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逸闻集锦
1930年，有一个姓吴的地下党，带着一些金首饰去上海交党费，周恩来接手。第二天，周恩来把他找来，先问：“这些金子在路上有没有损耗？”吴说没有。又问：“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吴又说没有。周恩来说：“吴同志，这就不对了。金子的数目和你报的不一样。”吴就从怀里拿出一个银元，又拿出一个天平，说：“因为没有砝码，我用银元做法玛称的重量。”周恩来接过银元，看了看银元，已经有磨损，就问：“你是按7钱2算的？”吴说：“因为这银元有磨损，我是按7钱1厘5算的。”周恩来说：“过五个小时，你到某地找我。”没到两个小时，吴就去了。一看周恩来正拿着银元和天平在称量金子。称完以后，周恩来和吴握手，说：“吴同志，你是可靠的同志，而且你很有办法。”
天安门上的8个大红灯笼是由周恩来决定的。阅兵典礼的地点也是由周恩来定的。
原来天安门城楼上没有栏杆，后来周恩来让加的。因为当时的摄影记者，工作时就像拼命三郎，侯波就差一点掉下去。
人民大会堂东门有一架钢琴，是世界上最大的。长440厘米，高170厘米。1959年人民大会堂竣工后，在大会堂的舞台上放了一架钢琴，周恩来看了以后说太小，和人民大会堂的气势不符。北京钢琴厂赶制了这架钢琴，在9月25日摆上舞台。至今这架钢琴音色音准都很好，在重大场合时使用。
3月6日北京晚报副刊有一篇《小羊宜宾胡同》，提到沈从文搞历代服饰研究，是因为周恩来的建议。
美术人型小组（北京绢人厂前身）是在周恩来捐了300元工资和邓颖超捐出布匹成立的。
去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套《魅力十二》说起“好一朵茉莉花”一个从前的老演员说大家都知道周总理的舞是跳得非常好，非常潇洒。全场观众一起鼓掌，老演员不禁笑了。
1998年，澳门回归时，现场播放“好一朵茉莉花”编曲者激动的想这是周总理喜欢听的歌。
《北京的金山上》在1963年由周恩来改成现在的歌词。
原来国统区的《乌鸦与麻雀》在第一届戏剧电影的评奖会上，由周恩来为他们争了一个金奖。
还有很多话剧都有周恩来的建议。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日出》《马兰花》等等。
舒湮说，1949年开国大典前，孙师毅带着一笔经费去香港，经过一个赌场时，大概是想把这笔可怜的经费变多一些，就下了赌场。结果输了精光。孙师毅不敢回北京，别人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命令他先回北京，钱的事慢慢还。我借了一本《抗战歌曲选》，里面有155首歌，6首歌是孙师毅写的词。
王鹤滨说，供给制时周恩来派成元功给他送过一袋大米和苹果。
50年代初期，张国焘托人给周恩来送信，想回大陆，周恩来要他承认错误，他不肯。（也有人说张国焘给刘少奇捎信要回大陆。不过张国焘和刘少奇并不熟悉，刘少奇的地位在延安整风前不怎么样。张国焘只怕陈独秀一个人。）后来又要求让他的小儿子在大陆学医，周恩来让人安排他的小儿子在广州的一家医学院上学。
1939年，周恩来从延安回重庆，经过成都郊外的一条河时，遇上交通堵塞。周恩来叫人去找那个国民党的连长，那个连长开始冷冰冰的，一听说是周恩来叫他，赶快跑过来。周恩来说，这里我的官级最高，一切听我指挥。周恩来就到桥头去指挥交通。很多人听说八路军在这里，都跑来看热闹，也没人着急过桥了。
文革时中南海里的花大部分都被毁了，只有西花厅的花是原来的，都有100多年了。
谷牧说，文革时，有一次，周恩来叫他去调查一下几个沿海港口的吞吐量和其他情况，准备将来搞几个试点。虽然当时这些港口还是军管，当时也不可能有什么动作，谷牧还是做了调查。
周恩来死后，当时和中国建交的有107个国家，有130个国家发来唁电。前苏联和台湾也发了简短的文章。台湾报纸说，我们反对的是制度，不是反对这个人。
1976年8月，香港地下党将周恩来文革期间的讲话汇集成册，名为《周恩来选集》，比大陆上早8年。
1976年7月1日，坦赞铁路通车时，当时坦桑尼亚总统提议为周恩来默哀3分钟，鸣汽笛。
开国大典前一天下午，周恩来上天安门城楼，看准备得怎么样。当时城楼上有两个日本美术界家搞的装饰，在城楼上看，非常漂亮，好像霞光万道。周恩来看了看，走远一点看看，又走下城楼去看，再上城楼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越南国旗吗？”大家下去一看，确实像越南国旗，来不及换别的方案，只能赶紧撤掉。
还有历史博物馆（现在叫国家博物馆）里的更衣室和厕所，原设计没有更衣室，后来假的，厕所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些都是周恩来提的建议。
水利专家张光斗，在1991年建议在密云水库建两个碑，一个为当年的民工立，一个为周恩来立。张光斗家里有一张《沉思中的周恩来》，目光所及是一张张中国水利设施的照片。
当年修密云水库时，周恩来到水库工地，问工地领导：“民工每天吃多少钱饭菜，有没有零花钱，每月能不能看电影，工地有没有小卖部，民工病了能不能看病，水库工地附近的居民如何安置？”等等。
1940年的秋天，周恩来去陶行知办的晓庄学校，吃午饭时，和王朝闻坐在一条板凳上。他站起来添饭时，用手扶着板凳，慢慢地站起来，好像在说：“当心，不要因为失去平衡摔伤身体。”王朝闻好像随意说起，又好像一直在心里这么说。
4月4日出版的《中国电视报》有一篇关于耿莲凤的文章，耿莲凤说，排练长征组歌时，周总理告诉她唱这个歌时，应该微笑着两眼放光，乌云散开了，花朵盛开了，春天来了，这种感情基调就对了。
难怪《周恩来》这部电影开拍之前，有那么多老人原意为这部影片做一切事。周恩来确实就是总导演，不只是一部《东方红》。胡乔木说，现在的中央领导人里没有像周恩来那样真懂文艺的。
1942年，周恩来要《新华日报》开辟《生活一角》专栏，报道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并调查柴米油盐等物价变动对各业工人生活的影响。
解放后有一次，周恩来吃饭时，要厨师报账，听了一会，周恩来说账不对，厨师就拿着单据说，就是这些钱，周恩来就说，盐什么时候涨价了，我怎么不知道？就让人查这家副食店，原来这家副食店悄悄的涨价了。周恩来就让这家副食店把多收的钱退给各家。
周恩来一般不抽烟，只有在他感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才抽烟（这是我的分析），只抽一口，就灭掉，这大概是他最大的浪费。
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刚做过手术，身体非常虚弱，平常他是怕热的，那会儿他很怕冷。韩叙特意在浴室里放了个垫子。
熊向晖是胡宗南的秘书，谢和赓是白崇禧的秘书，冀朝鼎是孔祥熙的秘书，他们都和周恩来又组织关系。解放以后，熊向晖和冀朝鼎搞外交，谢和赓搞文化。
周恩来派进国民党高层的地下党，都是投其所好，几乎都是书香门第，有能力，又会玩。
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到熊向晖，谢和赓，冀朝鼎，都是这样。
有一次，周恩来去尼泊尔，当地政府送给他一尊小佛像。翻译在说到佛像时，用了“it”周恩来纠正说：“尼泊尔是佛教国家，对佛像应该用whom” ?
