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发配到黑龙江，犹如乘三级火箭一般。第一级把我们送到了齐齐哈尔，第二级把我们从齐齐哈尔又送到了双山火车站。双山火车站说是车站，实际就是铁道线旁有块高点儿的平地。下了二级火箭，有军用大卡车等着我们，四辆大卡车，一个排一辆。卡车和火车不一样，是敞篷。当兵的告诉我们，无论穿多厚也不为过，尽量穿得暖和些。于是大家把“宇航服”穿起来，连同行李，装货般堆上车，然后车徐徐地在一片白雪皑皑的大平原上沿着一条依稀可见的有车轮印的路向远方尽头开去。
我们所在部队有两个农场，一个在嫩江县南，一个在嫩江县北。南边的叫南场，北边的叫北场。南场是老场，条件好些，北场刚开发，连房也没有。为了让我们逐步地提高觉悟，循序渐进地受到锻炼，所以先到南场。
天虽然已黑，但地面是白的。四辆军车开着大灯，颠颠簸簸地行进着。车帮儿撞击着我们的背，脖子一仰一仰地，没啥规律，挺累，倒不疼，因为穿得多，有缓冲。我们浑身上下包得严严实实，也不知道哪儿有缝儿，冷风往脚下钻，不一会儿就僵了。就在大家尚未失去知觉时，司机兵及时地停下车来，说，下来跺跺脚。大家艰难地爬下车，一跺脚，钻心地疼。
不知你有没有脚冻到一沾地就钻心地疼的经验。跟你说实话，那种经验还挺有吸引力，当时疼得钻心，事后还挺有回味。为什么呢？因为缓过来以后那阵的舒坦是绝对的享受。有比较才有满足。抽大烟是不是也这个理儿，没抽过，不知道。
脚一冻麻了，就想起小时候冻脚的事来了。小时候市面上缺肉，冬天起大早去人民大学小卖部排队买肉，去晚了排在后面买不上。小孩子呢，心胜，总想排个头。穿着布鞋，裹着小棉袄，摸黑儿和东楼的“窝头”一起去排队。“窝头”的妈是后妈，家里总有两种饭，一种是馒头、肉，一种是窝头、咸菜。他的二个弟弟妹妹总想分享他的窝头，可他的胖妈总拦着不让，窝头都照顾了“窝头”。我俩一起去排队买肉，一块儿被冻得俩脚沾地钻心疼，区别在于我能吃到自己买的肉。我俩交换过冻脚的经验，我说冻了再缓过来挺好玩儿，“窝头”说，他想着哪天要不冻脚该多好。他连双棉鞋也没有。
跺过脚后，堆上车接着走。这时候千万不能睡觉。冬天野地里，一旦睡着，就永远起不来了。
我们坐在车上，摇着，晃着。除了车灯，四周没有一点光亮。除了发动机的轰响，四周没有一点声音。连狗叫声都没有。空气似乎冻得凝住了。我们在路上，车停下车跺脚，反复了多少次也没心思数了，反正最后还没到忍无可忍时就终于到了目的地。
老场条件好。我们现在说条件好，大概是说哪个旅馆24小时供应热水，有“假哭塞”(whirlpool)，有“热浴缸”(hot tub)，有席梦思。可那时候概念完全不同。人又累又乏到了那份儿上，真的别无所求，问谁谁说就想有个平的地方，暖和点儿，躺在那儿睡一觉。老场全面地满足了大家的要求，有房，有炕，还烧得挺热乎。农场兵们用实际行动欢迎了我们。这种时刻的感激心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真挚的。
当然任何时候也都能看出人的性格、意识特点在细节上的差别，其实是习惯上的差别。南方同学，特别是大城市来的，就抓空儿打盆水洗干净脸、手、脚，干干净净入梦乡；北方人大都原封原装进被窝，“明儿早晨再说了”。
第二天照例放假一天，统一整理内务，就是安排床铺，整理自己的行李、杂物。另外，还特许大家都可以同时出去到8里地以外的小镇上去买东西。按规定，15％的人可在同一时间出营房，另85％要留在营房，以防突发事件发生。这就是战备思想。
农场的房子一半儿在地下，从西边的土坡上直接就可以上房。这样保温，冬暖夏凉。屋里分南北两面炕，炕下是一条火龙，从屋外过道里的灶烧过来。烧得旺的时候，炕头根本就没法睡人，烤得慌，可以烙饼。房子是砖结构，但房顶是厚厚的一层草，压上厚厚的一层泥，泥上涂上黑沥青，吸热。
