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腓力
有次我和一群作家一块儿吃饭，话锋一转，谈到读者的来函。傅士德（Richard Foster）及毕德生（Eugene Peterson）提到有位心里火热的年轻人，曾向他们俩人请教灵命的问题。
他们竭尽所能的在信中回复他的问题，并推荐其它有关灵修的书籍。傅士德事后才知道这位年轻人也写信给卢云。「你不会相信卢云怎么回复他的」，他说。「他邀请这位陌生人去他那儿住一个月，以便亲自指导他。」
大多作家都很在意自己的进度、极力保护自己的私生活。而去年九月因心脏病去世的卢云，却打破了这种专业的藩篱。事实上，他的一生，展示出「神圣的低度效率」。
卢云在荷兰受过心理学与神学的专业训练，早年成就就已拔尖。曾任教于圣母大学、耶鲁大学及哈佛大学，平均每年至少出一本书，并应邀到世界各地去演讲。他的资历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而这正是问题所在。紧凑的作息与无情的竞争，使他自己的灵命为之窒息。
卢云给自己一个新的角色，到第三世界拓荒宣教，在南美洲待了半年。回到美国后，紧张忙碌的赶场演讲，只使事情变得更糟。最后，卢云在法国的方舟之家（一个照 顾重度残障人士的团体）找到了憩息。他觉得在那儿，得到许多滋长，因此同意担任他们在多伦多的另个类似组织──黎明之家的驻院神父。在此，卢云渡过了他最 后的十年，依然写作、仍到各处演讲，但最后总会回到黎明之家这个避风港。
有次我去拜访卢云，在他小小的房间 ，和他共进午餐。房内有张单人床、一个书架、及二、三件非常简单的家具。墙上除了一张梵谷的画和几个宗教的符号，别无装饰。黎明之家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碗色拉及一条面包。没有传真、没有电脑、墙上也没挂行事历。至少在这间房内，卢云寻得安谧。教会「事业」似乎非常遥远。
饭后，我们为亚当举行了 特别的圣餐，亚当是卢云照顾的年轻人。卢云神采奕奕却又不失庄严地为亚当二十六岁的生日主领这场仪式。亚当无法说话、走路，也不会穿衣服，他有严重的弱智，对外界毫无理解的迹象。不过，至少他似乎体认到，他的家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口水直流，也二、三次大声地发出咕噜的喉音。
之后，卢云告诉我，每天他几乎都要花上两小时打理亚当。为他洗澡、刮胡子、帮他刷牙、梳头，在他吃早餐时，扶住他的手──对卢云而言，这些简单、重复的动作彷如成为一小时的默想。
我必须承认，我脑海中闪过一个稍纵即逝的念头: 对这位忙碌的神父而言，这样是最善用时间的方式吗？别人不能接过这些零碎的打杂工作吗？当我首度向卢云本人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我完全误解了他。「我什么也没放下，」他坚持道，「从我们这份友谊中，获益最大的是我，不是亚当。」
整天卢云再三回到我的问题，提出种种他从与亚当共处中获益匪浅的方式。他说，开始时，确实有些困难。身体的触碰、关爱以及照顾无法感觉统合者，所必须面对的肮脏、紊乱，这不会自然产生的。不过他已学会去爱亚当，且是真心爱他。在过程中，他也体验到: 神要爱的我们，必然也像这样──在灵性上无法统合、迟缓、对神 所能响应的，在神看来必然像是嘟哝的埋怨与呻吟。的确，和亚当一块儿生活，使他学会了谦卑与「倒空」，而这是沙漠修士在相当的修行之后才能达到的。
卢云说过，终其一生，两种声音在他里头竞争。一个激励他要成功、要上进；另个则呼召他，只要安息在他是「为神所爱」的这份安稳中。惟有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他才真正倾听了那第二个声音。
最后卢云结论道，「教育与设立事工的目标，是持续从每位我们所遇见的人身上，辨识主的声音、祂的面容，与祂的作为。」在他《感恩》(i Gracias!)一书中，我读到这段描述，因此我才明了，为什么他不认为邀一位渴慕寻道的陌生人和他同住一个月，或是每天奉献两小时为亚当打理杂务，会是浪费时间的事。
我会怀念卢云。对某些人而言，他的遗产是他诸多的著作；对另些人而言，他搭起了天主教与新教间的一座桥梁；还有些则是他在长春藤大学联盟中显赫的生涯。然而，对我而言，下列这幅景象最能描述他：精力充沛的神父、头发纷乱、说话时手势特多，像演讲似的在空气中比划，为一个没什么反应、智商仍停留在幼儿的成人，举行庆生圣餐礼。（像这种弱智者，许多为人父母者，是不会想让他们生下来的。）卢云的作风是道成肉身更好的表达吧，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它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