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前夜，邓小平与贺彪的亲家渊源才浮现出来。
那是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即毛毛）撰写《我的感情流水账》（即后来结集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期间，笔者因参与策划，曾与人一同到北京的一家餐厅与毛毛见面。她主要想听听在刊物上连载第一部分之后的反应。
见面后，毛毛从笔者的口音中听出本人的籍贯方位，她问：“你是湖北人？”笔者说出了自己湖北的出生地。她说了一句：“你同我老公老家很近！”谈话结束后，毛毛又问：“你住哪？”当笔者告诉她自己住在北京西区的一处部队大院时，毛毛又说了一句：“你与我公公、婆婆的家很近！”
毛毛快人快语，使笔者弄清了邓家与贺家的亲戚关系。同时，也引起了笔者对邓小平与亲家贺彪两位老革命友情的注意。
贺彪曾有“红军华佗”和“红色神医”之称。他曾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救治了一大批红军的高级干部
在邓小平一家下放江西劳动期间，最让邓小平夫妇疼爱的女儿毛毛突然告诉一家老小：“贺平要到江西来！”
毛毛没头没脑的一句话，给那个在缺乏欢乐时代的沉闷家庭带来一丝轻松。虽说当时政治斗争占据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但年轻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青春的气息总是能改善家庭的氛围。
毛毛的一句话使全家有点像在云雾中。有人开门见山问道：贺平是谁？
一人发问，全家都屏住呼吸等待下文。贺平是谁？一两句话恐怕谁也说不清。毛毛的回答倒很干脆：贺彪的老三！
“嗯！”邓小平严肃的面孔挂着笑意，“贺彪我认得——有本事，骨头也硬！”
邓小平的话似乎没谈女儿的亲事，他的话，完全是在谈对未来亲家的印象，但这句话却很有内容。换言之，他是从未来亲家的家教来认识未来女婿的。
贺彪是一位老红军，当年在红二方面军工作。贺彪在红军时期结伴的夫人陈凯现仍健在，她的回忆让我们对贺彪的印象更加清晰。
贺彪出生在湖北江陵的一个农家。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受革命影响，在农运中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曾经是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周逸群的交通员。他原名叫贺永年，是周逸群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贺彪。“彪”是小老虎的意思。做交通员两年后，贺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地方工作，是当地革命的骨干。
１９３０年初，湘鄂西红军深入外线作战，贺彪便到贺龙领导下的红军主力部队的卫生部门工作。同红一方面军的贺诚、傅连日章一样，贺彪既是一名医生，又是一名卫生部门的组织者。
贺彪是如何由地下交通员成为医生的呢？有资料表明，他曾拜武当山道长徐本善为师，后又精于自学，掌握了不少医术和秘方。有一点可以证实，贺彪的医术是中西医结合，他曾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救治了一大批红军的高级干部。
早在红军长征时期，贺龙因误服有毒之物，几乎奄奄一息，是贺彪用土办法治好的；贺龙的夫人以及现已成为共和国将军的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是贺彪抢救回来的；贺彪还给夏曦、关向应、任弼时治过病；在延安时期为陈云的夫人接生过；解放后为王震治疗的手术主过阵。
贺彪在战场上救治过的对象也很多。他为贺炳炎将军截过肢，为郭鹏将军在草地上进行过大手术，为杨秀山将军疗过伤，还为王尚荣、甘泗淇、廖汉生、顿星云、傅传作等将军在险恶条件下治过病。
就这样，贺彪由一名医官，成长为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门的领导人，后来又成为一二○师卫生部门的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彭德怀部队中负责卫生工作，有“红军华佗”和“红色神医”之称。
贺彪不但医术高明，而且也为我军初创时期和建国初期人民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
