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总祸根就是赵紫阳.

赵紫阳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总祸根就是赵紫阳.

动乱“精英”严家其与赵紫阳的“新纪元”


八 赵紫阳欣赏《河殇》新纪元的说法

在1988年还有一件事，赵紫阳支持的《河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不是这一年，也不是那一年，而是赵紫阳上台的那一年叫“新纪元。

　　赵紫阳不仅让有关单位复制录相带，而且亲自介绍、推荐该片给新加坡的李光耀，说值得一看。

　　《河殇》播出以后，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王震。

　　王老在宁夏讲话批评，然后又找林默涵等人谈话，由林默涵等人帮助王老把意见整理成文章。

　　文章写好给我看时，我就提出了这个意见，我说《河殇》的要害就是这一条，赵紫阳非常欣赏其中新纪元这个说法。

　　李先念有一次见到我，说你对王老这个讲话、这个文章有什么意见啊？我说我提了一个意见，要害是新纪元的提法。

　　先念说：哟，过去还不知道这个看法。

赵紫阳下台时，王老发表了一个讲话，批判“新纪元”是讲话的内容之一。③

王老是产业工人出身，但是喜欢看小说、看理论书，敢于而且善于保护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也相当敏锐。

注释：①这三个条例是：《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1981年7月13日发布)、《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1月2日发布)和《中国共产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6月3日发布)。

②陈云：《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65页。

③1989年6月21日，王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他指出：《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河殇》里有两个\'新纪元\'。巴黎公社不是新纪元。十月革命不是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新纪元，马、恩、列、斯、毛以及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都不是新纪元，只有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1987年赵紫阳同志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赵紫阳同志这个‘新纪元\'，到底是什么样的\'新纪元\'？这是用\'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薪纪元\'。这是削弱以至取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瓦解以至\'改造\'党。反对邓小平同志代表的党，大树特树赵紫阳同志\'新权威主义\'的\'新纪元\'。这是把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歪曲和破坏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庇护下来、扶植和集聚起来的\'新纪元\'。赵紫阳同志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错误，已经产生严重后果。几年来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分配不公，社会治安混乱，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地脱离群众，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搞散了，早已在新中国绝迹的贩毒、吸毒、卖淫、走私、绑票、买卖妇女儿童、黑社会等丑恶现象重新泛滥，严重败坏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总祸根就是赵紫阳同志。到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社会渣滓纷纷出笼。他们打砸抢烧杀，破坏国家财产，惨无人性地殴打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把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和首都北京，搞得黑云滚滚。这是他们\'新纪元\'的一次大暴露。......赵紫阳同志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还是一个善于耍弄政治权术的阴谋家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一 回答于光远

1 于光远就王力访谈录大做文章

1989年3月份，于光远在中顾委第三组的会上提出质问，要邓力群回答和王力的关系问题。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在此之前，叶永烈访问了王力。王力就把我和他接触中间的一些情况谈了。其中有胡耀邦说他做过理论工作、写过文章、有研究能力，现在免于刑事处分之后，希望他在这些方面继续做些研究工作，写点文章。叶永烈把这些说成：党的最高领导对王力的评价是，立场坚定，理论根底厚，写作能力强。我当时给王力建议的是：杜绝人间往来，闭门读书，甘于寂寞；但是要研究一点问题，其中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是一个重大题目；还有农村情况，也算一个题目。叶永烈在访谈录中讲，王力说这是邓小平给他的任务。1989年1月18日，叶永烈在上海的《联合时报》上发表了这个访谈录，文章登了很大的版面。

于光远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提出要追查邓力群和王力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三组的组长刘澜涛让人做了记录，记录经于光远核对后，转给薄老，薄又转给了我。

2 我的回答

4月29日，我写了一封答复信，请薄老、任穷同志并报陈云同志，把1984年4月我回答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骂邓力群请来陈伯达这个教师爷写文章教训中央同志的那一封信附在后面，还附了1981年11月邓小平让我去找王力谈话的批示，邓的批示是：请力群同志与他一谈，告他什么话都可以谈。”邓对此事的批示一共有两个，11月5日批的是上面的话，11月6日他又加批了一句话：请耀邦同志看看。”耀邦也圈阅了。附了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回答于光远们的质问了。这些档案的原件都保存下来了。

王力当时经我转了给邓小平的信，耀邦也看了，还画了圈。

3 我对王力的评价

王力去世之前，提出要见我。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我不好见他。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给我发了讣告，请我去告别，也因为政治原因我没有去。我的心里总感到这样做会有一种遗憾。政治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太复杂了！我要去见他，他不说也会传出去。这就又会引起于光远这类人给你找麻烦。从这点上说，我不见他为好。但就同志之间的感情上说，总觉得留下了一点遗憾。这个人还是一个同志，也有才。