解放后，林巧稚第一次参加会议，她刚坐下，铃就响了，周恩来就走上讲台。林巧稚当时不认识周恩来，就在底下说：“想不到共产党还挺准时的。”周围的人都很惊讶的看她。
金岳霖在北京饭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觉得和他以前见到的共产党不一样，原来共产党还有这样这样干净整齐的。 ?
每次周恩来坐车，总是嘱咐司机不要开得太快，刮风下雨时，注意避让行人，以免妇女儿童和老人躲避不及受伤，或者弄脏衣服。
文革期间，有一次一架民航飞机刚刚起飞不久，突然出了故障，机长向机场要求降落。值班员向上报告，结果无人敢负责任，最后向原来周恩来的专机机长张瑞霭打电话，张瑞霭让驾驶员放油降落。飞机一降落，飞机上的巴基斯坦乘客有念佛的，有念真主的。周恩来得知以后，立即连夜召集所有领导，挨个问原因。有一个领导说：“我接了电话，知道事情严重。”周恩来问：“既然知道严重性，为什么不下令？”这人说：“我怕飞机放油会爆炸。”周恩来被气乐了，说：“你真够无知的，这么高的地方，油一出来，就变成气体了，怎么会爆炸？”后来，首都机场设了一个放油区。
邓稼先第一次进中南海汇报，由于紧张，说话哆嗦，周恩来说：“你别哆嗦，我们这几个人都上了年纪，都有高血压，你一哆嗦，我们的血压就都上去了。”
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前，基地有人要求在卫星上挂上毛主席像章，没人敢反对，但是总觉得不对劲。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汇报时，孙家鼎就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就站起来，向周围看了一眼，说：“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挂毛主席像，你们看这个地方就没有挂嘛。再说，卫星上挂那么多毛主席像章，万一出故障，掉下来，政治影响不好。”
有一本书《我的姨父》，说有个叫朱汉雄的当年管武汉地区的警卫。有一次，周恩来去武汉，不让地方领导接，只让警卫部门去人。朱汉雄去了，周恩来一见面就问：“武汉地区的粮食和棉花收了多少，入库多少？”朱汉雄被问懵了，他光想着怎么做好警卫工作了，其他的一概没想，半天才说：“总理，你问的这些都是地方领导知道的事情，可你没让他们来.我对这些不清楚。”
有一天夜里，周恩来给廖承志家打电话找廖承志，廖承志接的，他顺口说了一句：“廖承志不在”没想到，周恩来听出来了，很生气的说：“你不就是小廖吗？怎么说不在？”廖承志吓了一跳，赶紧说：“总理，我没听出来是您。”周恩来说：“没听出来，就可以这样骗人吗？没有急事，谁会夜里打电话找你？”
解放战争时，黄树则负责中央中央卫生工作。有一回他开了一个药品器材单子，准备到野战部队去领。周恩来看了单子以后，问：“我们这里经常有多少人看病？”黄说不多。周恩来说：“那你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药品器材主要供给前方，供给伤员。你在这里工作，带一个药包，行军夹起来走，就可以了。”周恩来还说，以后从野战军领药一定要经过他的批准。
有一次，周恩来在辽宁，汽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交通警不太在意地站在路中间，对面来了车也不及时指挥放行。周恩来就对管警卫的人说：“你看，他不管，缺乏群众观点哟！”汽车到了郊区，有个警察站在道旁，叉着腰，正向一个农民发火。周恩来又说：“你看，要管就态度很坏，同样缺乏群众观点哟！”
周恩来每次出国，都要向住地的服务员，炊事员，司机等问好，握手，合影。
周恩来曾经多次访问巴基斯坦卡拉奇，当地市民见到中国人，就会说：这是周总理参观过的学校，那是周总理参观过的工厂，等等。有一次，周恩来去巴基斯坦，由于人群十分拥挤，有一面巴基斯坦国旗不慎被挤落地上。周恩来看到以后，马上弯腰捡起来，掸掉土，揣到自己的怀里。
有一次，周恩来问谁能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冀朝铸说了几个名字，周恩来打断他说：“不对，应该沿着海岸线，从南到北数。”
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考考你们。拉美参加维护领海权会议的是那十四个国家？”“十四个国家一下全说出来的，举手。”等了一会，周恩来就说：“都不举手，谦虚。”说着，周恩来就站起来，一手扶着椅背，一手数着手指，按着地理位置数下来，一口气说出十四个国家的名字，还说了七个列席国家的名字。
1952年，孙新世（孙维世的妹妹）出国前，有人带着她去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回来以后，她对周恩来说：“东来顺的涮羊肉真好吃，你真该去吃一次。”周恩来说：“傻孩子，我哪有那个权利。”
1970年4月30日晚11点，周恩来看了地铁的各个车站、车厢、工作间、边电视。当看到车厢与站台间的间隙太大,说：“车厢与站台间的间隙太大，较容易掉进去。”走进车厢，说：“车厢二米六，窄了点，还可以放宽些。”当他乘车经过各车站时，看到站台牌子只有一个，而且字迹很小，又说：“车站的站牌子太小，只有一个站牌子太少，车辆通过时看不清。”
1974年4月，有关部门准备销毁日军侵华期间为掠夺我国物资财富而发行的“军用票”周恩来得知后，批示要多留一些票样分在各博物馆和图书馆，以教育后代。（很遗憾，我在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没有见到，可能普通人见不到，可能只有特殊任务才能看到吧）
有一次，周恩来看了某部送审的地球仪，指出，地貌起伏要清晰，主要地名要突出，不要密密麻麻，颜色应协调。
有一次，周恩来到同升和鞋店，发现商店只经营皮鞋，不经营布鞋，皮鞋也较瘦。周恩来就说，商店要增加一些为劳动人民需要的布鞋和脚型肥大的鞋。
1968年，首都体育馆落成前一个深夜，周恩来来到馆内，检查了比赛场内的灯光音响，还要上去看看观众的席位，一直上到第四十排座位，并且坐在观众席上，试试观众能不能看清楚。首都体育馆的停车场，有人曾经考虑扩展到紫竹院公园，周恩来说，公园也是人民的，不是大了，而是小了，不要占。说着，周恩来拿起铅笔，在设计图上划出了现在停车场的位置。
1967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站送走外宾后，从办公室到候车室，从站台上到站台下，都仔细检查了一遍。当他发现铁轨缝里有炉灰和粪便时，就对车站负责人说;你们搞卫生工作，明面的地方要抓，不是明面的地方也要抓，大的要抓，小的也要抓，搞好卫生不光是个具体工作问题，更重要的是个路线问题。
1956年，中央各部相继下达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
1961年4月13日，周恩来在西双版纳的热带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听说当地群众因为不习惯圈牛，牛群经常窜进胶林吃胶苗，啃橡胶树皮。周恩来说：你们跟各民族要搞好关系，这个地方要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要帮助各民族工作，帮助各民族种橡胶，让群众在实践中认识牛害。研究所排除民族工作组，到附近村寨帮助各民族种橡胶，群众不但很快改变了不圈牛的习惯，而且加强了民族团结。