许多在红军医疗战线工作过的老同志都记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红二方面军的卫生工作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有前方和后方医院，有治疗和防预体系，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和人才梯队。这一切都与贺彪密切相关。在抗战时期，贺彪领导的一二○师卫生部门已开始了科研和人才教育。我军最早、最正规的医疗卫生人才教育基地，也就是后来的第四军医大学的创建，就有贺彪的心血。贺彪是我国走“中西医结合之路”的主张者，在解放初期就受到毛泽东的当面肯定。解放后，贺彪担任了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并同其他卫生部领导一起，为发展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多次受到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贺彪的夫人陈凯也是一名红军时期的老干部。
１９４０年，身为一二○师卫生部长的贺彪，已经是３１岁的老革命了。
于是，解决贺彪的个人问题便成了贺龙、关向应和战友们的一件大事。也正在这时，美丽、善良的陈凯走进了贺彪的视野。
陈凯是一二○师战斗剧社新来的姑娘，那年刚２０岁。这位祖籍安徽，原名窦守瑜的姑娘，１９３４年到天津求学，受姐姐陈晶的影响，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又加入了妇女救国会。并经天津妇委书记和姐姐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年３月，经天津地下党介绍，她更名陈凯奔赴晋察冀军区，５月到达一二○师战斗剧社。
陈凯能写、会唱，还会编节目、出快板，在几次活动中，赢得了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的好评……在一次活动中，贺龙看着眼前的陈凯，再看看身边的贺彪，心里突然一亮，忙与关向应和其他同志来当“红娘”。
几次“巧遇”后，贺彪和陈凯终于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而那时的陈凯却感到突然，她来到战地是一心参加革命的，没想到才来了一年，就涉及到婚姻，而且对方还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她心里很矛盾，但她很快就被贺彪的人品所吸引，并与其结为连理，一直伴随贺彪南征北战，最后也在国家卫生部担任部门领导。
贺家与邓家的深情厚意，从毛毛的笔下流露出来。她的“感情流水账”连载到中间，笔者在编辑工作的案头上先睹为快。
“文革”之初，中国的两颗政治巨星从政坛上坠落，一是“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二是邓小平。这件事虽然与贺彪家没什么直接联系，但从后来的历史结果看，这场运动必然殃及无辜。不久，贺龙被打倒，“贺龙黑干将”贺彪被审查。
１９７０年７月，贺彪被专案组的人押解到江西永修县“五七”干校。卫生部许多人都在干校，但因贺彪已被打入“另册”，所以专案组的人将他放到凤凰山的山沟中，并宣布贺彪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强迫劳动，继续审查”。陈凯也被下放永修干校劳动。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贺家的命运进入了低谷。苦难的岁月，贺彪和陈凯一边忧国忧民，一边惦记着几个分散在外的孩子。
无疑，贺平从下放地湖南寄来的一张姑娘的照片，打破了父母沉寂的生活……
邓小平干什么事都特别认真。定个儿女亲事，竟也好像决定国家大事一样的正式
毛毛撰文回忆了她与贺平认识的过程：
也就是１９７１年下半年，我还在陕北的黄土地上的时候。著名老将军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正好分配到离我们村子五里地的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在陕北这个遥远的穷乡僻壤，竟然会遇到熟人，我真是高兴极了。我常常抽空走到公社，找吕彤岩玩儿。有一天，我们聊着在北京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她突然说：“唉，我认识一个人，叫贺平，一定跟你合得来。我要介绍你们认识！”吕彤岩是个说干就干的干脆人，在回北京的时候，还真的去找人，并且生拉硬扯地让我们通上了信。
毛毛一谈起那个岁月的男女通信，笑意便挂到了脸上。那时的通信不谈男女私情，多为革命理想。通过来往的信件，使毛毛了解到贺平是一个自立、刻苦、有为和有责任心的青年。