从总的方面来评价王力这个人，他对党是坚定的，对毛泽东思想是相信的。“文革”初期，他成为风云人物。这有他本人的责任，但也不能说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主张的。全面、公正地看，还应该承认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当然，这个人也确实有点毛病，有职有权时，他好表现自己；一旦无职无权，他又不甘寂寞。在这一点上，他和关锋就不一样。关锋后来确实是闭门读书、写作，成绩不小。王力也写了不少东西，现在留下的一些东西，也有价值。但是，据反映，其中不实、不妥之处也不少。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二 向胡耀邦遗体告别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恰好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我去北京医院看病。碰到胡启立出来，满脸流泪。我知道胡耀邦住在医院，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胡耀邦去世了。我就赶到胡耀邦的病房，与他告别。当时，我的思想感情有起伏，也非常复杂。作为胡耀邦的反对派，我是第一个向他的遗体告别的。

4月22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胡耀邦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参加了。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三 在浙江、江苏、上海期间发生的事情

1 陈云收到邓小平4•25讲话后即回北京

参加耀邦的追悼会之后，我就去外地了。我先去杭州，见到了陈云同志。记不得是见陈的当天、还是第二天，陈云收到了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他把这个文件给我看了，而陈在收到这个讲话的第二天就回北京了。5月26日，陈云同志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了话。他说：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2 陈云打电话要我快回北京

我留在杭州参观了一下就转到苏南，在几个主要的县市，参观了几天。然后转到江北。江北原来比较落后，经过农业开发，情况很好。之后又到扬州、镇江，经无锡回到上海。在那里参观了几天，后来得肺炎、发高烧住进了上海的医院。当时，陈云同志打电话让我快点回来，5月31日，出了医院我就回北京了。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四 处理赵紫阳的有关情况

1 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两句话

在“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中央于6月下旬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会上，很多同志都讲了话，先念同志做了一个长篇发言。因为他对国务院的工作比较熟悉，对赵本人也比较了解，从这个发言可以看得很清楚，赵究竟犯了一些什么错误，为何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很好的发言。与此相反，6月23日，赵紫阳作了发言，题目就叫：我的发言。连检讨两个字都不愿意说。这个发言完全是为他自己辩解的，实际上没有承认一点错误。

当时还有李鹏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发言，陈云同志就是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陈云的话非常沉重，蕴藏着老人家的感情啊！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中共中央于6月23日至24日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2 赵紫阳似有苦衷

赵紫阳对造成“八九政治风波”要负主要责任，但赵可能也有些委屈。当时成立了一个小组审查赵，组长是王任重，成员有李正亭，还有一位是彭真的儿子傅锐。李正亭告诉我，王任重给赵写了一批题目，让他回答，赵不回答。王任重说，既然不能书面回答，那就谈一次吧。结果在谈话时，王任重一提问题，赵就放声痛哭，一直冷静不下来。王让他冷静一点，赵一直哭泣不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可能赵有点委曲，有点苦衷。

3 赵紫阳吊唁陈云受阻

还有一件小事，陈云同志去世后，没有通知赵参加任何治丧活动。赵自己赶到中南海，要到陈云家里去吊唁，他可能想到了陈云对他说过的那些话。结果，卫士没有让他进去。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五 参与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

1 选对了三个人

宋平是常委了，他分管组织和人事工作。中央常委决定，由他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现在看，研究室的领导选对了三个人：王维澄、滕文生、卫建林。研究室的主任，当时曾设想了两个对象：王维澄和徐惟诚。最后选定了王。这个人选对了。另外还选了两个苦力。一个滕文生，一个卫建林。王维澄开始曾想让建林作为高级研究员，不当副主任，我坚持要让建林当副主任。滕和卫与王维澄一起做了很多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起了很好的作用。

2 邓小平深谙用人之道

在组建研究室的过程中，宋平对我说：为了便于帮助他们(王、滕、卫)做工作，给你个什么名义呢？我说：让我当个顾问吧。宋平说：是否还可以设想更高一点的名义？我说：有个顾问就行了。我心里想，能让我当个顾问也就很好了。

