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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平／香港人类学者萧凤霞研究中国大陆社会，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国家语言的烙印仍很强烈。她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结起来，也把中国与全球化时代的新疆界联繫起来。
一九七四年，人类学者萧凤霞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对於在香港出生、在美国念大学的萧凤霞来说，当时中国吸引她的，是毛泽东的革命。三十多年后再次讲述这段经歷的时候，围著丝巾、身材瘦削的萧凤霞面带微笑，挥舞双手，仍然能让人感觉到她所不断提到的「激情」：
「经歷过七十年代初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全世界都在革命，整个欧洲是学生运动，美国在反越战，中国也在革命。我受到这些的影响，一方面搞学运，一方面就想回到中国去看看。」文革年代的中国极端封闭，外界的资讯基本上只能来自「四人帮的宣传」。萧凤霞说当时的自己怀著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深感社会科学空有理论，无助於解决全球性的不平等问题，这时，「遥望著远处的中国和她正在进行的革命，简直觉得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在论文里，萧凤霞这样阐述中国令许多学者著迷的原因：「一个最能激发人类学家和歷史学家的兴趣的课题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政治实体，不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有那麼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又经过那麼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繫著人民共同的想像的呢？」文革时代的中国，无疑是全体步调一致的一个极端个案。「我就是想去看看，强大的国家机器怎样改变了每一个深层的社会结构。」
萧凤霞选择了珠江三角洲一个普通的小镇----小欖镇作为研究对象，一头扎了进去做田野调查。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还不懂什麼是「田野调查」。学者们信奉史料，信奉写在纸上、刻在石头上的前人记载，而对每天跑到村子里和妇女、老人聊天的萧凤霞感到不以为然。然而，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很快让萧凤霞发现了问题。
「当时的学术氛围把『人』视为『群眾』、『农民』或『革命主体』，而没有把『人』视为活生生的、有利害关係的、懂得运用文化策略的、具有歷史经验、有矛盾的心理和情绪的『人』，我也深受影响，用简单的概念去理解『权力』、『国家』和『革命』。」但是萧凤霞很快意识到，她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估计是错误的，这让她重新去反思「国家」这个概念的真正意涵。
「国家不只是一个固定的行政机器，而是一套语言，无处不在。哪怕民眾发出的是异议或反抗的声音，也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国家语言的烙印。」这让萧凤霞重新去研究在田野考察中遇到的一个个人。「我想探讨某些事物为什麼对他们那麼重要，尝试了解他们的选择和取向，是经过一个怎样复杂的歷史过程而形成的。」
十年之后，萧凤霞把研究成果写成《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一书，在歷史与人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书中，萧凤霞分析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如何渗透到乡村社区中，并得出一个被广为引用的结论：国家的行政力量不断向下延伸，一个沉重的政治行政机器渐渐取代了层层繍繍的「民间」社会，把繁复的乡村社区变为单一化的官僚细胞，与此同时，阶级和革命的语言也主导了日常生活的定义。
然而，改变并非完全自上而下完成的，每一个个人都曾浸淫其中，吃大锅饭、挖河渠、毁祠堂、干革命。「更教人觉得讽刺的是，改革开放时期，党国系统宣布要把它沉重的机器从社会中抽出，地方的人和机构却实际上不自觉地复製著这套机器，很多精神已经内化在整个国家的运作和意识形态中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这套国家语言的烙印依然很强烈。」萧凤霞举了今天广州的「城中村」现象作例子。「去考察你会发现，城中村里的居民并不一定穷，他们有些甚至很富有。」
「很多村民非常有钱，他们只是世世代代都在这个空间生活，心理上还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集体经济、土地的概念。整个世界都动了，可是他们还没有动。不能动也不愿意动，这就是整个国家歷史时空的文化经济加起来的一种现象，这不是一个行政或者物质的东西。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他们也还是停留在七十年代的东西。」「现在比较主流的思想是『进步』，每年春节，两亿的流动人口就在体现这种『进化论』，从农到工，从村到城，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人们好像在寻求进步。可是，你看城中村，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非常后现代。」
萧凤霞说：「我们研究文化，但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做出来的，是在某一个歷史时空，在某一个经济、文化、权力交织的时刻做出来。这就把一个非常抽象的文化的概念，变成非常具象的人、歷史、权力。」这样的思路让她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结起来，完成许多跨学科的研究。她的身份也因而模糊，人类学专业的她被有些学生当成歷史学家，甚至有人以为她是文学研究者。她却为这样的误解而高兴。