贺平在信中给毛毛讲了母亲怀他时，父亲工作十分繁忙。在一次战斗中，父亲把部队和伤员都护送走了，唯独留下母亲和他的哥哥。不料敌人已经上来了，父亲只好用自己的马拉着一辆破车送妻儿往前跑。由于马没拉过车，听见后面车子轱辘直叫唤，便一个劲猛往前跑，好在有惊无险，他才在娘胎中得以安全……所以，贺平是捡回的一条命。
贺平从小就在艰苦岁月里长大，立志长大“接革命的班”。不料，在浩劫岁月，他们一家都随父母受到迫害。他的一个哥哥被打成“保皇派头目”而受到“群众专政”，另一个哥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个小妹也被打成“黑帮子女”，都被下放农村劳动。看着贺平的来信，毛毛想起自家的经历，一种同命相连之心便油然而生。
毛毛也介绍了贺平的情况：
贺平本人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文革”中被莫明其妙地诬陷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人，被抓进监狱关了一年零四个月。审查了半天，一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放了出来，分配到湖南沅江一个军垦农场劳动。
“可能是因为遭遇相似吧，几次通信之后，我们就感到共同语言很多。不久，贺平准备到江西永修探望在干校劳改的父母，要路经南昌。我便将此情况如实地报告了父母亲。”
几乎与此同时，在湖南永修的贺彪夫妇也从贺平的来信所夹的一张照片中知道了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陈凯在谈起这件事时说：有一次，贺平给我们来信，信中夹着一张毛毛的照片，告诉我们这是邓小平的女儿。我拿着照片端详着想，是不是他们在谈恋爱呀？贺彪倒不多想，学生一起串连，男孩女孩在一起不是挺正常吗？有什么奇怪的。后来，贺彪知道他们在谈恋爱时，便对贺平说：她爸爸是个好人，你是一个男孩子，一定要照顾好她！
多少年后来看，两家的婚姻似乎很偶然，却也是两个家庭教育的必然。虽然贺平、毛毛都被划成了“黑五类”，但他们在“文革”中都具有正直的秉性，而且又都富于爱心。因父母的“问题”派生的困境，使他们“遭遇相似”、志同道合。
听说一个老红军的儿子来“考”女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很高兴。毛毛描述了贺平第一次到南昌邓家时的情形：
我的爹呀、妈呀、奶奶呀，三个老人好像进入了“紧急状态”似的。奶奶把锅敲得叮当响，做了好多的菜，把一个小方餐桌摆得满满的。
面对一桌丰盛的饭菜，贺平这位从湖南军垦农场来的２６岁的大小伙子，一点儿都没客气，像到了家一样，那么多的饭菜竟然一扫而光，最后把一桌子的碗和盘子全都摞在了他的面前。也许这是贺平在那个压抑的年代吃得最痛快的一顿饭。
晚上，大家坐在楼上，贺平把各种听来的、看到的消息，什么林彪倒台的“内幕”消息啦，什么老干部解放的情况啦，全都告诉了三位老人。他们最爱听的，是林彪倒台的经过；最关心的，则是解放老干部的消息。
在贺平到来的日子，邓家的人除了忙碌外，多数是在观察贺平。邓小平经常是点着一根烟，看个子高高大大的贺平在邓家忙前忙后，抢着干力气活。然后，邓小平就听贺平讲自己的情况。邓小平从贺平讲话中了解了贺平的政治态度、立场和思想。没过多久，邓小平就同贺平摆开了“龙门阵”。
住了两天，贺平要去永修卫生部干校看望他的父母。临走前，他把带给父亲的一条云烟（当时挺不容易买到的）一分为二地掰开，给邓小平留了一半，另一半带给父亲。
毛毛记得把贺平送走后的情形：我回到家，只见三位老人，搬个小竹板凳，坐在厨房后面小院里的丝瓜架旁边，正在说着什么。看见我回来，妈妈叫我也过去，好像还挺正式的。爸爸一脸高兴的样子，一拍大腿，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
“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邓小平这个人，干什么都特别认真。定个儿女亲事，竟也像决定国家大事一样的正式……
对今天的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苦涩而又浪漫的爱情。在这种姻缘中，有毛毛与贺平的真挚情感，也有两个革命家庭的情缘。
再后来，如同读者所期望的那样，贺平与毛毛结为夫妻。自然而然，贺彪、陈凯与邓小平、卓琳结为亲家。在这对年轻的夫妻和两对年老的革命夫妻未来的岁月里，又续写了感人的情谊。
邓小平、贺彪见面，只说一些往事和对孩子的教育， 很少说政治……但却很谈得来
１９７２年初夏，贺平的到来，给两家带来的不仅是亲情的团聚，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希望。他带来的许多信息，打破了两家在流放岁月的沉寂。那些年月，总是孩子、战友们的到来，总是许多“小道消息”能给两家的老人带来欢乐。