重庆时期，周恩来要求《新华日报》的编辑，要培养多面手的能力，既能写社论、专论，又能编新闻；既能采访，又能编副刊；既能做编辑工作，又要学会排字印刷等各种本领。对于报社的工人同志，也要求他们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参加报社的夜校和读书班。
1962年，在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民族广播为什么停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国家这么大，地区这么辽阔，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央台没有民族广播怎么行？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周恩来特意指示要给各区乡配备适合高原情况的半导体收音机。
1972年，周恩来对中央广播电台说：对台湾要广播天气预报，以便利台湾渔民出海。周恩来亲自审定了当年第7号强台风的预告广播稿，并且在预告后加了一句话：“祝同胞们晚安！”
1974年国庆节晚上，北京市举行了焰火晚会，周恩来要看焰火，大家陪他上了305医院的最高层，从东看到西，唯独石景山的焰火只能看到一点。周恩来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北京的污染就很厉害。现在看不见放花，是石景山的浓烟给挡住了。我们要注意污染问题，要为人民的健康着想。”
1958年9月1日，周恩来到唐山市开滦唐家庄煤矿，在井下看了一个多钟头，看了采煤运煤的全过程，并且极其认真地看了井下各种措施。上来以后，周恩来认真地对矿领导说：你们是矿领导，你们一定要关心矿工们的生活，关心他们在生产中的安全，要经常到井下检查各种设施情况。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井下的情况与井上不同，井下一旦发生问题，会严重的影响到矿工的生命安全。
西花厅的园子里有一个水池子，花工利用这块地方，种上菜了。周恩来知道这是从园子里摘的菜，马上问：“给钱没有？”大家挺纳闷，这还给钱？都是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就说：“没给钱，都是自己人。”周恩来说：“这样不对。用公家的地、公家的水长的东西，就该按斤两付钱。这样，按规定算一算多少钱，一部分给机关，一部分给花工。”
重庆谈判时，张镇派了一个特别警卫班，这个警卫班除了负责毛泽东的警卫之外，还有监视任务，编成“情况日报”每天由宪兵司令部特高组转呈蒋介石。周恩来一有空闲就到警卫班，和他们谈话，问他们每月伙食费多少，让钱之光拿出一点钱，让这些警卫每天都能有肉吃。办事处的人也经常和这些警卫接触。蒋介石知道后，将他们调离，一星期换一次。
解放后，沈醉和周恩来谈起以前的事情。周恩来告诉他，在1946年，住在上海的新亚酒店，知道房间周围都有人监视他，服务员也是特务。但是周恩来每天都和地下党接触。他经常出去看电影，那就是一个接头的机会。每次他上街吃小吃，或者买报纸时，就和交通员接上头了。周恩来一进电影院，特务就把电影院前后左右的门包围了，但是周恩来的座位周围都是他要见的地下党，电影一开始，特务找不到周恩来，只能在门口守着。一散场，周恩来先出来，特务马上跟着他，其他人就散开了
1965年夏天，周恩来回国后到武汉，听武汉的《东方红》，看完后，周恩来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当时是吴雁泽唱《赞歌》，周恩来听后就问坐在旁边的武汉歌剧院的党委书记申健：“这个小青年叫什么？哪儿来的？《赞歌》怎么唱得这么好？”申健一一作了解释。周恩来说:“唱得不错，他这个唱法和胡松华不一样，明亮度特别好。”第二天10点，周恩来把吴雁泽接去，专门听他唱《赞歌》。唱完以后，周恩来说：“唱得不错，今后好好唱，唱好了为人民服务，你这辈子注定要为人民服务的。”到年底，东方歌舞团出国演出缺男高音独唱演员，周恩来就向他们推荐说：“湖北有个男高音叫吴雁泽，你们到武汉去请他。”周恩来在北京见到吴雁泽说：“小吴啊，你来了。你还在唱啊，不容易。”吴雁泽说:“当然，听您的话，好好为人民服务。”
1970年，三峡水库准备动工前，周恩来让人在三斗坪坝址作了一次核试验，看这个坝址能否经受地震的考验。这是西单图书大厦里的一本回忆里写的，书名我已经忘记了，里面收录了一些老人对往事的回忆。
1965年4月，周恩来得知英国贝纳尔公司倒闭，全部设备要拍卖，便立即通知3机部研究有无引进价值。主管人员很快写了报告建议全部购买回来，周恩来批示，不能全部买来，要有选择的购买。有关部门马上选派得力人员赴英国购买这批设备。周恩来本想在这些人出国之前，亲自和他们谈谈，要他们不要饥不择食，要仔细认真地进行选择，防止吃亏上当。得知出国人员已经走了以后，马上叫人发电报把这个精神告诉他们，并亲自审阅了电报稿。出国人员按周恩来的意思，精心选购了一批精密度很高的齿轮加工设备，只用了40万英镑，这批设备后来在我国研制航空发动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1960年，中央已经决定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如果我国向国际市场抛售黄金，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周恩来不赞成，他认为，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在外汇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我国不但没卖黄金，而且利用金价便宜之机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一直买到1970年。
1972年2月，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批准了计委经李先念余秋里等精心研究的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报告。报告建议利用当时国际大部分国家经济衰退时机从西方国家买进包括彩电、1.7米轧机各一套，4套化纤和3套大化肥成套设备等，共需外汇43亿美元。由于当时国内政治环境，这个报告比原先设想的方案缩减了很多项目。
60年代，一次周恩来去杭州，在观看浙江越剧团的演出前，他发现该团主要演员高佩的脸上有大块黑斑，就问是怎么回事。当他得知这是对化妆油彩过敏所致，就拿起几支油彩仔细看了一下，就去剧场看戏了。一个月之后，上海戏剧用品厂的工作人员赶到杭州专门找到高佩说：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检查了所生产的油彩，由于质量不合格，使演员皮肤中毒，对此表示道歉。他们还送来一些新产品，要高佩使用。
周恩来总理坐专机多，每次坐他都非常关心专机服务员。服务员跟总理飞，不拘束，比较随便，哪地方人，多大了，三下两下就熟了。那是1963年，总理坐专机时看见服务员王桂兰拿着一件挂着上尉军衔的军衣，就问，小王，你是上尉吗？王桂兰笑了，总理，我不是，我是帮他们拿的衣服。周恩来又问，小王，你是什么衔啊？王桂兰说，报告总理，我不是军人，我没有军衔。周恩来以为机组全是军人，有点吃惊，怎么？你不是军人？王桂兰说，我们是老百姓。