场区即生活区。除了宿舍，还有场办公室，餐厅，大厨房。场区周围是望不到边的土地。地也没个地界标志，谁种就是谁的。部队机械化程度高，都是大面积耕作。主要种玉米和小麦。从场区有一条土路伸向远方，最近的小镇就在那边儿。
那天第一次到镇里是和朋友大光一起去的。我们背着背包，扎紧鞋带，怀着第一次的新奇上路了。路是农村的土路，两条深深的沟是马车车轮长年累月磨出来的。看着这二条沟，有点发呆。这两条沟印下了多少轮胎的波纹啊！这两条沟接过多少骡马的粪尿啊！这两条沟又记录过多少车把式的鞭声、咳嗽声啊！如今，我们的本来毫不相干的脚步又踏了上去，隐约感到我们的生命也要融进这黑土地上两条永不相交的线里。无论你走多远，那相交的地方总在你永远够不到的地方。
人都有深沉的时候，逮着了机会说不定就玩儿他一把。就是这机会不大多。就那点儿深沉，就那点儿风雅，经不住硬高粱米的磨挫，受不了零下40多度的严寒，捱不过超体力的重活儿，也腾不出理纷乱思绪的空儿。“想那没用的干吗？”大光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又是好几天没沾肉了，咱还是到镇上看看有没有可吃的肉，打打牙祭吧。
快到镇上时，是一个大上坡，有百米来长。据说解放牌大卡车装满货吭吃吭吃爬着特费劲，旧点儿的车都上不去。可苏联大种马拉十吨的特制大车，一步步地往上走，比解放牌还快。大种马比一般马高半个身子，重量起码有三匹马重。马蹄子足有大海碗大，“夸察”“夸察”一步一个脚印，节奏感特强，好象一点不费劲。这种进口大马比解放牌车还贵，养起来也特贵，它每天得吃鸡蛋。
“比咱生活儿强！”我俩一起说。上了那大坡已是气喘吁吁了。
镇小卖部和其他的小卖部一样，就是东西比你家样数多点儿，货架子上的土比你家的厚点儿。挑来挑去，买了信纸和肉罐头。信纸是想着往家里写信，其实包里带了不少，不是用边疆的信纸更有意义吗？肉罐头是天然冷冻的。回程中一直把冰冷的罐头放在棉袄里，都快贴了肉，为的是化开罐头里的冰。快到场部时，大光提议到场院小屋去吃罐头，这样可以独扪，回宿舍保不齐会有人抢，即使没人抢，众目睽睽之下，攫取的目光注视下，吃也不舒服。就这样，回宿舍后还有人问呢，怎么这么半天才回来？都买了什么好吃的？也不拿出来共一下？你也只好打着哈哈，使劲忍着别打嗝儿冒出肉味儿。
我们连由四个排组成，一、三、四排是男生，二排是女生。我们排是三排，排长李文生，当兵的，是给我印象至深的一位，以后专聊。副排长李松青，西安交大的。小小的个子，农村人。问他为啥到黑龙江来，他说，他负责分配，别人挑完了，最后剩下黑龙江，他就来了。他说的是实情。知道了我们连里还有如老李这样的根红苗壮的贫下中农后代陪着我们，心里踏实多了，被惩罚的耻辱也淡去了大半。要说倒霉，哪儿找老李这样的傻蛋去？
排下的编制是班。我们排是七、八、九三个班，我们是八班。八班长是标准的河南兵，此处也不表，放到后面和护士一起。副班长是北农大的阿藻。阿藻黑瘦黑瘦的，看不出有啥肌肉，可有股子干巴劲，以大光膘肥体壮的身架居然不能把阿藻从屋里推出去。金庸小说里常有高手骨瘦如柴，天龙八部里枯荣大师既是一例，阿藻是又一例。可阿藻也有孬种的时候。听阿藻的好朋友，九班的小张说，阿藻的女朋友漂亮得一塌糊涂，电影演员都不如她漂亮。说的大伙十分羡慕，羡慕之余益发觉得阿藻虽黑瘦，却是眼睛精光四射，浑身内力无穷。后来大家发现阿藻一天跑连部无数趟，经调查是去找信。再后来又发现阿藻有了信以后偷偷地跑别的地方去看，回来以后明显眼睛里的精光大减，身架也松松垮垮了。有那么一天大伙儿憋不住了，说阿藻你想女朋友也没这么个想法的，你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没女朋友的大有人在。你问问，连女的手都没摸过的有没有？你也把照片拿出来给大家欣赏欣赏。你小子也太。。。说着说着，阿藻哭了，一大滴鼻涕在鼻尖下吊着晃悠，阿藻抽泣着。