贺平来了又走，给家人留下幽幽思绪。贺平离去那天，贺彪“夜半思子，偶成小令”——风狂雨暴，花消清香人凝笑。兄妹洁高，父子敦诚反坐牢。
实际上，从当时的情况看，子女们能允许来探亲，本身就反映了邓、贺两家在流放岁月的解禁。先是邓家子女可以到南昌探望，接着贺家长子贺斗到凤凰山探望，这其中不无缘由。１９７１年９月中旬，林彪叛逃，未待中央传达，就有当年在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给贺彪送信，告知“林贼已亡”，贺彪喜不自禁。
儿子又带来许多老干部被解放的消息，贺彪已意识到“风云将变”！
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９日，干校方面通知贺彪，经周恩来批准，贺彪即日可以返京，但通知未提及家属事宜。贺彪坚持与陈凯同行，竟被批准。贺彪用诗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云山麓中彩云灼，凤凰山坳鸳鸯幄。
几乎同时，邓小平夫妇也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下回到了北京……
贺彪夫妇回到北京后住在国务院卫生部的一处房子里。此时，对他们的审查工作还没有宣布结果。虽然大部分干部已回到北京，但当时的政治气候仍然是阶级斗争，他们只能在家中等待春天的来临……
在长久期盼与等待的岁月里，贺家有了变化，邓家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回到北京的邓小平经周恩来推荐，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任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并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一消息，使邓、贺两家都感到长舒了一口气。
这期间，贺平与毛毛已经结婚，婚礼很简朴，但毕竟已渡过了一次劫难，两家都很高兴。这样，两家人才有了见面的机会。
贺彪在邓小平家附近看了一位老同志后，顺便同陈凯看看亲家。在宽街的一座大红门前，贺彪叩开了门，听说是亲家来访，邓家马上传来欢笑声。
“回来了！有工作干就好啊！”邓小平与贺彪握手后说，“当年贺龙同志到西南，还推荐你这个卫生部长，可听说彭总不放哟！”邓小平的话是告诉贺彪：我们早就熟悉！一句话就使两家其乐融融。
接下来，邓小平对卓琳说：“来贵客了！搞饭啊，他是湖北人，爱吃鱼，要搞点鱼！”
“做鱼，做鱼！一定要有鱼！”卓琳也是一个爽快人。全家都沉浸在这次两家聚会的喜悦中。
贺彪平时话不多，遇到老熟人才有说不完的话。这次他与邓小平这位亲家在一起也有不少话题……
贺彪知道邓小平并不是太早，因为红二方面军与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在一块根据地。到延安后，贺彪才知道有一位四川籍充满活力的领导同志。到了抗战时期，邓小平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又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到全国战略大反攻时，邓小平又在中原征战……解放初，邓又在西南工作，所以两人见面并不多。全国解放后，邓小平从西南到中央担任总书记时，贺彪才经常在国家机关见到这个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的总书记，并经常听到他的指示并与邓一起参加会议。
两位老人落座后，便回忆起战争年代为数不多的见面情形，他们对参加七大都记忆犹新，一下就回到往事中……
据陈凯晚年回忆，邓、贺两人见面，只说一些往事和对孩子的教育，很少说政治……但却很谈得来。
两位亲家见面后，邓小平对贺彪很尊重，而贺彪知道邓小平早年留法参加革命，并长期在中央工作，更是尊重有加。餐桌上，邓小平一直叫贺彪多吃鱼，他说湖北人吃鱼不会卡，饭桌上也热热闹闹的。
这是一次难忘的会面，也是两位亲家进一步友谊的开始！
邓小平再次落难，贺彪嘱咐儿子贺平：“生，和邓家在一起；死，也和邓家在一起”
自从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后，各项工作又出现了新的局面。但天有不测风云，“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病重不能视事，在邓小平工作全面展开之时，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将邓小平打倒了……