在这之前，专机师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机组全是军人，只有服务员不是军人，出差不方便，也不好管理，就给上边打了个报告，但上边没批。因为这个报告并没有到周恩来那里，所以周恩来不知道服务员是职工。这回随便一问，周恩来记住了这件事，他认为不合理。后来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坐同一架专机时，周总理对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你这个参谋长怎么不带兵啊？
这个信息反馈回专机师，专机师趁热打铁，又往上打了个报告，这回顺利批了。1964年2月，周恩来出访非洲回来，问服务员，你们穿上军装没有？ 服务员高兴地说，总理，我们穿上军装了。周恩来继续问，你授得什么衔？没有授衔，是勤务符号，这边一架大飞机，那边一架大飞机。周恩来说，没给你授少尉军衔吗？那也不合理。很多年后，那位服务员回忆，穿上军装我们已经很骄傲了，不在乎有没有军衔。途经成都休息时，她特意穿上军装给周总理敬酒。
周总理很高兴，没再说什么。
就这样，拿现在的话说，空中小姐穿上了军装。
50年代，有一次楼乾贵参加一次慰问苏联专家的宴会，他和几个当时的小青年嫌和苏联专家在一起，说话不痛快，几个人单独凑了一桌，宴会中间，周恩来挨着桌子敬酒，到了这一桌一看，就有些不高兴：“就知道吃，也不说和人家交流一下。”也不和他们碰杯就走了。
还是50年代，赵朴初第一次参加宴会，在会场签名之前，心里还想：参加会议的没多少吃素的，大概不会准备素菜，凑合吃点肉边菜算了。没想到服务员看了他的签名以后说：“周总理给您和另外两位准备了素席，请跟我来。”
周恩来在国内视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1、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 _
2、不准宴请，不准陪餐； 级K 闕
3、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燕窝、鱼翅之类的东西）；
4、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
5、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店，不戒严。
周恩来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写文章，秘书可以帮助修改润色，但是不能代劳。他说领导干部应该熟悉自己所管理的事务，不应该一问三不知，一切都由秘书、文书包办。至今从国务院出来的一些人，还有这种自己动手写稿的习惯。
那时向周恩来汇报的人，往往要准备很多套材料，一套不行再拿一套，而且事先要把材料看一遍，不能到地方再拿着稿子念，因为这些材料说不定周恩来都看过，有一个小数点错了，他都能听出来。
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陪同斯里兰卡总理访问大连。晚上周恩来对许奉生和高振普说：“你们注意了吗？今天两餐饭，没吃到猪肉。”许奉生说：“是没有猪肉。”高振普说：“每餐都是大虾、海货等，在北京很少吃到。”周恩来说：“这里的老百姓那能天天吃大虾？连咱们都吃不到猪肉，可见市场上的猪肉很紧张。”周恩来对许奉生说：“你是大连人，很久没回家了吧。借这个机会，你明天回家看看，了解一下市民每个月能有多少猪肉吃。”许奉生说;“总理你想吃猪肉，明天叫宾馆搞一点给你吃。”周恩来说：“不是我要吃，我是想到这里的市民有没有猪肉吃。”
当年的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程开甲，是江苏吴江人，说话口音很重。有一次，他在北京汇报氢弹空投试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问飞机安全是否有把握，当时的空军副司令很有信心地指着程开甲说;“是他算的。”周恩来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程开甲，程开甲有信心地表示：安全是完全可靠的。周恩来问得很细致，程开甲对答如流：从多大当量、多少探头、测多少数据，到多大风速、有无危害等等，他都如数家珍，汇报得一清二楚。汇报快结束时，周恩来突然问了一句：“程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年龄？”程开甲却突然愣住了，居然很长时间没有回答出周恩来的提问。周恩来笑笑：程开甲同志，你要学说普通话，这样能使更多的人听懂你的发言。
多年以后，讲起这段往事，程开甲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难过地说：“周总理生前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周总理让我学说普通话的人还没完成。”（《两弹一星--共和国丰碑》）
1962年春节，周恩来叫聂荣臻通告两弹一星的专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到了开会的时间，专家们走进会场，都愣住了，每一张桌上，都放着一盆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周恩来说：“今天的议程就是吃红烧肉。我有事，先走了。”陆定一、陈毅、聂荣臻三人陪同一千多位专家。
1967年，有一次造反派弄了10万人要冲苏联大使馆。周恩来把北京卫戍部队调来，亲自守在大使馆附近的一个电影院里，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周恩来担心，大使馆有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死很多人。周恩来在电影院里找造反派谈话，说在大使馆外面游行可以，不能冲大使馆。到天亮，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来了，傅崇碧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周恩来回去以后，过5分钟打一个电话，询问情况怎么样。傅崇碧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周恩来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么向主席交待呀！直到知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才睡觉。
50年代，周恩来参加一个文艺界的会议，他问每个人的的收入够不够，都有哪些开支，连茶叶招待烟都算上。老舍就说，我一个月300多，除了吃喝外，还要有一些应酬。差不多够。周恩来说，你再加100也行。问到李准时，李准说，我的家属都在农村，吃喝不用花钱，一个月60块钱够了。周恩来说，不能按你的标准，生活标准不能按农民算，作家的劳动是艰苦的劳动，是需要成本的，应该有所照顾。每月的生活必需品，纸张文具等等，还有为了搜集素材需要走访一些地方和人，交通费也应该计算在内。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陈荒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k@F籚淜剂
