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
胡绩伟
今年四月十五日，是胡耀邦同志逝世十五周年。1999年耀邦逝世十周年时，我写了一篇《胡耀邦与人民日报》。今年，我的神魂中不断闪现出耀邦的身影，引起我的反复深思。说心里话，在我接触过的党的高层领导人物中，像胡耀邦那样胸怀广阔、容异纳谏、敢做敢当、真心为国为民的人是不多见的。可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届最高领袖人物中最具有群众观点和民主精神的一位。
关于我所知道的他的事迹，已经写过很多。主要是从他开始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在这以前的事，比如他在西单民主墙时期的事迹，就没有提到。据我从他去世以后所看到的有关他的情况，关于这段事迹的描述也不多见，因而这篇纪念文章，我专门回述他在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情况和思想，以填補这段历史的空白。
总的说来，胡耀邦在这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对西单民主墙是密切关注、热情支持和尽力引导的。
西单民主墙的由来
首先应当说明，西单民主墙的诞生以及当时所处的国内形势。
1979年2月15日，参加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的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范荣康和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余焕春，在会议上作了一个联合发言：题目是《西单民主墙剖析》。我在1979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根据这个发言，也介绍过西单民主墙的情况。
西单墙是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的人行道旁，几路公共汽车站都设在这里。在这些公共汽车站的后面，是一排约有200米长的灰色矮墙。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引人注目。从1978年春开始，有些人在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很多，一传十，十传百，逐渐形成一个自发的聚拢人越来越多的场所。
这种在北京街头自由张贴发表政见的大小字报的源头，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节时的天安门事件。那时，“四人帮”的罪行早已天怒人怨，趁清明节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时机，人们纷纷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送花圈送挽联，越来越多的贴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诗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这也是促使结束“四人帮”专政的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也贴了很多怀念周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时，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文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他们认为，应当把张贴政治性的大字报经常化，不必限于清明节。文章说：“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墙”的倡议书。当然，天安门广场不适于成为经常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人们在寻找一个更为适合的场所。
这时，出现了一件事，更直接引发了西单民主墙的出现。
“文革”一开始，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被停刊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复刊，《中国青年报》于10月复刊。出人意料地是，《中国青年》的第一期复刊号却触怒了当时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这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愤慨。不知是哪一位勇士，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那一排矮墙上，轰动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很多人读后在这个墙上贴出短短的大字报和长长的小字报，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另一些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如这年12月贴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写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青年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民间团体，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人们把这里叫做“西单民主墙”。
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为什么遭到汪东兴的查禁呢？理由有四。一是这一期刊登了1976年“四五”时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诗抄，汪说这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鸣冤叫屈；二是没有登毛主席的诗；三是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四是这期刊登了一篇“本刊评论员”的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中第一次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就是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在当时，可说是一条弥天大罪，也是引起汪东兴下令查禁的主要原因。这篇文章是中宣部理论局付局长李洪林撰写的，正好是当时已升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审阅过的。事实证明，这期《中国青年》没有什么错，恰恰是办的深得人心的。
民主墙上大小字报的内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后期主要是政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民主与法制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民主问题；（2）主张民间办报、民主办报的问题；（3）要求言论自由，废除“恶毒攻击罪”的问题；（4）赞赏推崇西方民主的问题；（5）公开评毛泽东的功过问题，等等。形式多样，有诗词、小说，有对话，有致某人的公开信，有赞成或反对的批注；有署真名的，署笔名的，或不署名的；有的大字报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采，也有谩骂讥讽式的胡言乱语，有自我批判、自我表扬的等等。
与西单民主墙同步活跃起来的，是出现了一些民间组织和民间刊物，一些活跃其间的人物也逐渐显现出来。他们将自己印刷的刊物或张贴在西单墙上，或就地散发给来往群众，人越聚越多，多达数百人，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在京的外国记者、外国留学生也跑到这里来，或采访，或与一些青年 人交谈，外国通讯社也有消息播发，这不能不引起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西单民主墙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西单民主墙的出现，说明了什么？这还得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说起。
“文革”十年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统治集团被粉碎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的新时期。中国人民从重重高压下解放出来，强烈要求进行一场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要求改变二十几年来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独裁专制制度，使我们的国家逐步改革为真正人民民主的先进国家。
推动这次民主改革的，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自上而下的势力，一股是自下而上的势力。
第一股势力就是原来被毛泽东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一批人物。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建立斯大林式的一党专制，对所有不同政见的人，以及他认定的一切异已力量都打成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这些人原来都是握有一定权力的人物，从党国元老、党政军要员到各级干部，以及社会上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统统被列为专政对象。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封为这个“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头子。毛泽东称自己是当年那支造反大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最高统帅，林彪是他的副统帅。毛泽东这种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胡作非为，弄得长期天下大乱。到“文革”后期，在他实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不得不拜托周恩来出来收拾残局。在周的一再努力下，使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元老人物和一批老中青干部解放出来，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以挽救危局。就是这批人物，成为推翻专制政权的掘墓人，也是新时期民主改革的带头人。