「我试图了解歷史如何在我的研究主体身上留下痕跡----不仅仅是歷史内容，而更是史料的建构过程；不仅仅是文化分类本身，而更是文化分类变异和具体化的过程；不仅仅是行政建制强加的制度性的权力，而更是权力作为一套语言如何渗透在人们日常的观感和文学想像之中。从七十年代至今的研究歷程中，我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尤其是歷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合作，都是互惠互利的。」
而事实上，在她看来，只有跨学科的开放心态和研究方法，才能解释现在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比如北京的学者非常关怀两亿的民工，可他们看的角度还是城乡对立、行政地来看的，那些民工和村民、和城市里的人之间非常复杂的千丝万缕的关係根本还没搞清楚，所以实际上根本没法去分析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工业是怎麼產生的。不用这样一个过程去分析的话，所有东西都简单化了，没有全面去看，就找不到一个根源，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反而把爱心、时间都浪费了。」
二零零一年，美国的九一一事件震惊世界。而同时，学生们，尤其是中国学生们对此的反应，也震惊了在耶鲁大学教书的萧凤霞。「悲剧发生，北大的学生竟然有很多人欢呼，在耶鲁的中国学生，竟然叫好，让我非常震惊。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对外国的东西，要麼非常盲目地去消费，要麼非常盲目地反对，这两个极端是很不健康的。中国下一代需要一种global language（世界语言）。而改革开放了三十年，最优秀、最全球化的学生还是缺这样的语言，这是中国很悲哀的事情。」
零一年，萧凤霞在香港的一次研讨会上遇见当时的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她对他说：「我七十年代去中国的时候，全国一片红，可是生活一点顏色都没有。到了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大家都看到，中国的领导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大家也都能看到。现在是中国该走出世界的时候了，可是我觉得中国还没有準备好，非常unprepared。」
走出世界，不仅是中国应有的态度，也是萧凤霞的学术态度。「过了二零零零年，感觉很强烈，东亚研究在不断向中国走。以后的十几年，全世界还是向中国走。越来越多人来这里，我觉得有新的责任和好奇，要反方向前进了。中国的经济、文化、歷史都有非常大的能量，但中国和世界是分不开的，以前是，现在也是。国家的界限也应比较淡了。」
「我们一直用的以国家为本位的概念，要重新想一想。我们讲文化也好，歷史也好，都是以国家为单位，或者说，以陆地意义的国家为单位。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海洋，海洋是动的，而不是静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村，这是人家给你的定义，你要重新来定义的话，就要变化了。这是二十一世纪要面对的变化。研究者要好好研究一个地区的发展，必须和其他地区的研究关联起来。这样研究的平台和天地才能宽阔起来。」
「the New China,the New Silk Road」是萧凤霞的下一个研究题目，计划五年。用这五年，她要走到南亚、中东，要把中国丝绸之路的神奇歷史，与全球化时代的新疆界联繫起来。「中国的歷史与现代，中国真正面对世界。」
一九七四年，人类学者萧凤霞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对於在香港出生、在美国念大学的萧凤霞来说，当时中国吸引她的，是毛泽东的革命。三十多年后再次讲述这段经歷的时候，围著丝巾、身材瘦削的萧凤霞面带微笑，挥舞双手，仍然能让人感觉到她所不断提到的「激情」：
「经歷过七十年代初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全世界都在革命，整个欧洲是学生运动，美国在反越战，中国也在革命。我受到这些的影响，一方面搞学运，一方面就想回到中国去看看。」文革年代的中国极端封闭，外界的资讯基本上只能来自「四人帮的宣传」。萧凤霞说当时的自己怀著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深感社会科学空有理论，无助於解决全球性的不平等问题，这时，「遥望著远处的中国和她正在进行的革命，简直觉得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在论文里，萧凤霞这样阐述中国令许多学者著迷的原因：「一个最能激发人类学家和歷史学家的兴趣的课题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政治实体，不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有那麼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又经过那麼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繫著人民共同的想像的呢？」文革时代的中国，无疑是全体步调一致的一个极端个案。「我就是想去看看，强大的国家机器怎样改变了每一个深层的社会结构。」
萧凤霞选择了珠江三角洲一个普通的小镇----小欖镇作为研究对象，一头扎了进去做田野调查。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还不懂什麼是「田野调查」。学者们信奉史料，信奉写在纸上、刻在石头上的前人记载，而对每天跑到村子里和妇女、老人聊天的萧凤霞感到不以为然。然而，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很快让萧凤霞发现了问题。
「当时的学术氛围把『人』视为『群眾』、『农民』或『革命主体』，而没有把『人』视为活生生的、有利害关係的、懂得运用文化策略的、具有歷史经验、有矛盾的心理和情绪的『人』，我也深受影响，用简单的概念去理解『权力』、『国家』和『革命』。」但是萧凤霞很快意识到，她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估计是错误的，这让她重新去反思「国家」这个概念的真正意涵。
「国家不只是一个固定的行政机器，而是一套语言，无处不在。哪怕民眾发出的是异议或反抗的声音，也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国家语言的烙印。」这让萧凤霞重新去研究在田野考察中遇到的一个个人。「我想探讨某些事物为什麼对他们那麼重要，尝试了解他们的选择和取向，是经过一个怎样复杂的歷史过程而形成的。」