当年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特别要求让服务员和厨师参与设计，他认为将来经常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人是厨师和服务员，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应该考虑到他们的需求。这些厨师和服务员都很认真地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的厨房和餐厅的位置都便于服务员送饭菜，油烟的排放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1958年建密云水库，由张光斗具体负责工程设计。有一个水利部的领导觉得钢筋放得太多了，想少放一些，张光斗不同意。这位领导有一天就把张光斗支开了，趁他不在，抽出了一部分钢筋。张光斗回来发现了，和这位领导大吵了一架，又把钢筋放回去了。后来有人向周恩来提及此事，周恩来对那位领导说：第一，张光斗不准离开工地；第二，所有的设计图纸必须有张光斗的签字；第三，如果有谁强迫张光斗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光斗可以直接找我。（《张光斗传》）
从前有个话剧演员魏鹤龄，戏演得很好，就是有个特点，每场戏都忘词。解放后，周恩来有一次见到他就问：“老魏，你现在还忘词吗？”魏鹤龄说：“总理，那是我的老牌子，怎么能倒呢？”
还有一次，一群人在中南海里跳舞，周恩来看魏鹤龄坐着不动，就问他：“老魏，你怎么不跳？”魏鹤龄说：“报告总理，我上身穿着制服，下边什么都没穿。”（大概这个老魏是穿着大裤衩子去的）周恩来大笑，就叫人给魏鹤龄找了一条他的长裤给魏鹤龄换上。（《赵丹画传》） ?
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中，范瑞娟、傅全香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得了五个一等奖。影响很大，有关方面决定把它搬上银幕，但是，在考虑人选问题的时候，却碰到了难题：梁山伯只有一个，范瑞娟“当仁不让”，不成问题；祝英台却有两个——袁雪芬与傅全香。让袁雪芬拍吧，这次得奖的是傅全香；让傅全香拍吧，这个戏又是根据袁雪芬的《梁祝哀史》改编，袁雪芬演出很多，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怎么办呢？
有关方面甚感为难，她们姐妹俩却并不知情。1952年秋天，全国戏曲会演期间的一个深夜，她们突然接到通知，周总理要在中南海接见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子夜十二时，总理那么忙，找她们干什么啊，三个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听说能到中南海总理家里作客，这个高兴劲儿可没法说了。隔了二十多年，傅全香在讲到这次难得的会见的时候，此情此景还历历在目。她告诉记者：：“在这天夜里，总理居然同我们谈了一个通宵。一开始，他就要我们谈参加会演的感想，还问我们，得奖是不是好事？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道得奖不是好事是坏事？然而总理却讲得很深刻：‘如果不小心，金牌牌会压坍人的。得奖的是你们，但是你们背后有多少无名英雄？他们为你们的得奖花费了多少劳动，多少心血？’这些话过去我们确实是想也没有去想过。接下来，总理又讲了很多‘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一再叮嘱：‘现在放在你们面前的任务很多，只要搞好团结，才能做好这些事情。在谈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又同我们讲了许多越剧的缺点和弱点，关照我们：‘不要只看到越剧优美一面，还要看到它的缺点和弱点，你们的底子是薄弱的。’”
搞地下工作的刘人寿有一段时间在延安学习，一次听周恩来讲话，有关人员在周恩来面前放了一个凳子和水，周恩来总是把凳子搬到一边去，怕万一日军轰炸，群众疏散时会碰到凳子受伤。
《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英豪传》，丁群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
1951年4月，“敦煌文物展”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上开幕，7日下午两点半左右，周恩来来了。他对常书鸿说：“您就是常书鸿先生？早就知道您了！记得是1945年，我在重庆七星岗，是七星岗吧？看过你们办的敦煌摹本的一个小型展览。五六年过去了，那次只有十一二件展品，对吧？现在规模大得多了！是不是？”常书鸿非常激动地对敦煌的艺术发展侃侃而谈，突然他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说：“哎，总理，我说得太多了，还是请您多指示吧！”“哦，书鸿先生，在这方面，您是行家，我就是要听您多谈谈呢！”周恩来笑着看他，看着壁画。
周恩来说：“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钻研敦煌学，这一点非常重要。” 两 b啂B
周恩来说：“这个428窟所画的饲虎图，真像是一条之字形发展的长幅连环画，这种方式，不正像我们今天被称作小人书的儿童读物吗？为什么在这方面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呢？面对如此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你们应该永远当仁不让地振臂一呼，使敦煌石窟艺术宝藏在我们这一代获得新生。”
周恩来说：“常书鸿先生，你们多年来在沙漠艰苦地工作和生活，为保护敦煌文物，介绍宣扬敦煌文物，工作十分繁重，今天我看到的几百幅壁画摹本，已经可以看出，你们做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工作，也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通过这次展览，要使全国人民知道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人民的伟大，祖国的伟大！”
在敦煌文物展的第三展室，除了一张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珍贵文化遗产的表格外，还陈列了被盗的新疆、敦煌一带的壁画、绢画照片百余件以及重要的文书照片等。看到这里，周恩来说：“这是铁证，帝国主义者近百年来对我们中国珍贵文物的巧取豪夺，真正铁证如山！所以你们的这一展览，不光是为举国动员进行抗美援朝的配合，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灿烂文化的生动教育。”
最后，周恩来又问常书鸿：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又鼓励他们把敦煌文物和保护研究工作做到底！
接着周恩来又问起这个展览布置的情况，问起他的女儿常沙娜今后打算做点什么？
常书鸿说：“我当然希望她还在敦煌作我的女儿，做我的助手，可是林女士看了我们的展览......”