哟，哟，哎哟喂，怎么啦？还来了感情儿了？别，别，不致于的。什么时候让她来一趟，让咱们也看清楚点儿。。。这时从外屋撞进个人来，是九班小张，小张进屋就说，你们别说了，阿藻女朋友吹了。啊？！大伙儿都呆了。再看阿藻，终于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边哭边说，她说我不爱她，我，我，我他妈都快疯了我！大伙儿都老实了，可心里没闲着，都觉得那女的肯定是以攻为守，不愿意到黑龙江来呗，或是有了身边的可心人，远水不解近渴嘛，反过来倒打一耙，说阿藻不爱她，没她什么事儿。若阿藻这样爱得如痴如狂天昏地暗的还叫不爱，真不知道那女郎向往中的爱情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举动，真为阿藻打抱不平。不过不瞒你说，也真不排除没女朋友的幸灾乐祸的成分。人嘛，都不是圣贤。
从那时候起，阿藻的鼻子上常挂着亮晶晶的一滴。
大光和我是在学校就认识的了。我们八班在一条炕上，我俩挨在一起。大光和我不同，隶属有女友阶级，我是隶属光棍集团。但我能分享大光的照片欣赏节目。夜里大光常常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照片，有时就招呼上我，两个被子扯在一起就搭起个大点儿的帐篷，一块儿看他女朋友的照片，大光逐张介绍照相的时间地点。向毛主席保证，我的心地是非常纯正的，完全是为朋友高兴。
另一个清华的学生名叫张铁生，外号“铁杆”，意思是立场坚定，但不是铁杆汉奸，而是铁杆革命。张铁生的名字响亮，因为出了个辽宁高考交白卷发牢骚的张铁生。那个张铁生在全国是受了极大的压力的，我对他很同情，丝毫没有反感。如果是我，我也会发一通牢骚，出出气。明摆着的，农村里插队的，辛辛苦苦干活儿的，哪有时间看书。这种不平等，历来就有，现在仍然有，只不过没人象张铁生那样说，说了也没用。我们这张铁生不是那个张铁生，我们的张铁生是清华自控系的学生，特能吃苦，干活是把好手，还特能批判自己，属于努力争取向上，自觉自愿接受改造的那种。
黄胖子是科大的尖子学生，大脑袋瓜子好象压得脖子直往腔子里缩。黄胖子虽是那种顶尖儿的高材生，却也不迂腐处事，和那种连对象都不找的书呆子不沾边儿。黄胖子老早就给自己张罗着，不过事情不那么尽人意。那女同学老是给黄胖子留着一片希望的原野，却同时声明有朋友在外。黄胖子除学习外，酷爱唱歌和摄影，且两样均有所造诣。后来黄胖子分到黑龙江省肇东县无线电厂，由他主持设计了当时在我国处领先地位的微波中继站发送机，很有成就。对象的解决是那以后了，应了先立业后成家的话。
黄胖子很会照顾自己，不大怕别人说三道四。比如出去执行任务，司机驾驶楼里除了司机外，还可以坐一个人。黄胖子总能在大家犹豫着，怕别人有“看法”时，抓住时机，一大步跨上去，先堵住车门，车一停，开门就上去了。坐在驾驶楼里，脸上浮现着代人受过的表情。二蒯就说，黄胖子是古神话中被吊在悬崖上为世人受罪的波罗米修斯。
二蒯姓池，因为长得特象蒯大富，连眼镜都一样，故有了这个外号“二蒯”。二蒯浑身精瘦，腰板总向前弯着，可挑起东西来比膀大腰圆的大光还象样。一次我们四个人抬石头，我的手被压在扁担下没来得及拿出来，我哎呀哎呀一叫，二蒯赶紧使劲往上扛，越扛压得越疼，越疼我越叫，二蒯就越使劲扛。等我终于叫明白了是我的手压在扁担下时，拿出来已是一片青紫了。二蒯说，我以为你扛不动了呢，他一个人负起了二个人的重量。
看二蒯那个瘦劲儿，绝对和满腹经纶对不上号儿，可二蒯肚子里的货确实不能以裤子腰肥尺寸来衡量。古诗古词他张口就来。二蒯后来和女生排的小计结姻，能不间断地背诵古诗古词，或是小计说了上句他接着就是下句，以至朗朗到结尾的本事帮了他大忙。我本来语文特差，知道这消息后想赶紧恶补古诗词这一课，已是为时晚矣。