十年之后，萧凤霞把研究成果写成《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一书，在歷史与人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书中，萧凤霞分析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如何渗透到乡村社区中，并得出一个被广为引用的结论：国家的行政力量不断向下延伸，一个沉重的政治行政机器渐渐取代了层层繍繍的「民间」社会，把繁复的乡村社区变为单一化的官僚细胞，与此同时，阶级和革命的语言也主导了日常生活的定义。
然而，改变并非完全自上而下完成的，每一个个人都曾浸淫其中，吃大锅饭、挖河渠、毁祠堂、干革命。「更教人觉得讽刺的是，改革开放时期，党国系统宣布要把它沉重的机器从社会中抽出，地方的人和机构却实际上不自觉地复製著这套机器，很多精神已经内化在整个国家的运作和意识形态中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这套国家语言的烙印依然很强烈。」萧凤霞举了今天广州的「城中村」现象作例子。「去考察你会发现，城中村里的居民并不一定穷，他们有些甚至很富有。」
「很多村民非常有钱，他们只是世世代代都在这个空间生活，心理上还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集体经济、土地的概念。整个世界都动了，可是他们还没有动。不能动也不愿意动，这就是整个国家歷史时空的文化经济加起来的一种现象，这不是一个行政或者物质的东西。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他们也还是停留在七十年代的东西。」「现在比较主流的思想是『进步』，每年春节，两亿的流动人口就在体现这种『进化论』，从农到工，从村到城，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人们好像在寻求进步。可是，你看城中村，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非常后现代。」
萧凤霞说：「我们研究文化，但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做出来的，是在某一个歷史时空，在某一个经济、文化、权力交织的时刻做出来。这就把一个非常抽象的文化的概念，变成非常具象的人、歷史、权力。」这样的思路让她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结起来，完成许多跨学科的研究。她的身份也因而模糊，人类学专业的她被有些学生当成歷史学家，甚至有人以为她是文学研究者。她却为这样的误解而高兴。
「我试图了解歷史如何在我的研究主体身上留下痕跡----不仅仅是歷史内容，而更是史料的建构过程；不仅仅是文化分类本身，而更是文化分类变异和具体化的过程；不仅仅是行政建制强加的制度性的权力，而更是权力作为一套语言如何渗透在人们日常的观感和文学想像之中。从七十年代至今的研究歷程中，我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尤其是歷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合作，都是互惠互利的。」
而事实上，在她看来，只有跨学科的开放心态和研究方法，才能解释现在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比如北京的学者非常关怀两亿的民工，可他们看的角度还是城乡对立、行政地来看的，那些民工和村民、和城市里的人之间非常复杂的千丝万缕的关係根本还没搞清楚，所以实际上根本没法去分析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工业是怎麼產生的。不用这样一个过程去分析的话，所有东西都简单化了，没有全面去看，就找不到一个根源，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反而把爱心、时间都浪费了。」
二零零一年，美国的九一一事件震惊世界。而同时，学生们，尤其是中国学生们对此的反应，也震惊了在耶鲁大学教书的萧凤霞。「悲剧发生，北大的学生竟然有很多人欢呼，在耶鲁的中国学生，竟然叫好，让我非常震惊。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对外国的东西，要麼非常盲目地去消费，要麼非常盲目地反对，这两个极端是很不健康的。中国下一代需要一种global language（世界语言）。而改革开放了三十年，最优秀、最全球化的学生还是缺这样的语言，这是中国很悲哀的事情。」
零一年，萧凤霞在香港的一次研讨会上遇见当时的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她对他说：「我七十年代去中国的时候，全国一片红，可是生活一点顏色都没有。到了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大家都看到，中国的领导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大家也都能看到。现在是中国该走出世界的时候了，可是我觉得中国还没有準备好，非常unprepared。」
走出世界，不仅是中国应有的态度，也是萧凤霞的学术态度。「过了二零零零年，感觉很强烈，东亚研究在不断向中国走。以后的十几年，全世界还是向中国走。越来越多人来这里，我觉得有新的责任和好奇，要反方向前进了。中国的经济、文化、歷史都有非常大的能量，但中国和世界是分不开的，以前是，现在也是。国家的界限也应比较淡了。」
「我们一直用的以国家为本位的概念，要重新想一想。我们讲文化也好，歷史也好，都是以国家为单位，或者说，以陆地意义的国家为单位。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海洋，海洋是动的，而不是静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村，这是人家给你的定义，你要重新来定义的话，就要变化了。这是二十一世纪要面对的变化。研究者要好好研究一个地区的发展，必须和其他地区的研究关联起来。这样研究的平台和天地才能宽阔起来。」
「the New China,the New Silk Road」是萧凤霞的下一个研究题目，计划五年。用这五年，她要走到南亚、中东，要把中国丝绸之路的神奇歷史，与全球化时代的新疆界联繫起来。「中国的歷史与现代，中国真正面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