在首联筹备会议上的话说，就是“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为何说是“最后机会”呢？因为之前争取过，没有成功。陈小雅根据资料分析了5.18、19蓟门会议筹备首联的背景，然后说：

　　由此可见，这个联席会议的酝酿，是在“倒邓狂澜”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另一名负责人XX的话来说，陈子明原来设计了一个“三线计划”，自己不公开出面，“到五一七时，他感到再不跳出来，可能什么都捞不着了。”记住这一点，对人们理解这个“联席会议”为什么始终没有做出“撤退”决定，是有意义的。因为，撤退了就不存在控制的问题，失去了这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牌，“三线计划”就可能成为泡影。

　　综上所述，5月16日、22日和30日，社经所人员三次“立即行动”，都不是为了广场撤离，而是为了“与当局建立对话和谈判的渠道”，也就是“三线”。因此，无论“三线计划”的是在陈子明私下朋友范围内、还是在更大范围内知晓 ，“黑手”们利用“一线”、掌握“二线”、促成“三线”的公开行动，已可被其自身的回忆证实。

　　４、六四屠杀时“黑手”们在不在北京市区？

　　社经所人员在戒严当晚立即开始着手布置了一个周密的出逃“第二方案”，当时完全没有知会广场指挥部，六四屠杀时许多“黑手”都不在北京市区。这是“黑手”们一直避讳的，直到十多年后才逐步透露了一点。陈子华在“六四”十周年时为了回应陈小雅对“三线计划”的质疑，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形：

　　从５月２０日开始，陈子明、王军涛着手准备第二方案，即在当局血腥镇压之前把学运和民运的领袖人物撤离现场，避免在乱军之中遭遇不测。社经所专职人员毕谊民、谢小庆、于国禄、王之虹等具体组织了方案的落实工作。在这一方案的具体安排下，王丹、刘刚、包遵信等在“六四”屠城前撤离了北京市区。

　　最近出版的《黑手备忘录》中，陈子华的记述稍有变化：一是将“５月２０日开始”改为“２１日”，二是把“屠城前”改为“屠城时”，三是透露了具体的地点（“在京郊窦店布了一个点”），四是将被转移人员的名单加长（王丹、刘刚、杨涛、邵江、张伦、包遵信、老木、刘苏里等）。 王军涛在书中的回忆大致印证了陈子华的记述，只是这个“第二方案”不是21日开始的，而是19日当晚：

　　是晚（19日），国务院发布戒严令……我与子明、卫华再度商议……我们决定进行分工……我提出……应当为他们准备安全藏身之处。……5月27日……布置一旦镇压发生我们的应变措施……在5月27日会议上，费远承担了第一项任务，他在人人大酒楼安排了对天安门广场的紧急疏散措施；谢小庆承诺将人安排在昌平某地；毕谊民联系外地建立最后的藏身地；我还让刘丹红设计疏散后团队成员联络方式和密码。……5月31日，我决定撤出运动，回到原来的团队项目特别是研究工作，同时还将刘刚和张伦从第一线撤下来休整。

　　接着，王军涛说，六三当晚军队开枪时，他和陈子明等人都在“北京西郊的雅园饭店”。 毕谊民（社经所常务副所长）的回忆印证了王军涛的记述：

　　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决定先把王丹、刘刚、杨涛、张伦、老木等人保护起来。我找到谢小庆，他二话没说就把昌平的房子腾出来。6月1日我把张伦等几个人安置在昌平小庆家（“六·四”后，小庆又把张伦、老木、杨涛送出北京）。我和之虹还给军涛、王丹、刘刚、包遵信和张伦等人做了假名工作证。6月3日午夜，我接到小庆电话：“我在北池子，惨绝人寰！”4日凌晨5点，军涛打来电话：“小毕，你没事吧！”“没事”，我说。“那你好好在家呆着，千万别出来！”我问：“你在哪？”“雅园宾馆。”

　　随即，毕谊民便开车去各处拉人。这里提到的“假名工作证”解答了我在广场上的一个疑惑：当时流传说有四十本外国护照，我一直不明白，外国护照在国内有什么用？如果是外国使馆帮忙，给我们这些黑头发黄皮肤又有什么用？如果是去国外的签证，我们连中国护照都没有。六四从广场撤回北大，下午，在凄唳的雨后，我和柴玲没处去，在北大校园遇到一位知识分子，他告诉我们可以去一个地方取得假证件，说已有许多人去那里，问我们要不要去。我们当时将近两天没睡觉，只是一阵麻木，冷冷地说，不用了。那人没多加劝，拎着一只小手提箱就走，走了十几步，又折回来，对着柴玲说：“你等着瞧，以后我的名气会比你更大。”说完就走了。当时我简直没有甚么知觉，心里更加麻木。那时我们完全不知道社经所人员从一戒严就立即着手的出逃方案，也幸好不知道。

　　八、结论
　　
　　综上所述，较重民主程序的学运组织，虽在成立之初难免经历震荡，但随后便稳定且运作效率较高。而北高联在创建时缺乏基层组织和代表性，导致学运这一全局性组织始终没有足够的领导权威。这一权威的不足，致使几个高联常委个人发起的绝食出台，从而导致学运组织的第一次裂变。

　　绝食前北大等校的校园民主建设时机已经成熟，绝食后运动走出校园扩大到社会，运动的焦点和权力中心从校园转向广场。绝食后运动组织进一步分裂，成立绝食团指挥部是运动组织的第二次裂变。北高联进入广场后，与绝食团和绝食团指挥部形成领导运动的“三驾马车”，但运动却进一步群龙无首。

　　戒严后成立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加入广场指挥权的角逐，与学生组织的关系模糊不清。从权力的“有效性”角度观察，广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三百代表的广场学生联席会议，而非首联或指挥部。社经所成员（所谓“黑手”）不仅是戒严后全盘地“上”，在戒严前也并不主张“见好就收”。

　　运动初期由下而上的组织不多，但秩序反而较好；运动后期组织众多互不统属秩序越来越差。社经所人员操作成立的北高联和首联都企望建立运动最高组织统领全局，但两个机构都不是由下而上的推选产生，而是由上而下地自我任命。这两个由上而下构建的“最高组织”，一个没能阻止绝食的出台，一个没能组织撤离广场。可见，这种组织导致运动随意放大容易，收束退却则很难。

　　总之，组织的冒进是最危险的激进行为。由上而下仓促构建统领全局的组织不符民主程序且最终损害大局，由下而上透明地逐层组织才是合理而稳健的做法，这样形成的坚强组织才可能纪律严明、收放自如。这不仅是八九民运的经验与教训，也是六四后海内外民运组织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未来民主运动的借鉴。

　　一九九八年二月起草于巴黎，二○○四年六月修订于纽约、八月修订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