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是我生命中的黑色之年。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大事，除了邓二世之死让我高兴了一分钟外，其他事情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伤痛。
2 月 19 日，中国最后一个政治强人邓小平去逝。说实话，我对邓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他的死我只高兴了一分钟。邓小平在 89 年时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如果不是他，我也不可能进到监狱，这是他永远清洗不掉的污名。但是他主政期间坚持经济改革，将贫穷落后的中国初步带上一条富裕之路。历史是公正的，人民也是公正的，人民不会忘记邓小平的罪恶，但同样不会忘记他的功绩。
7 月 1 日，香港回归共产党统治，一个繁荣倡盛的国际金融中心开始走向衰落。同时，世界上又多了 600 万人生活在共产主义集权统治的阴影下。从此，本来就不是十分充分的民主、自由将在香港这块土地上荡然无存。
8 月 7 日，胡亚明无端遭到狱警殴打，一代大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萌生报复社会的思想。
8 月 31 日，二十世纪最美丽的女人、全世界男人的梦中情人戴安娜王妃魂断巴黎，令无数痴情男儿痛不欲生，顿觉没有戴妃的世界真是了无生趣。戴妃之死，再次印证了红颜命薄的铁律。
9 月 14 日，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如召开，江泽民的统治地位得到稳固，他将把中国这条破船开向何方，目前还不明朗。江泽民是个勃历日涅夫式的人物，平庸而无个性，他不可能开创一个新世界。第三号人物朱镕基性格鲜明，可惜年龄太大，也不可能成为新世界的开创者。
凭心而论，小报室那几年的生活，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牢狱生活。如果我不被下放到五中队，可能永远不了解监狱的残酷和无情。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小报室是中央机关，五中队就是贫困的边远贫困山区。渭南监狱对外称渭南锅炉厂，在押囚犯近三千人，编为 11 个中队，除入监队和一个后勤中队外，其余为生产中队。我入监初期，共有 6 个中队参加锅炉生产。由于该监产品老化、陈旧，销路不畅，只好不断将锅炉生产人员缩编，我调到五中队那年，参加锅炉生产的只有 3 个中队了，其余中队自谋生路，什么缝纫、卷花炮、糊包装盒等，只要能挣钱的活都接，这就是所谓的对外加工。对外加工的绝大多数都是外贸产品，如缝制的棉手套、方垫等是出口欧盟的产品，香料盒是出口美国的产品。这些国家一方面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人权，另一方面又公然接受中国的劳改产品。我们为了加工这些产品，每天劳作十五、六个小时，常年得不到休息，比“血腥”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还要悲惨万分。由于这些产品的灰尘很大，犯人又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不少人都得了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每年都有不少人为此丧命。我在五中队仅呆了一年半，却有三个囚犯患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我们的民运人士，不鼓动国人起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却指望外国政府出面干涉，迫使中国政府改善人权。我毫不怀疑美国等西方国家国内人民能享受到比较充分的民主、自由，这些国家的人民也真诚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处境。这些国家的政府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也伪装出一副关心中国人权的样子，其实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同中国做生意。去年（ 1997 年），欧盟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不是已经放弃了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指控中国政府了吗？今年（ 1998 年），美国出于同样的目的，也不准备继续指控中国。中国的人权状况真的已经改善得无可指责了吗？否！全国的情况我不了解，但就在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宣称中国人权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的 1997 年，渭南监狱囚犯的劳动强度比往年增大，劳动时间也大大延长，数百人无端遭受狱警殴打，殴打后留下明显伤痕的超过百人， 18 人患病后因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与此同时，又有多达 20 多个有关系的犯人无任何病痛，却被保外就医。因此监狱流传一句顺口溜：“死的都是有病的，保外都是有钱的。”如此多的侵犯人权的事实，能说明中办权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吗？美国政府哪里是人权的保护者，分明就是助纣为虐嘛！