毛毛回忆说：我的公公贺彪和婆婆陈凯，１９７２年从江西卫生部干校回北京后，一直住在和平里一个国务院分配的宿舍楼里。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雨磨难后，性格依然刚直如旧。特别是发生“天安门”事件期间，我的公公、婆婆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十分担心。他们不是为他们的儿子担心，而是为他们的亲家——邓小平和邓家一家人担心。
“两个决议”发表后，贺彪不知道邓家人的消息，心急如焚，连觉都睡不着。一天，他突然看见贺平回来了，便抓着儿子，详细地问清了邓家的情况。听到邓小平夫妇又被带走，而且至今音讯全无，老两口不禁潸然泪下。贺彪对贺平说：“你不要在我们这里多停留，赶快回去把他家老二飞飞（邓质方）带来。”贺平遵嘱回家，把毛毛和飞飞一起叫上，骑自行车来到和平里。
毛毛回忆说：自从嫁到贺家以后，我和公公、婆婆之间的感情一直特别好，这次劫后重见，看见二老焦急关切的神情，看见婆婆满头的苍苍白发，心中不禁一阵酸楚。我强忍住泪水，尽量做出一副笑容。我知道，二老已经十分忧心了，不能再给他们增添烦恼。
看见飞飞，贺彪十分郑重地说：“平平、毛毛、飞飞，你们听我说。我有三个儿子，平平和毛毛结婚，就等于我把这个儿子交给邓家了。现在邓家有难，从今天开始，平平就算是邓家的儿子了。平平，你不要担心我们，就随邓家去。生，和邓家在一起；死，也和邓家在一起。”说着说着，贺彪的眼中流下了泪水。
他继续说：“你们家现在非常危险，‘四人帮’那些坏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甚至会害你们。邓家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已经被整得残废了，现在只剩下飞飞这么一个完整的儿子了。我要把飞飞送到我在湖北洪湖的老家藏起来。我们要把邓家这个儿子保护下来。”
听到这里，全家人都已泣不成声。飞飞明白贺彪的好意，眼睛也哭得红红的。
但是，在这艰难的时刻，飞飞怎么能够为了保全自己而离开全家人呢？飞飞对贺彪说：谢谢您了。我不走，我要和全家人在一起。贺彪说得恳切，飞飞也回答得坚决。他们都是为了亲人……
孩子们离开和平里时，贺彪和陈凯两位老人，站在楼前的台阶上，无限眷恋地望着他们。
如同许多革命者的友谊一样，他们总是风雨同舟，在风雨中相伴。当邓小平出来工作时，贺彪虽然处于半闲置状态，但他在邓小平面前却只字未提，也没有更多地你来我往。现在亲家处于危急时刻，贺彪能肝胆相照，这份亲家加同志的友谊是何等的可贵啊！
好在天公开眼，邓小平最后一次磨难并不像过去那样漫长。毛泽东去世不久，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第三次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胜利了！也就在１９７８年，贺彪和陈凯又专门到邓小平家中表示祝贺，两位亲家又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在后来会面的日子里，他们谈孙女、说娱乐。邓小平喜欢桥牌，贺彪在延安和晋西接待外国友人时，也学会了玩桥牌。两人见面后，都称这是益脑的运动。在说起老年保健时，贺彪则尽他医生之能，提醒邓小平注意。在对邓小平一些老年病的治疗中，贺彪推荐医生，考虑治疗方案……
邓小平第三次出山，贺彪也是正获彻底解放之时，经胡耀邦亲自过问，他被安排回部队，担任了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总后卫生部长。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贺彪马上对儿子说： “讲得好！讲到根本上了！”
贺彪晚年留下一部回忆录，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对第一代领导集体怀念有加，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十分尊敬。
刚打倒“四人帮”不久，当时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作祟，许多工作和许多老干部的问题都难以处理。恰在这时，邓小平提出要全面、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在进行“真理标准”讨论后，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贺彪在学习中不无感慨地说：“这样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和气度。这样做才得人心、合情理。”他带头执行中央决议，并身体力行对部下和子女进行教育，要他们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
