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岁是花季
二十一岁到底是个什么“季”众说不一，有人说是雨季，有人说是梦季，更多的人说是花季。说十六岁是花季是不是早了点儿，因为人生走到二十一岁才趋向于成熟，也就是说该开花结果了。二十一岁对美国年青人来说实实在在是花季，从此可以合法进入酒庄买酒，自由进入酒吧俱乐部等成人场所公开社交寻欢作乐了。而我的二十一岁是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下度过的，至今仍回味无穷。
一九七四年正是成千上万中国年青人失去学业被连锅端去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正是这些孩子渐渐长大开始为自己的婚姻.家庭.工作.事业发愁的时候；也正是他们的父母为自己的孩子回城.升学.找工作绞尽脑汁儿，甚至留下伤心一页的时候，我在父母亲的竭力爱护下，成了中国当时极少数的幸运儿，在人间天堂杭州走着当兵入党提干三步曲。一九七四年也是非林彪派系将领翻身以后处理整治林彪派系干部在军中的子女最凶狠的一年，当时的空军党委有明文规定，凡是进学习班接受审查的干部的子女无论何种情况不准入党提干，一律转业复员，北京上海不能进市区安排工作。贺德全的儿子铁军被强制复员后，安置在北京远郊区怀柔县林场，铁军是个本分的孩子，一九九四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在林场度过二十个春夏秋冬了。周宇驰的一对儿女向阳.向红复员后不仅没工作，可能连生活都困难。杨彩章在林彪问题上只沾了一点边，宏宾.宏军被勒令停飞，不久复员回京安排在远郊区。什么事儿都是一报还一报，看样子对子女也是一样。
我当年所在的空军机动八大队是空军的王牌机务工程大队，经过这个大队维修保养的战斗机很少出飞行事故，《林彪九一三事件》后这个大队被逐步化整为零，我的成长也出现了插曲。。整个大队人才济济卧虎藏龙，有位梁付大队长好像还毕业于名牌大学，还有一大批“老三届”湖南籍战士，许多都德才兼备，尹德利后来还当上了地区的教委主任，我同他们四年朝夕相处，受益匪浅。平心而论我当时在其中确实显不出有多大的才干，只不过有块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的牌子，同他们竞争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每年就那么几个名额入党提干，粥少僧多，总有喝不上的。可以说入党提干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年青人的最高梦想，为此我每天寝食难安。经过四年的努力和忍耐，中队党支部终于发展我入党了，为实现这个梦想，我打扫了好几年厕所，不得不暂停英语学习。
全体党员举手通过我入党的第二天，我重新拿起了英语课本，大张旗鼓视无旁人地学了起来。这时中队上上下下对我议论纷纷，一个战士每天抱英语书，当时也太特殊了，可能全军也找不出几个。心眼好的领导认为我不安心连队工作，想跳龙门，看我不顺眼的领导则怀疑我有可能叛国投敌，有人发现我戴着耳机不知在听什么。我有个小收音机是自己装的，灵敏度特别高，每天熄灯号响过后，我就打开收音机戴上耳机装睡偷听美国英语900句，听张爱玲编译的 O.Henry 短篇小说选读，有时也听听台湾广播，幸运的我从来没有被查出过。
六月份我焦急地等待提干的消息，此时心情有点儿像现在的年轻人等待大学入取通知书一样。消息传来没有我，四年的辛苦付之东流，看来单靠自己还是不行，不过这种打击还是经受住了，没有哭，也没有绝望，而是偷偷给父亲写信，说明我作了最大努力提干还是没有希望，只有换一个单位，要不然下一步就是面临复员回北京了。也许复员回京是对的，一九七四年国家外贸部正招收一批党员复员军人进部工作，然后派往国外。我的小学同学张维就是其中一个，他早早地被派往日本，一九八二年我见到他时家里早已电器现代化，吃得肥头大耳，而国内当时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几年后他因心脏病突发死去，这已经是后话。
后来指导员叶国贵告诉了我未能提干的实情。此人我曾经拉拢过他，叫我母亲偷偷地往他湖北老家寄过两件的确凉衬衣，当时算是珍贵礼物，我们私下关系很好。原来是一年前我的分队长张良祝趁我出操的机会偷看了我的一封未发出的家信，信中我说入党仍很困难，能否换个单位为好。这下子可击怒了中队领导史庆玉.曲世林等人，他们是贫苦农民的后代，当看到干部子弟利用父亲的职权在他们鼻子底下走后门时，个个怒气冲天，山高皇帝远，坚决不同意我入党提干，现在想来也可理解。这次之所以能入党还是叶国贵当上党支部书记后帮的忙，因此我十分感谢他。后来我渐渐感到张良祝每天老躲着我，有时我见到他就大叫几声吓唬一下算了。
父亲不愧是情报部长，分析情况权衡左右后决定找王海。王海是空军战斗英雄，在杭州当过空五军付军长，现职是空军军训部部长，后来升为空军司令。王海喜欢晨泳，我父亲在他家门口打太极拳等他，有一天说上了话，父亲说我在基层连队当兵表现不错，入了党，但眼睛近视不能提干，能不能想个办法。王海听后满口答应，说眼睛不好戴个镜子不就行了吗，正好过几天他要去杭州并答应办这事。当时军队有规定，排级干部的视力不能低于0.7，我可能因看书过多，眼睛是差了点儿。
母亲来信叫我稳住情绪不露声色耐心等待。果然不久五军的一个军务参谋来到中队，说挑选几名优秀战士去衢州二十九师组建空空导弹中队。中队领导仍未推荐我，军务参谋说把花名册拿来，指着我的名字说，潘涌这位站士很年轻吗，又是党员，应该选他去。当时的党风还是很正的，不能公开走后门，只能这样做，这也说明王海的办事能力。我接到调动通知后兴奋极了，带了一瓶茅台酒和潘斯哲来到西湖楼外楼。饭馆里的其他顾客盯着我带来的茅台酒，说这酒团以上干部才能喝得到。我没喝几口就醉了，剩下的叫潘斯哲喝了个精光，可真正让我醉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个星期后，我同其他六名战士一起调往衢州二十九师，一个月后被派往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一个叫倪国庆的战士与我有福同享，学习完毕后我们同时提为排级技师。
一九七四年是我人生重要的一年。在那动乱的年代能有幸坐进高等学府的课堂，换句话说能同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接触，向他们学点知识，尽管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能同来自非洲的军事学员学说几句蹩脚的英文，尽管后来全院召开紧急大会受到通报批评，差点打道回府，已实属不易。这也许为后来能再次来学院进修和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再往后能作为既懂技术又长英文的专业人才进入空军最高飞机工程研究机构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做下难得的铺垫。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没有人随随便便能够成功，让我们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钟。回忆当年的那段岁月的时候，称为峥嵘岁月也好，蹉跎岁月也好，悠悠岁月也好，幸运岁月也好，岁月还要往前走，最后的岁月应该是最美好的，要不然“Life Is Beautiful”怎么能够获奥斯卡金像奖呢！
10/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