“林女士？”
常书鸿说：“就是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她觉得沙娜挺有才气，想教她能将在敦煌学习的积累和在美国所学的结合起来，用于现代工艺设计，所以沙娜也打算先跟着林老师在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工艺美术研究室工作一段时间，熟悉熟悉。” 錶v吖6簂~
“很好，这个选择很好。”周恩来说：“希望她学有所成，将来我们要造崭新的人民大会堂，要请你女儿这样的专家来担任美术设计。”
八年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以及大会堂的外部装饰图案设计出自常沙娜之手。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叶文玲，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
一次，周恩来和肖华的夫人王新兰跳舞，周恩来问：“最近听到什么新闻吗？”王新兰说：“新闻没有，倒有一件奇事。”“什么奇事？”“今天早晨我到外院去补习，一出门就碰上一队送葬的。”“那有什么奇怪的？”送葬队伍很长，前边披麻戴孝哭哭啼啼，后面吹鼓手吹的是‘社会主义好’。”一句话，把周恩来说乐了。
王新兰认真地说：“这是真的，今天早晨的事。”不久，在一次文艺工作者上，周恩来说：“解放这么多年了，我们连个哀乐都没有，送葬吹‘社会主义好’。”大家都笑。周恩来说：“同志们不要笑，这是真的，肖华同志的夫人亲口跟我说的，她亲眼看见的。”不久，中国有了自己的哀乐。
王新兰在交通部时，身体不好。一年冬天，周恩来办公室给交通部长王首道打电话，说总理明天去广州，让王新兰请一周假，随他到南方休息几天。王新兰一上飞机就晕，没上飞机就紧张。周恩来安慰说：“别紧张，，一上飞机我们就讲故事，保证你不晕。”飞机一起飞，周恩来就开始讲故事。没讲几句，王新兰就晕了，周恩来赶紧把王新兰安排到他的床上，王新兰还没躺下，就吐到床单上了。工作人员收拾好以后，周恩来又扶着王新兰躺下，王新兰迷迷糊糊中，还听见周恩来伏在自己耳边继续讲故事，一直讲到武汉停机。到广州后，周恩来的警卫参谋（何谦还是成元功？）对王新兰说：“王处长，你闯大祸了。”王新兰问：“为什么？”“总理出来前，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就准备在天上睡的，你却糊里糊涂把床占了。”
1966年初，王新兰做了一次妇科手术。原来肖华准备请林巧稚做，周恩来听说后，询问了王新兰的病情，认为病症和邓颖超的相似，邓颖超刚由天津的俞霭峰做的手术。周恩来建议王新兰也让俞霭峰来做，他说林巧稚虽然著名，但这类手术不是她的强项。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俞霭峰被从天津请到了301医院，手术成功了。手术后，周恩来办公室每天都给301医院打电话询问，有时周恩来亲自给俞霭峰打电话，询问治疗方案和手术情况。
《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我的母亲王新兰》，肖云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月
1965年10月30日，周恩来、朱德、陈毅、谭震林等参观了“重新安排林县山河”图片展。看完展览后，周恩来问农展馆的负责人：“红旗渠有没有模型？”回答：“没有。”周恩来说：“红旗渠要制作个沙盘，看起来才直观，林县要加强宣传。”周恩来多次向外宾介绍红旗渠，中央领导陪同外并回京后，周恩来总要询问林县的情况。 _鞥仗; .虛
1973年11月16日，周恩来调杨贵到公安部当副部长，听说杨贵对去公安部工作有想法，就让李先念作他的工作。12月12日，李先念对杨贵说要理解总理的意思，后来杨贵才知道，调他到公安部，是因为周恩来对王洪文选派的人不放心。不久，杨贵又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周恩来，周恩来问：“杨贵同志，听说你到公安部还不安心，现在想通了吗？”杨贵说：“我主要觉得自己是个外行，不熟悉公安工作，怕工作搞不好，党和国家受损失。”周恩来说：“我就是要挑你这个不熟悉的人，不熟悉也有好处，脑子里没有框框，不容易走老路嘛！安心干吧。” "厂q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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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9月23日，为了查清贺龙冤案的最后一个疑点，周恩来让华国锋找施义之、杨贵、王曼恬谈话，辨别李仲公在文革初上交的两封贺龙的“乞降信”的真伪，经过化验，信件所使用的信纸是建国后生产的，书写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后生产的。1976年10月以后，杨贵有一次去国务院开会，纪登奎问：“你知道调查诬陷贺龙的案子，周总理为什么选定你们3个人吗？”杨贵说：“不清楚。”纪登奎说：“贺龙的案子是周总理批给华国锋和我承办的。你们3个人是周总理提的名。周总理也怀疑李仲公提交的信是诬陷，但又必须查清楚，不然江青他们揪住不放。安排谁去，周总理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施义之是部队的，又是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王曼恬是江青的红人，有什么情况会给江青透气，江青也就不再找麻烦了。你呢，办事认真，周总理是依靠你的。案子处理的很快，很顺利，总理很满意。” ?痞 4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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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与红旗渠》郝建生 杨增和 李永生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 憀 希
延安时期张苏（建国后任最高检副检察长。）的警卫员郭聪，聪明伶俐，善于模仿中央首长讲话的语调神态，。一天，延安北门外党校礼堂演京剧。周恩来进来时，有人把郭聪拽起来：“你来模仿一下周副主席的讲话吧。” K騜? 柩
周恩来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復&P (
郭聪笑嘻嘻的操起周恩来的腔调：“我叫郭聪啊。”逗得一圈人笑趴下了。 譝 si佀1窂
周恩来拉住郭聪的手问：“送你去鲁艺学习演戏好不好？” QT屸 ぷ
郭聪一板一眼的拿腔作调：“我的首长不就没人照顾了吗？” -瞶宑 `1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换其他同志接替你啊！” Y诙凯豸鱆z
郭聪说：“我不识字呀，记不住台词嘛！” 2性Bm
周恩来说：“不识字，慢慢的学呀！” 哞X 责簺
郭聪说：“好嘛！等学会了识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们打跑了嘛！” 蛻 ?H
周恩来终于忍俊不禁：“哈，你这个机灵鬼......” 千x姣3 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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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日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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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对外文委在政协礼堂，为民主德国10周年国庆举行庆祝活动。当时梅兆荣是民主德国的陪团翻译，开会之前，梅兆荣问对外文委的负责人：“需要德文翻译吗？”对外文委的负责人说：“不需要你们，已经安排好了。”梅兆荣陪着代表团去了，朱德要开始讲话了，周恩来发现有俄文翻译，没有德文翻译，就问：“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德文翻译？人家是德国人，你应该尊重人家，不能用俄文，又不是苏联代表团！怎么这样不尊重人家！”组织者临时到后台找到梅兆荣，临时拿了一份中文稿现场翻译，总算翻完了。周恩来后来狠狠批评了对外文委的那位副主任，也批了外交部的曾涌泉副部长。 %櫗2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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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7日，为庆祝民主德国10周年国庆，驻华大使汪戴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典招待会，梅兆荣翻译祝酒辞。周恩来对礼宾司长俞沛文说：“你让那个翻译念的慢一点。”因为厅很大，麦克风有回音，讲得快，那边回音没有消失，这边扩音器里又传过去了，这样就会产生重音。讲得慢一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塘qu 谏+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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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代表团17人，开始周恩来不想带医生，有人提意见说，你是一个大国的总理，不带医生是不行的，而且这个医生也不止是为了你总理的健康，也是为全团的健康服务的。