我们班上还有个小张，好象是那个煤矿的大专学生。他们学校到我们连的有二个同学。另一个是伙头军采买老高。一条麻绳扎紧黑棉袄，眼睛炯炯有神，说出话来不让你觉得有余地。说真格儿的，在那年月那地角儿，真亏了有他这么个采买。小张也不输他的同学老高，二人到一块儿，一个赛一个有信心。有一次说起表的事儿。军农连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块手表，小张就有一块，而且是瑞士大鹰哥儿。老高没手表，但有块上好的怀表。他们的表都特准，准得谁要是问他们时间，总是精确到秒，“10点15分32秒”，如二人同时都在，那精确度就提高到半秒，“10点20分46秒半，截至到我刚才那个半字”。到底谁的表更准，我们没表，无从判起。一次他俩又碰到一起了。小张说，我的表每天快一秒，我每天有记录，所以知道目前的准确时间。老高说，我的表只快三秒。小张说，我的表快一秒。老高说，我的表就快三秒。是啊，小张说，我的快一秒。没错儿，老高说，你的表一天快一秒，我的表永远只快三秒。等小张和大家都明白了的时候，老高已经得胜走了。小张惭愧地讪笑着。不过我们大家并不觉得小张丢了多大脸。大家安慰他，咱们这地方知道个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半小时为单位都不打紧。根本用不着秒或半秒。小张看看大家，倔强地说，我的表一天只快一秒。是，是，大家继续安慰他，当然还是大鹰哥儿好了。他那什么表？怀表。每次还得把手伸进怀里去掏，看完还得放回去。要是手挺脏，怎么掏？不方便。你看你这大鹰哥儿，时不时地把手往斜上方那么一伸，就手儿小臂一弯，表就清晰地展现在你面前。要么干脆就袖子一挽，手表就露在那儿，金光闪闪，又方便，又好看，又气派。
小张总是不惜体力为大家服务，而且干活从无怨言，只要credit就行。比如每天开会或下工回来，大家抓空儿仰会儿，或上厕所。他不，他给大家打洗脸水。每人脸盆里倒上温水半盆。等大家都在屋里坐定了，小张就笑眯眯地跟大家说，洗脸吧，我给你们打来水哩。
对小张的服务，大家都默默地心安理得地领受着。其实在班里帮我的人还真不少,让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我的一对红惠民就是一个。部队里讲究一帮一，一对红。我俩就是一对红。可讲帮还是他帮我多。每次吃忆苦饭，当兵的老照顾我多受教育，一大勺一大勺地往我碗里扣。我好饭都吃不多呢，忆苦饭哪能那么往下塞？还不能扔，劳动人民的血汗哪能扔？那不是明摆着扔传统吗？我吃一次拉一次稀，兵说我还是吃得少欠锻炼。每次都是趁兵不注意时惠民帮我吃。惠民特老实，后来农场找人去开拖拉机就找上了惠民。一次惠民把拖拉机开回连里，油门开着，进班里说话连着喝点水。我觉得和惠民关系不一般，就私自上了拖拉机想开那么一会儿。不想刚一挂档就把火憋了，怎么也打不着。有那么几个家伙“呕、呕”地起哄，闹我一个紫茄子脸。惠民走过来，一声不响地打着火，让我过了会儿瘾了事。我和惠民保持了很久的联系，他到北京出差看我，我们一起去颐和园玩儿，照了不少相。
我们班和别的班一样，十来个人，东南西北的都有。当兵的是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原则分的班。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地区，长相习惯都不尽相同，但，大家每天都同一个时间起床，站在炕上，踩着散乱的被子，手捧红宝书，心向北京城，同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一块儿去厕所，一起吃早饭，然后围坐在同一条炕上斗私批修，狠挖灵魂深处私字一闪念，共同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学着学着，肚子里一块儿轰鸣着，以同一个心情盼午饭。