总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他们眼里只有贸易和金钱，至于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异议分子，不过是他们谈判桌上的筹码而已。他们不会，也没有兴趣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
到五中队之前，我从未参加过真正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他们善意地将我安排到劳动量相对较轻的裁剪房，我的任务是将经过粗加工的带一层棉花的布料平铺在工作台上，以备裁剪。工作台宽约 2 米、长约 20 米，我和另外一个人配合，他将整捆布料展开，我从这端拉到另一端，然后调整、对端，如此这般，每次铺 15—20 层，最上层的布料已经事先画好裁剪线，我们叫铺一板活。铺一板活大约需要 30 分钟，裁剪人员用一把巨大的机器剪沿画好的裁剪线裁剪，他操作时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裁剪完后立即铺下板活，平常每天铺 10 板活，厂家催得紧时得铺 15—20 板活。这个活看似轻松，但是每天都得干 10 多个小时，活催得紧的时候得干 20 多个小时，同我在小报室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品茶、看报的惬意日子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了。而且这个活很脏，特别是天热的时候，工房里棉花絮子和尘土四处飞扬，沾到身上，钻到鼻孔里都很难受。但是同缝纫车间比起来，我们的劳动强度不算大，生产环境也比他们好得多。缝纫车间密密麻麻排列着几十台手工缝纫机，两个人操作一台机器，负责踩踏机器的称为主工，负责递材料和将加工好的成品码好的称为副工，车间里除了机器和码放得比人还高的原材料和成品，完全没有人活动的空间。通常情况下，犯人早晨 7 点就得开工，一直要干到晚上 11 、 2 点才收工，干到凌晨 3 、 4 点也是常有的事，三顿全在工房解决，每次吃饭时间只有 10 分钟，大小便必须向负责监工的犯人请假，每次不得超过 5 分钟，超过的轻则训斥，重则被扇耳光。夏季，车间内的气温高达摄氏 45 、 6 度，犯人频频昏倒，但只要死不了，醒来后就得继续干。看到这种情况，我曾在日记中悲哀地写道：“这群畜牲，除了任人宰割，还能作什么呢？中队这种作法已公然违反了《监狱法》和《劳动法》，但二百多号人居然没有一个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中国的犯人已经没有血性了，中国人更没有一点血性。我难道要为这样的人争取权利吗？一个不敢反抗的民族，除了灭亡外，还能有别的出路吗？”
我不为他人争取权利，但要学会保护自己。我于 1996 年 4 月 18 日调到五中队， 5 月 1 日中队安排我到裁剪房干活，当月底，我借口身体不适，装病逃避劳动， 8 月 2 日托了个关系住进监狱医院，一直到 10 月底才出院。出院后，我以病未痊愈为由，长期病休。我得到了暂时的安逸，但却招致中队干部的不满，为日后的“ 8 、 7 事件”埋下了祸根。因为我的抗拒劳动不仅损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也起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效应。
其实我装病逃避劳动，也不仅仅是怕累怕脏，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吃不饱。按《监狱法》规定，国家配给每名犯人每日的粮食为 500 克，在小报室时，因为没有参加体力劳动，这点粮食也就够吃了。但是到五中队后，突然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饭量也随之大增，每顿都只能吃个半饥半饱，如果遇上加班，更是饿得饥肠辘辘。中队规定加班到 10 点以后可以发一包方便面，但是真想得到这包方便，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缝纫组加班已是家常便饭，但我们裁剪组大多数时候恰好在 10 点以前就收工了，眼看就差那么 10 来分钟，却只能看到别的犯人拿着方便面流口水。如果偶尔得到一包，当天肯定要加班到 2 、 3 点钟才会收拾。其实，即使得到一包方便面，也只是聊胜于无，因为一包 70 克的方便面，对劳作了十多二十个小时的人来说，填到肚里可以说连一点感觉都没有。自己弄点吃的吧，又违反监规，被抓住了还得关禁闭。而且并不是每个犯人都能弄来吃的，大多数无钱、无关系的犯人，就只能忍饥挨饿了。