于是带了一名医生，3名记者。 (乢`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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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尼亚访问时，要向国内发电报，余湛把周恩来写的谈话记录给梅兆荣看，一排一排的字写得非常工整，要点非常清晰，梅兆荣就根据记录起草了电报。 +4鐠N T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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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知道数字难翻，比如一万要翻成10个一千，他讲数字时，就把市斤换成公斤或吨。有一次梅兆荣高度紧张，周恩来已经把市斤换成公斤了，梅兆荣以为说的是市斤，翻译时又换成公斤了。周恩来听出来了，说：“我已经给你变过来了，怎么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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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窑洞到外交部街》宗道一 傅铮铮 朱礼盈 袁红 徐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2 nカ⒖?鈖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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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爱泼斯坦在延安周恩来的窑洞里采访他，问及所需的无线电器材是如何取得的。周恩来告诉爱泼斯坦：“是放在我自己的手提箱里从重庆带来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连医药都不准供应，所以周恩来常常利用经常往来于重庆与延安之间的便利把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所募集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带到延安，因为他的坐车和行李不准检查。有时甚至于把许多体积虽小但十分宝贵的物件如牙科钻头和外科手术针放在他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带回来。 }籎 P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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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周恩来和外国记者交谈时，爱泼斯坦发现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建议他休息。周恩来的反应是对爱泼斯坦狠狠瞪了一眼，周恩来对爱泼斯坦的态度向来是十分亲切友好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犙 崨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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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外国记者同董显光（国民党新闻局长）又为新闻检查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在一次公开的招待会上，周恩来趁同爱泼斯坦握手的机会，低声说：“不要对董过分为难。”他这样说是为了对董和他更反动的上级区别对待，还是只想提醒爱泼斯坦不要表现得过左，爱泼斯坦一直不知道。 +T濊Zj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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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应忘记》爱泼斯坦，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4 骊烔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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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的一天，张随枝（中央警卫师工兵营连长）在香山饭店附近查哨，周恩来从城里回来。张随枝上前敬了一个礼，周恩来还礼后，点了点头说：“哨兵在行进时间也是很讲究礼貌的，但有的敬礼时，走的很近，使人家感到为难，不还礼不礼貌，对哨兵感到不尊重，敬礼吧，人家已经走过去了。”张随枝说：“是有这个问题。行进间敬礼，哨兵走得过近，首长来不及还礼。”周恩来说：“一般到5步，这是比较合适的，你们要有个规定，做些具体研究，加强教育，统一起来。” ~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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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又说：“在山里的那些做法，有的已经不适应了嘛！我们现在住在香山，很快要搬进城里去了。北平人看过国民党的兵，也见过日本鬼子的兵，再说城里各阶层的人很多，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军人姿态。”张随枝当时没有别的事，就陪着周恩来往回走。周恩来边走边说：“毛主席讲过，我们不但能够夺取城市，而且我们一定能够管理好城市。我们在，山沟里保卫了毛主席的安全，在大城市时也一定能保卫好毛主席的安全。”周恩来走了几步，停下来，看着张随枝，严肃地说：“你们的一举一动代表着人民解放军。难道我们能打败几百万的敌人，我们在这方面就胜不过他们吗？你们要加强教育，发动大家提意见，出主意，想办法，我想会搞好的......”周恩来继续边走边说：“保卫毛主席是头等大事，要学会同秘密的敌人作斗争。俗话说：‘明枪易防，暗箭难躲’，一定要学会同狡猾的敌人作斗争。” 覠蚹丰鱙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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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说：“你们对警卫业务要学好。比如，怎样做好保密工作，这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也不能搞人为的紧张，对战士要教育，有的要作出规定，按规定来完成任务，经常检查落实。战士出了问题，不能只处理，不教育，更重要的是干部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205页） 閟闅萄`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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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周恩来秘书何谦打电话要张随枝（中央警卫师营长）到西花厅。何谦说：“总理出入院子，上下车得走很远一段路，还要上下十几个台阶，很不方便，想把那个台阶拆掉，你看怎么样？”张随枝说：“很好。这样总理就可以在院子里直接上下车了，还能节省时间。”两人研究了一下具体问题，何谦有事先走了。张随枝在院子里又看了一下情况，准备离开时，周恩来回来了，看到他，就问：“你有什么事？”张随枝说：“十修台阶。”周恩来似乎已经估计到，问：“怎么修？”张随枝说：“想把台阶拆掉修平了，方便你乘车出入......”不等说完，周恩来就打断了他的话：“这又是谁的主意？你告诉他，说不准修。有这台阶，我上上下下也是一个锻炼嘛。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不能把钱花在我这里。”第二天，张随枝向何谦说起，何谦说，总理也给他讲了，得知是他的主意，还批评了他。 廷+'┴b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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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春的一天，西花厅的花工老张正在往花地里补水浇花，张随枝（中央警卫团干部队参谋长）站在旁边和他聊天。周恩来从外面回来了，车从他们身边擦过，突然停住，周恩来推开车门走了出来。周恩来走过来问：“放水干什么？”老张回答：“补水养水浮莲。”