吃饭时以同一个速度往嘴里划拉。下午又围坐在同一条炕上打着同一个姿势的哈欠，逐字逐句地讨论体会同一条最高指示或同一段社论，以大同小异的模式琢磨晚饭。有人会说，农场也不干活儿啊？怎么不干？正置大冬天的，田里的活儿少了，可要选种。什么时候选种？夜里。为什么？因为夜里冷。你别那儿瞎琢磨冷的时候种子选出来容易出芽什么的蠢念头，不是。不是为了种子，而是为了军农战士的思想改造。这叫要有“自找苦吃”的精神，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是能锤炼人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培养大无畏的革命情操。
谁领受过零下40度的严寒？小风一吹，脸上刀割样疼。没吹过的，说不出这话来。光是冷，也罢了，还要选种。选种机轰隆轰隆在那儿响着，200斤的装麦种的大麻袋压在倾斜的背上，踩着尺来宽的大板子往上走，倒在选种机入口的大槽里，出口那边儿有人撑着大麻袋接选好的种子。接满了，往旁边一抬，有人专门拿大粗钢针缝麻袋。每班一个班儿，三班倒，30分钟换班，长了不行，受不了。这活儿都便宜了我们排。我得说实话，200斤的大麻袋我真扛不动，无论怎么念语录也直不起腿。去缝麻袋吧。这活儿轻省，就是手冷，不能戴大手焖子，拿不住钢针。一边儿缝一边儿跺脚。心里记住，得便宜别卖乖，老老实实，少言语。
别的排自有他们的夜间锻炼项目。如刨粪冰山。尖镐下去一个白点儿，溅起的冰碴儿打在脸上就是一个小血口。反正总之是不能什么锻炼项目都亲身实践。想锻炼得比较全面，心情是好的，但要有全局观念，要服从组织领导的安排。
有一天，场部下达了命令，今天上午暂停分排学习，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刚从北京开全国人大代表会的本场首长，副场长，要接见我们全体军农战士，同时给我们做报告。
从前在北京参加十一游行，百米外遥望首长是常事。从小学开始就每年有政治任务，上天安门广场游行，直到大学还是年年去。九月三十号晚上就在学校里过夜，十月一日凌晨三、四点全体集合，到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到安定门，然后到建国门外集合待命。北京的街道设计在东西长安街上和其他地方不同，两边儿人行道上有许多铁的长方形盖子，下面是下水道。凡有大集合游行时，铁盖儿一起，支上帆布墙，就是男女厕所。人多的时候一个吃喝一个拉撒，二问题实在是突出。吃喝自带，拉撒国家想的周到。
早晨八点钟，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响彻神州大地，十一庆祝活动开始。首长讲话，然后宣布游行开始。游行队伍由各行各业的大军和花车组成，包括海陆空三军，体育文艺大军。届时，全城的老百姓都出来夹道看热闹。最好看的当然是文体大军和军队方阵了。衣服整齐，人也精神，看他们是艺术享受。轮到最后是各大专院校的队伍。练的时候一排人还马马虎虎成一条直线，真走的时候就谁也管不了谁了。从东往西走，脑袋都朝右转，插着空儿往天安门城楼上眺望，谁不想看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不能白搭了这一宿的疲劳啊。远是远了点儿，连猜带蒙呗。那个是，那个是，都这么说。苦就苦了近视眼们，哪个哪个地乱问，只能模模糊糊地看个轮廓，得个朦胧印象。哪儿还顾得上脚下的步调一致？同志们群情激荡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耳边响着“跟上”“跟上”的大声口令。