但是任何的高压政策都阻挡不了犯人们对饥饿的恐惧，为了填饱肚子，犯人想法设法避开监狱的检查设立小灶。当然，大多数犯人设立小灶是为了吃得饱一点，对那些红头犯人来说，设立小灶却是为了吃得更好一点。监狱大灶的饭菜质量实在是太差了，缺油少盐不说，还极不卫生，夏季一碗菜里能捡出五、六只死苍蝇，有时甚至能拔出一只死老鼠。监狱伙房的管理极为混乱，同时管理伙房的无论是干警还是犯人，都是能拿就拿，能占就占，也许把这种行为称为腐败并不恰当，顶多就是贪点小便宜吧！对一般狱警来说，管理伙房也算是肥差了，一年到头连吃带拿，家里都不用买一粒米、半根菜。这只是算顺便抹点没水，他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大捞好处。为了得到一点回扣，往往以高价购买质量低劣的粮食和蔬菜，粮食还罢了，有时购回的蔬菜已经腐烂得根本就不能吃了，只得整车倒掉。上行下效，干部如此，伙房的犯人也偷拿集体的东西同厂队的犯人倒片（倒片者，以物易物也）。由于层层盘剥，因此最后落到每个人碗里的东西就很少了。以吃肉为例，监狱建有一个养猪场，每星期吃一次肉，要杀 4—6 头大肥猪，净肉五百公斤左右，人均 200 余克，按理说也不算少了。实际上，我们碗里除了油水比平时稍多一点外，大多数时候都见不到一片肉，运气好的话可以吃到一、两片指甲盖大小的肥肉片。数百公斤肉哪去了？被贪污和偷吃了。多吃多占的第一道关口是养猪场的犯人，杀完猪后，干部将猪脚、猪尾、猪肝、猪腰等全部拿走，犯人则将猪血和内脏（俗称下水）统统瓜分。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并不能吃完，多余的就拿来同其他犯人换烟抽，一副猪大肠可以换一条 20 元左右的烟。监狱流行一句笑话，说养猪场的猪既不长四肢，也没有内脏，就干干净净二百来斤肉，监狱应该将这项技术向全球推广。如果只是不长四肢和内脏，这些猪还算缺的零件不多，如果遇到贪心一点的干部，那些猪甚至连头都不长。这些肉送到伙房后，那里的管教干部又要分掉几百斤肉。也不怪他们贪，监狱干警的工资普遍都不高，也许他的家人同犯人一样，也是好久不知肉味了，全靠从我们口里克扣一点回去改善老婆孩子的生活啊！剩下七、八百斤肉也不可能全到犯人碗里，伙房的犯人还要偷走一部分，最后我们真正能吃到嘴里的，可能也就六、七百斤吧！所有这些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监狱也试图制止，但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因为这些被偷走的肉，不少已被送到监狱领导的家里，他们根本不敢认真查处。于是只好对犯人开刀，但是干部偷拿肉又必须经过犯人的手，这样一来，对犯人也不敢认真处理。伙房的犯人调度严金昌（一个中队管理生产安排的犯人被称为调度），进进出出的油、粮、菜都要经他之手，他在这个肥差上一干七、八年，每年都要捞上万元。谁说中国的监狱没有人权？坐牢都能挣这么多钱，西方的监狱行吗？监狱对他的劣迹也有耳闻，但他掌握着大量干部偷拿伙房物品的证据，同时又利用手中掌握的东西向权势人物行贿，虽然劣迹斑斑，却安然无恙，而且减刑时还要优先考虑他。这些只是浮出水面的东西，真正的大头还在水面下。
伙房如此，厂队的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掌管钢材的盗卖钢材，掌管外加工的将犯人的挣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1992 年，一台价值三十多万元的锅炉不冀而飞，这件事惊动了省劳改局，为此派专案组驻监调查。半个月后，专案组的调查结论是：因负责给锅炉编号的犯人工作上出差错，误将还未生产好的产品当成成品列在帐目上，事实上监狱并未丢失一台价值三十多万元的锅炉。这种调查结论，恐怕连调查人自己都不会相信，居然唐而皇之地上报省劳改局，而且劳改局居然还相信了。按照当年的刑法，盗窃三万元以上的公私财物即会被判处死刑，三十万元足可以将十个人送上路了，然而如此大案最后竟不了了之，只是那个所谓的失职犯人被关了禁闭，但是半年后就被假释了，而相关干警却毫发无损。事后，监狱普通狱警议论纷纷，说如果较起真来，监狱中层以上的干部至少有一半人应该判处死刑，其余的应判处十五年以上的徒刑。此话虽有夸大之嫌，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曾替他们算过一笔帐，他们中工资最高的只有八百元左右，其余的只有五、六百元，这样的工资只够勉强养家，但是监狱科级以上干部的家里装修都十分豪华，各种大型家电也应有尽有，大都数人家里都装了空调和程控电话。要知道，在我写写这本自述时，一部电话的初装费大约要五千元左右，相当于大多数干警一年的工资。只有三百余名干警的渭南监狱，据说拥资百万的不下十人。我搞不明白，靠挣几个死工资的公务员，是如何成为百万富翁的。在今天的中国，一百万仍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如果这些富翁们撰写一本《我是如何赚到一百万的》的书，定会成为最畅销的书。
（我将回国一段时间，可能暂时不能更新文章，敬请各位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