这种安排报到邓小平那里，顾问也不能当。邓小平的理由是：如果他当了顾问，给新的班子为难啊，新的班子有什么意见，邓力群不同意，这不就难办了吗！

这之后不久，先念同志提出建议，让我去政协当副主席。当时，王任重同志身体不好。机关工作，特别是党的工作没人管。这个想法问了邓小平，邓力群不当研究室的顾问，是不是让他到政协去当个副主席，邓小平倒同意了。我不想去政协，就向陈云同志报告，请陈云同志说说话。我确实不想干政协那些事，对做统战工作，我也不熟悉。陈云同志帮了忙。先念同志不高兴了，他当着我的面说：你大概是嫌官小吧。我倒确实不在乎官大官小的问题，因为那些事非我所长。由此也可以看出来，邓小平用人有他的考虑。当政协副主席他通得过，一个小单位的顾问，插进一个邓力群，他就通不过。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 在烟台谈赵紫阳的改革(1)

1989年8月，我先去青岛、威海，然后在烟台休息了一段时间。8月3日、7日、8日、11日，在烟台东山宾馆就我所知道、了解的赵紫阳的改革观，讲了4次。是由赵少坪记录、整理的。现在，我把这几次谈话记录引在这里。

1 八月三日的谈话

赵紫阳同志问题的暴露是在1984年，当时主要是经济问题。政治思想领域的问题，是1986年中央讨论关于精神文明决定开始的。他同胡耀邦同志一起把十二大确定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改掉了，用共同理想取而代之。整个决定是他们两位合作的，反映了他们两位的思想。

1986年下半年，全国闹学潮。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职务后，赵紫阳任代理总书记。在批评胡耀邦同志的中央生活会上，赵紫阳的发言话不多，但是用语份量很重。

1987年初，中央成立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胡启立任组长，李鹏、何东昌同志参加，赵紫阳指导。当时很明显，他是采取冷的方针。王震同志深感不满，说既然有冷，也应该有热嘛，不能只冷不热吧。当时上海的学生要占领市政府，上海请示赵紫阳怎么办。他说，要占就让他们去占。据说有一部分学生确实冲进了市政府大院，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给转移走了。后来我在上海听到一种反映，认为中央对学生让步太多。芮杏文同志是执行赵紫阳意见的，上海一些老同志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和做法。

关于严家其的问题

十三大以前，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6年秋，鲍彤调严家其到这个小组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社会科学院一些同志不同意，反映了他过去一些情况，认为他不宜在此工作。这个消息鲍彤透给了严家其，于是严写了一个情况，向鲍彤求援。然后，鲍彤等三人联名，根据严自己的说法，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还讲严如何守纪律等，为他过去的问题开脱，希望仍然留他在办公室工作。赵紫阳批送中央几位同志阅知。1987年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后，中央要审查处理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后来在上报中央的名单中还是把他加上了。到8月份北戴河会议讨论名单时赵紫阳提议先讨论五个人的处理，其他人以后再讨论。后来他就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了。从此，严家其也就被他保护起来：继续得到重用。

关于企业领导体制问题

1983年彭真同志给小平同志写信，建议实行厂长负责制。他领着袁宝华等同志做了一些调查。调查的结果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实行厂长负责制，同时要有三个加强。根据这个意见重新修改了三个条例，作为草案发下去了。发下去不久，就来了一个补充通知，补充通知就说厂长全面负责，还有法人代表、中心地位、中心作用。这样一来，把属于党委的那部分权力、职责否定了。以后据此修改企业法，交全国人大通过。1988年，又形成中央9号文件发至全国。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

关于所有制的改革

所有制的改革是近两年才提出的。好象是1988年9月19日，赵紫阳在同弗里德曼的谈话中说，企业方面的改革，重点是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他还说：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要尝试一下西方国象发展商品经济一些有效的经营方法。这里头表面上看是有前提的，实际上是要用股份制来瓦解公有制，用西方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式即西方的市场经济，来代替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搞起来以后，都变成股份制了，还有什么公有制，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他本人的话不太露骨，可以找一些他欣赏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来看看。比如厉以宁，还有什么人。对温州私营企业的大发展，我听他说过，这就是一种模式。

讲到公有制的问题，他有些话说得比较含糊。有一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只允许讲二者的共同点，不允许讲区别，或者只讲西方的市场经济，认为这就是我们要实行的商品经济，就是唯一的商品经济。谁要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共同性，但是又有区别，有特殊性，他就认为是繁琐哲学，是干扰改革。陈云同志去年10月8日的八条意见里头，很明确地讲，他们试行西方的市场经济，看来困难很大，赞成他们继续探索，要注意总结经验。赵紫阳的心思是向往西方那一套的。不少同志主张，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对于这种主张，他开头口头上也是不赞成的。话来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弊端或者腐败现象，正好像资本主义初期的腐败现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去年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把这个意思写进了文件，有人反对，他又改掉了。