到了文化革命，有那么阵子，革命小将计划着把五星红旗往克里姆林宫和白宫顶上插的时候，就闹不清是首长接见红卫兵还是红卫兵接见首长了，反正那时候见当官儿的就太容易了，包括被打倒的，戴着高帽子的官儿们。不说别的，蒋南翔当中央候补委员时，回校接见全校师生，都是小车开到东大操场边儿上，下来，一帮人众星捧月，健步走入大操场。从两边儿站得整整齐齐的学生夹道中间走向主席台。蒋校长，蒋委员来到清华园，整个清华园是春风荡漾，篷壁生辉，能那么亲近地看到中央首长，真幸福啊。才几年的功夫，文化大革命中，又见蒋南翔是在主楼前斗争王光美时蒋南翔陪斗。裹着大黑棉袄，秃着个脑袋，哪儿还有首长派头儿？
作为北京的革命群众，我很以在文化革命中见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为骄傲。尼克松见到二位伟人比我晚了整整六年。
六六年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全国上下一片沸腾。毛主席为了见到更多的红卫兵，或是满足更多的红卫兵的要求，于八月三十一日再次接见红卫兵。作为清华大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队成员，我有幸和我的伙伴一起被安排在西观礼台上。清楚地记得那次原本计划毛主席乘军用吉普绕天安门一周，检阅红卫兵。军装整齐的解放军四个一排筑成一条通道，从天安门楼始再回到天安门城楼。军人墙的里外就都是红卫兵小将了。事实证明对红卫兵小将实在是估计太低了。才四人的人墙挡谁呀？在大家焦急盼望之时，一辆中吉普从天安门城楼下驶出，开过金水桥，向西边开来。才开出不到50米，红卫兵小将们早已冲破军人墙，堵住了中吉普。等红卫兵小将看清楚车上身着军装的人不是毛主席时，又有一大队军人跑步过来加强这里的薄弱环节。吉普车退回天安门城楼。
第二次，一辆中吉普又开了出来，开头很顺利。红卫兵小将不想再受骗。可这次真的是毛主席。刚开过金水桥，到了我们观礼台的角上，红卫兵们发现了真是毛主席，于是红卫兵大浪铺天盖地地压过来。解放军手拉手，臂挽臂的铜墙铁壁立时土崩瓦解。红卫兵围在毛主席的车周围，毛主席一一握着那些伸过来的年轻的手，望着他们热泪狂飞的稚嫩的面孔。红卫兵们疯狂了，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同时向前挤着，把手伸过去。叶帅在车上挥手轰着红卫兵，却丝毫无奈。怎么办？我们站在观礼台的红卫兵马上组织了起来，大声齐呼：“红卫兵，让开路，红卫兵，让开路”，这时有人已登上金水桥白玉石栏杆，想登高望远，人一挤一歪就扑通掉进金水河。在百忙之中，解放军还得分出人来去救落水的红卫兵。
吉普车向前极慢地移动了几米之后，开始向后移动。花了半个多小时终于退回到了金水桥里。后来议程全变了，改成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毛主席当先，后面是林副统帅和周总理，先到东面，又到西面。毛主席摘下帽子向大家挥着，时而也鼓掌。身后林副统帅惨白着面孔，手挥红宝书紧跟。离着好几步，周总理也挥着红宝书，向红卫兵致意。
时过一个月，六六年国庆前夕国宴上，我们作为首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文艺宣传队，共四百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史无前例，空前绝后地为贵宾、内宾和外宾们演唱红卫兵革命歌曲。周总理就座于离我们最近的椅子上，半回过身来，胳膊挎在椅子背儿上，每支歌唱完都是周总理首先鼓掌带动眼睛不离满桌佳肴的来宾们鼓掌。我们的身份是周总理的客人，唱完歌就都到小宴会厅去吃饭了。虽是小宴会厅，也是国宴水平，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永生不忘的自豪回忆。
