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海归回上海当个城管不错。

“红头阿三”对如今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个陌生的名词，但对现今六、七十岁的老上海来说却是非常熟悉的。之所以称为“红头阿三”，原因大致有这几种说法：凡印籍巡捕皆头缠红巾（实际上，印捕充任交通警、巡逻警的用红巾缠头，任看守警为黄巾缠头）所以叫“红头”。关于“阿三”则有两种说法：一说印度人是亡国奴，在上海人眼中的地位低于西捕和华捕列第三位；还有一种说法是印度人说话有口头禅“I say”、“I say”，其谐音为“阿三”，红头加上阿三故称“红头阿三”。

印捕是上海处于殖民地时的产物，在我国是独一无二。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8月上海被西方殖民者强迫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国冒险家纷至沓来，要求在上海购地建房。当时清政府上海道台宫慕久在英国领事巴富尔的威胁和欺骗下，于1845年11月29日以道台名义，用告示形式公布了洋人的《上海租地章程》。从此，英租界成了英国侵略者在上海的“国中之国”。


1849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法国领事敏体尼援引英国殖民者的先例，上海道台麟桂屈服于殖民主义者的压力，于1849年4月6日划定法租界界址。


上海租界既然是“国中之国”，自然要有武装力量及其他镇压工具，这便是万国商团、舰队水兵与巡捕。万国商团是租界武装力量的主体，其主要职责是保卫租界，一般不负社会治安之责。舰队水兵是万国商团的后盾。巡捕，即警察。起先，巡捕一律由西方人担任，故称为西捕。当时法租界公董局就有明文规定：“巡捕房人员应全部由法国人或宣布服从法国领事馆，并从此归法国裁判权管辖的外国人组成。”英租界最多时有西捕160名。西捕薪水高，否则就找不到西捕，这样开支就大了。另外，西捕有种种局限，比如微服侦察，其相貌特征根本无法掩饰；又比如去公共场所打听，其语言障碍造成的困难也难以克服；再加上租界里有帮会组织，西捕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深入进去，也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做耳目，破案效率不高，租界治安堪忧。总之，从1854年开设巡捕房起，起先西捕还能应付。后来刑案随人口激增而水涨船高，由清一色的西捕办案，弊端更为突出，于是从1870年后改为允许华人充任巡捕，称为华捕。由于这一改变收效明显，以致渐而主次倒置，即西捕大减、华捕大增。例如1883年英美公共租界有巡捕200名，华捕竟占170名之多。以后，华捕越雇越多，殖民者怕不易控制，自1884年开始从英殖民地“进口”印度籍巡捕，即“红头阿三”。殖民者从印度“出口”巡捕时，对人员精心挑选，必须是印度的锡克族人，个个身高马大，满脸虬须，令人望而生畏。但他们也有与西捕相似的短处，所以大多充当巡警、狱警与交通警。“红头阿三”来自英国殖民地，严格说来其身份比处在租界里的上海人还低，但他们是英国人的忠实“看家狗”。狗仗人势，整天警棍乱舞，让上海人吃足苦头，特别是那些摊贩与车夫，挨“红头阿三”的警棍与皮靴更是家常便饭。殖民者为了利用 “红头阿三”为其忠实卖命，发他们的薪金比华捕高一倍，还配给住房等，并在当时的戈登路巡捕房内（解放后为江宁路公安分局）建造了一座三层楼印度教堂。印捕的存在随着租界结束而取消。


法租界在这方面做法与英租界大致相同，他们“进口”的是安南巡捕，即越南人，在上海人看来，其体态、皮肤与广东人相近，所以没送他们什么绰号或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