这几年赵紫阳口里讲的、脑子里想的商品经济是什么？我们要做些分析。概括地讲，就是抹煞不同性质商品经济的区别，特别是抹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出来以后，经济理论界在房山开了一次会，会上有两派，一派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有区别的，各有特殊性，尽管有共同的地方，这一派占少数；另一派就讲，重点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共同性。

关于十年改革理论讨论会

1988年年底，中宣部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酝酿过程中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不把这个会延伸到建国四十周年时召开，回顾总结四十年的经验教训，讨论理论上的是非。赵紫阳听了这个意见以后表示，四十年中，大跃进做了结论，十年文化大革命做了结论，问题大的是三大改造。他说，按照他的设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可以不搞，三大改造都可以不搞，现在讲五种经济成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国营经济，中外合资、独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原话可以查查。

有位学者今年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就讲了这样的意见。理论界一直有人讲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毛主席当时把新民主主义作为整个一个时期，不像列宁所说的，民主革命胜利之日起就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有一个新的说法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由此提出批评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毛主席当时的解释，认为没收官僚资本，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步骤，民主革命结束，即进入了社会主义。到了1961年，又不再延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法，而是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三大改造，然后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前几年张显扬就讲，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三大改造搞早了。

另外一个意见叫做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发展的时期。那就不叫新民主主义时期，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允许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套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那句话：中国吃亏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太多，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够。然后从这个话引伸出中国应该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赵紫阳后来这一套，就是补这方面的课，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过渡到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再认识、社会主义再认识，认识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坏，因此，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这些观点赵紫阳讲得不够系统，也不够明白，但是理论界有一些人讲得是系统的、明白的。

1986年2月，秦柳方同志写过一封信。附了几篇文章，打印后分送乔木等几位同志和我。乔木同志当时住在医院，收到秦柳方的信以后写了几句话：耀邦、紫阳、启立、厚泽同志：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信反映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分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原附件较多，从略。赵紫阳看到这封信，批了几句话：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

批评要慎重，但是允许不允许批评？探索要大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赵的批示，实际上为经济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同他支持《世界经济导报》就一致起来了。《世界经济导报》实际上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主要阵地。他亲口给我讲，他喜欢看这个报纸，也经常注意这个报纸的言论。这些人受到他的保护，特意给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因此，才这样肆无忌惮地宣传和提倡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狂热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吹嘘资本主义。这样一些观点，这样一些文章，这样一些著作，比耀邦同志时候更加畅行无阻，这样一些人物，比耀邦同志时候更加活跃。还有鲍彤下面的几个研究所。《世界经济导报》开了头，比较突出的还有《经济学周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许多报刊竞相发表他们的言论。还有一些演讲和座谈会。他们俘虏、信用实际上是害了一批搞经济学的中青年同志。近一两年来，在赵紫阳的支持、纵容下，这种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关于企业家阶层

近年来。赵紫阳所支持的一些人大谈什么企业家、企业家阶层，说企业家阶层应该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地位。他们从来不谈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风险承包的后果，现在比较明显了。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厂长(经理)的人身都得不到安全了，自己要带武器，带警棒，请保镖。厂长(经理)被杀的事件经常出现。这说明存在一种尖锐对立的关系。他们的所谓企业家，实际上是他们着力培植的资本家。

赵紫阳同弗里德曼的谈话是一个标志。弗说，中国的改革关键是给赵紫阳充分授权。他按着赵的意思，说如果一个领导人没有被充分授权，很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弗所谓授权要办的事，就是六个字，即“自由、市场、私有”，中国的出路就这六个字。那就是美国式。他对我国现行的东西都不赞成，对赵紫阳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只赞成后半句话。我们管理外汇他不赞成，控制物价也不赞成。弗回去以后，在斯坦福大学讲了一篇话。登在香港的杂志上。当时陪弗里德曼见赵紫阳的一个叫张五常的教授，写过几篇文章，认为弗与赵的观点是一致的。

关于党政分开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以后，研讨过程中定了一些东西，或者布置实施的一些东西，如企业法、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我提过不同意见，没有采纳，我也不说了。先念同志不赞成提党政分开。问题还在于怎么执行。现在各部党组都取消了，包括省一级的，撤销党组究竞结果怎么样，今天以前没有人说话，赵紫阳问题出来以后，估计会有同志说话的。到底怎么提法好，怎么贯彻执行妥当，需要进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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