二年后，毛主席一挥手，我们就奔赴了广阔天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了。人说，天高皇帝远，没错儿。在北京见皇帝不易，到了省里见巡抚不易，到县里见县太爷也不易。若是吃了官司，在县大堂上县官惊堂木一拍，来人哪，给我拉下去打五十大板。还没来得及抬头看看清如水，明如镜的父母官儿，已拉了出去，屁股上吃上了板子。到了农场好些日子了，最大的官儿见的是连指导员。作为农场最高领导阶层成员的副场长还真是头一回见。人说县团级，县团级，副场长是团级，就和县太爷同级了。随着时间和地域，即所谓的时空的幻移，在遥远的大荒原上要见到地方大官，不由你心中不免有些激动。
我们农场没大礼堂，就在室外了。十点钟，随着扩音器里传来东方红乐曲，满面红光，胖乎乎的副场长胸前戴一朵大红花，在一众营、连军官们的随从之下，从场外步入场区。有人领着呼起口号来，我们也都跟着呼，不过呼的都是毛主席万岁，和副场长没什么关系。副场长拍着手走了过来，经过我们连时，特意地向我们连里多看了两眼，特别是虽然身着厚棉袄，头戴黄军棉帽，臃臃肿肿却不失飒爽英姿的女生排，更是投去了赞许的目光。副场长过去了，还不时回过头来朝我们拍着手，有时扬起手挥一挥。临时主席台就设在一个小漫坡上。副场长边走边侧身回头，忽然一个矮身，“叭唧”，副场长爬地上了，四脚着地。总有十几只手抢上去，连拉带扯，把副场长扶正了身子。副场长从拉着他的手中左挣右挣挣出手来，继续拍，继续向军农战士挥手。脚下刚移步，又一个踉跄，十几只手又扶上来。大家低头一看，不知什么人缺德把水泼在那个漫坡上，溜滑的冰和我们小时候在门口泼的临时冰场一样。有人去找了一簸箕炉灰，撒到冰上，就再无滑倒之虞了。
副场长报告，介绍了全国大好形势，展望了灿烂的未来，给我们农场带来了阳光雨露，严寒中送来了温暖。为庆祝副场长带回北京党中央的关怀和喜讯，全农场改善伙食一顿。
既是严冬，春天还远吗？随着战天斗地抗严寒，军农战士的思想觉悟在提高着。什么叫觉悟？实际是一种有比较之后的认识水平。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们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觉悟。你跟他们说困难时期饭不够吃，他奇怪为什么不往有吃有喝的地方搬家；你跟他说从前上班挤汽车能挤出肠子来，他不以为然，说干吗不开自己的车？你跟他说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插队的事，他觉得那故事不好听，不如我们听西游记有趣。没有经历就没有体会，就不会有“觉悟”。我们从城市中来到农场，亲身受了罪，吃了苦，浓缩地体会到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才渐渐有了工农兵的感情，才发觉并领悟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人能阻挡时间的长河。转眼，已到了长城里边扬花三月的时候了。饿了一冬天的狼时不时地到我们场部周围来找食。每次狼来都给我们全场带来一阵新鲜喜悦的骚动，一群人老远看着当兵的拿了半自动步枪，匍匐前进，尽量接近那狼，然后射击。清脆的枪声划破长空，可劲儿吓狼一大跳。狼放开四腿，拖着大尾巴，象一条线似地逃走。都饿成那样儿了，跑的还是那么不可思议地快。目送逃走的狼消失在天地相连的地方，大家总是悄悄地庆幸没有打着那狼。听说狼会聚众报复，一条狼好对付，要是来了一个野战兵团包围了农场，怎么办？我们虽然穿土黄军装，可没枪。
在隐约的担忧之中，传来了要清队的消息。学生连即将开拔到嫩江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