周恩来一听，有点不高兴：“什么水浮莲？自来水能用来干这个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嘛，谁有时间看水浮莲呀？”老张解释：“现在少浇点水，夏天下雨的书就够用，就不用自来水了。”周恩来说：“如果不下雨呢？”周恩来继续说：“今后不要这样搞了。待它干了，可种些菜和其他的东西。我们应当时时想到农民，想到广大的人民群众。城市吃水这样困难，我们怎么能用自来水浇花呢？一切都要从简，从节约的原则出发嘛！”（209页） N/J.拠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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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内的警卫生涯》，张随枝，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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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0日。熊向晖得知胡宗南向延安进攻的计划后，向延安送出了情报，情报中特别提到蒋介石调派由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带队、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位设备组成的分队，配属胡宗南，通过电台侦测来判定解放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周恩来下令：中央电台停止工作3天，各野战军在作战部署期间和作战中，不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这样魏大铭的仪器失灵了。 耇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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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周恩来把瓦窑堡补训师师长白志文叫来，要他把保安县城附近的旦八寨攻下来。白志文把旦八寨围了2月之后，寨主曹俊章请求归顺，又请求白志文进寨详谈，怕白志文不答应，又把他的大儿子作为红军的人质。白志文进寨后，作了一番宣传，出寨后第二天，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事情经过。 翂騏`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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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听到白志文进寨，当即严肃批评说：“你太冒险了，往后可不准私自上寨子！” 鉤 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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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志文赶忙解释：“他的儿子押在我们部队里作人质。” 煿T# х艁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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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听，口气更严厉了：“他的儿子算什么？他一百个儿子，也不能换你一个！” ~ 翄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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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侦察兵传奇》吴辅佐，欧建平，黄河出版社，2000/1 R欿┗ 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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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是周总理对钱学森进行了特殊的保护。1969年8月9日下午1时至4时45分，周总理亲自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为了使七机部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放开手脚工作，突破工程技术难关，周总理当众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军管会保证了钱学森和其他专家的安全。那时，杨国宇还开列了一份需要有卫兵专门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开始是几十人，后来上升到几百人。杨国宇把名单呈报上去，却又担心上面派不出那么多的卫兵而不能批准。没想到周总理很快就表示同意，并表扬了这种做法。周总理说：“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在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钱学森带领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攻关，很快就出了大成果。 6?o朷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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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宇：《为了东方“巨龙”早日腾空》，《瞭望》1983年第4期。 衋;[ 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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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其康（原周恩来的警卫员）在西安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刚吃完晚饭回来，见到廖其康亲切地问：“你叫廖其康吗？”廖其康回答说：“是。”周恩来叫他把灯打开，廖其康赶紧往外走，准备出去拿火柴和蜡烛。周恩来笑了，说：“这里用电灯，不用火柴蜡烛。”接着，周恩来拉着廖其康的手，走到电灯开关前，指着说：“这就是开关。”然后又打开灯，说：“这样往下按，就是开；往上掀，就是关。” & 厇 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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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周恩来要去石家庄和卫立煌谈判。廖其康请办事处负责后勤的人买包厢票。周恩来知道后，严肃地问廖其康：“怎么，你叫人买的包厢票？”廖赶忙解释，周恩来摆摆手，十分恳切地说：“不行呵！你去把买票的同志喊回来，叫他别买包厢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怎么能像有钱人那样呢？！”廖只好说：“好吧，那就只买软卧吧！”周恩来说：“不要软卧，就买普通票。路不长，一晚上就到了嘛！”廖说：“那你晚上怎么休息呢？”周恩来毫不在意地说：“躺在椅子上，不是就睡了吗？”廖说：“三等车厢里怎么做保卫工作呢？”周恩来说：“坐三等车，你的保卫工作最好作；坐包厢，坐软卧，你的保卫工作最不好作。坐三等车的都是穷人多嘛，同劳动群众在一起，目标小，又安全，花钱又少，多好呵！”廖只好请来联络处的秘书，劝了一阵，还是毫无办法，只好去买了普通票。火车到石家庄，卫立煌派来的军官找遍包厢，又找遍软卧，都没看见周恩来，还以为周恩来没有来。没想到周恩来会同普通旅客一起从三等车厢下车，他大吃一惊，慌忙上前迎接。后来，他对廖其康说：“哎呀，怎么搞的？你们周将军这样高级的将领，只坐普通的三等车？我在包厢里都找遍了，还以为周将军没有来哩。你们周将军这样廉洁奉公，真是可敬可佩！” : _崮u媃
鍮碶xY咚
一次，周恩来去武汉太平洋饭店会见张冲。廖其康跟着到了一个门口，以为就在里面会谈，就站在门口等着。没想到等到快12点了，还没见周恩来出来。廖推门一看，里面只有一个工人在打扫清洁。廖慌了，赶紧进去找。正好周恩来也从后门回来找他。事后，周恩来对廖说：“小廖呵，你缺乏大城市的生活常识。”他接着说：“大城市的社会常识很重要呵！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工作就很吃力。比如说，一个旅馆、饭店，它有正门、后门、侧门，对这些，就要作调查研究。人长有嘴，嘴有两个作用，一是吃饭，二是说话，不懂的事可以问人嘛。太平洋饭店有几百间房间，分东楼西楼，每楼又有几层，这也是常识嘛！对不大了解的，就先摸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