贺彪刚出来工作不久，便赶上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他十分理解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不顾年迈，亲自坐阵总后卫生部值班。
在贺彪晚年，他是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的支持者。在军队精简整编中，许多人有意见，他主动做工作。当精简到总后卫生系统时，他二话没说，马上为部队作出表率。在他负责的工作中，他大量启用新人，作出长远规划，并在站最后一班岗时，还为我国军事医学研究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邓小平提倡老同志交班，贺彪就主动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当时，我军正开始第二次授衔，贺彪因在第一次授衔时在地方工作未能赶上，有人建议他赶上第二次授衔再退。他说这是小平同志倡导的，我没有不执行之理，并马上办理手续，响应了中央号召。
贺彪退下来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马上对儿子说：“讲得好！讲到根本上了！”
据贺彪生前回忆，他最后一次见到亲家邓小平是在１９９６年。在此之前，他得知邓小平有病，便告诉贺平，邓家女儿多，男孩子身体不好，小平同志住院你要负责照顾。按他所嘱，贺平在邓小平住院期间一直伴随左右、忙前忙后。
对于邓小平这次住院，贺彪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要亲自去医院看一看！
为了照顾邓小平的治疗和休息，中央已作了探病限制，但贺彪却没顾什么限制，这也是他一生破例“违规”。他顾不上请示，通过自己在三○一医院的老部下探望了邓小平。
病榻上，邓小平见到他时，精神很好，两人又谈起孩子和孙子……邓小平有信心战胜病魔，贺彪也祝他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对亲家最后的见面十分感人。
贺彪怎么也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在那个不平常的早晨，贺彪接到儿子的电话……
贺彪写下一首《遗恨长存，无缘送君登路》的长词，以寄托他的哀思：
恸声震地，惊梦断，九州潇潇苦雨。驾鹤南去何匆匆，留得长虹为路。合目影近，侧耳声遥，泪帘难锁住。遗恨长存，无缘送君登路。却忆少年风流，即铮铮铁骨。沧海横渡，心怀济世奠奇功，只手蓝图绘足。浩海滔滔，狂澜力挽，英雄无觅处。殊勋铭刻，华夏昭昭史铸。
在贺彪眼中，邓小平是亲家，更是伟人，是同志加师长。在多年的交往中，贺彪对邓小平确实尊重有加。
遗体告别那天，贺彪起得特别早，他坐着轮椅带领一家老小来到告别室，长哭送别亲家、战友和同志。由于悲痛，他的双腿怎么也使不上劲，他让儿媳扶他站起来，在邓小平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九个躬。
鞠九个躬，这是贺彪家乡行大礼的规矩，他按家乡的最高礼仪与邓小平作了最后的告别！
邓小平去世后，贺彪也因老年的顽疾，身体不太好。但他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死亡毫不畏惧。他让医院停止给他用好药，并说：“小平同志这么伟大的人都能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呢？作为我们这一辈人，任务完成了，死而无憾了！”
尽管贺彪身体很弱，但他仍然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为江泽民领导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而高兴。在党的十五大上，他因曾是七大代表，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当时，他已不能步行，坐轮椅到了人民大会堂。因有规定，工作人员不能进入，他在会议代表的帮助下，投下了庄严的一票！
就在邓小平谢世几年后，贺彪也在家中猝然去世了。他曾留下遗言：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他认为只有邓小平这么大的伟人才配得上搞告别仪式，那是人民的需要。而我们则能简单就简单，不要影响别人的工作，也不能影响老战友们的情绪，要让老战友们以为我还能同他们玩儿……
如今，邓小平和贺彪晚年的带着笑容的照片还悬挂在两个家庭中，两位亲家母继续着两家的友谊……
《党史博览》 （感谢贺彪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的协助和李晓娟女士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