长期担任共青团书记职务的胡耀邦，既是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进行全面整顿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又是以后推翻“四人帮”的幕后策划者之一。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是中央级老干部中首先恢复领导工作的人（他比邓小平、陈云等很多元老都早解放出来）。他勇敢地担负起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的光荣使命，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团结一批理论战线和新闻战线的先锋人物，在一些元老们的暗中支持下，打响了这场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的第一炮，就是在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四人帮”帮派势力的初战告捷以后，耀邦同志在1977年10月发动了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的运动，把包括大批元老在内的千千万万各级干部陆续解放出来，并妥善地安排他们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使瘫痪多年的各项工作很快活跃起来。紧接着，在1978年5月，耀邦等人又发动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样，就在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基本结束了长期的专制统治，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好了准备，开始了以邓小平为后盾，以胡耀邦为总书记，以赵紫阳、习仲勋、万里等同志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的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这就是那股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势力。
另一股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是什么呢？
首先是“文革”中受打击受摧残的大批中下层干部、青年职工和大专学生。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特别苦大冤深的人群。多年来身负沉冤，申诉无门，或者越申诉越受到沉重的打击。老实说，胡耀邦发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对象还是老干部和少部分中下级干部。更为大量的中下级干部、工农群众和大专学生，仍然是鞭长莫及。他们眼看中央政策日益开明，广大干部陆续解放，急切要求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而他们的冤家对头大都是中小当权派，要平反就得纠正这批顶头上司的错误，因而难之又难。所以这一大批苦主就把眼睛盯到上边，盯到中央，一时间首都北京和各省市的省会城市，都涌来了成群的上诉上访者。他们除了找中组部、中纪委和中央各报以外，有的还把自己冤情写成大小字报，贴在人多的地方。
在最初的几个月，西单墙的大小字报绝大多数的内容以申冤诉苦为主，只是就事论事，不大涉及政治内容。很多人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情，寻找翻身解放的机会。随着官方报刊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西单墙大字报的内容也越来越集中到政治民主问题，越来越接近一些敏感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议论的焦点是：西单民主墙的主流是健康的，还是反动的？它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种生动活泼的表现，还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民主墙应当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消失，还是应当加以引导，使之更加健康地发展？这些都是关系到要不要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大问题，也是能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
党的领袖人物曾高度评价民主墙
当时，在党的领袖人物中，看法也是不一的，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公开称赞过民主墙。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此后，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说：“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还警告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12月13日，叶剑英也在三中全会讲话时，曾经高度评价民主墙。叶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叶帅的这两句话十分重要，代表了当时对民主改革势力的评价。如果这两股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能够坚定地结合起来，肯定会是民主势力的大发展，大提高，也肯定会在民主与专制两种势力斗争中大大增强民主势力的阵地。
可惜，叶帅的这两句话，在以后正式印发的三中全会文件中，被胡乔木删掉了。
应当看到，当时人们对西单民主墙的态度，的确有褒有贬，好得很，糟得很的评语都有。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这些话时，态度是很坚定的，但会后，他的态度就有些改变。所以，这位善于察言观色的胡乔木，才利用他批发文件的权力，公然删去叶帅那两句十分重要的话。
邓小平态度的大变，还是在理论务虚会时期，在两种思想激烈交锋的时候。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以后，特别是魏京生在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那张大字报后，邓的态度明显大变。在魏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四天，就借故下令逮捕了魏京生。从这以后，保守势力大为抬头，西单墙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胡耀邦说，民主墙是人民内心的呼声
当民主墙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十分关注，陈云同志还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这些人群中去收集动态，反映情况。报社派了王永安（国内政治部编辑）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一再叮嘱他，只了解情况，掌握动向，索取材料，绝对不能表态。王永安写了不少“内参”上报中央。
关于西单墙的情况，我向耀邦汇报过多次，还参加过他所主持的一些小会。
总的说来，耀邦同志对西单民主墙是十分关注，表示过赞赏，认为这是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他认为，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我向耀邦反映，很多人拥到北京上访，有的人上街诉苦，有的人贴大字报，有的在机关外面静坐请愿，这使一些当权的领导者大为震惊，大叫赶快整顿社会秩序。我说，这是你平反冤假错案的好影响。因为你所发动的平反，大都偏于高中级干部，而广大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中苦大冤深的人看见中央这次平反受到鼓舞，很多人纷纷涌向省城和京城，这是对新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依赖，认为这一回中央是动了真格的，他们的问题有了平反希望了。
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现在平反工作刚刚开始，各地都要作好来信和上访工作，尽量把地方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要都推到中央来。耀邦他一方面不断扩大平反的范围，一方面批示各地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加强来信来访工作。同时，他积极筹备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坚定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改正过来。”耀邦提出的这“两个不管”更切实地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新枷锁，把平反工作推向基层，使沉冤几十年的干部和群众陆续得到平反。
对于上访群众贴出的大字报和成立民间组织、出版民办刊物的情况，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他指示各新闻单位注意反映情况。人民日报当时出版了《情况汇编特刊》，把西单墙的大字报，一些值得注意的很长的小字报和民办刊物上的文章摘报中央。人民日报还出版了一份供少数领导同志看的《供你参考》的活页文选。在京的其它报刊和有关单位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出版了这一类的内部参考。
有一段时间，贵州的民间组织“启蒙社”在北京很活跃。为了了解启蒙社的情况，耀邦让人民日报派记者去调查。报社派出评论员周修强同志到贵阳。调查回来后，耀邦还把周修强约到办公室，特别听取他的汇报。
耀邦说，必须纠正脱离群众的作法
耀邦除了找报社派人以外，还召集过报社、中宣部、青年团、工会等单位研究如何作好民间组织的工作。他多次谈话的总的精神，是同我们谈论党历次作群众工作的经验。他回述几次大的群众运动，无论是“一二九”还是“双十二”，无论是罢工、请愿，还是游行、示威，他说，我们党对群众运动都是十分重视的，特点是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依靠群众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他回忆说，到了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开始慢慢变了。当群众起来的时候，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就担惊受怕心慌意乱了。他们不是站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就是站在群众对面去挑剔指责。他们越来越怕群众。以后群众要集会、游行、请愿，都要事先经过批准，甚至明令禁止。我们的群众团体，像青年团、工会等，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群众。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脱离群众的作法。
就在西单墙开始贴政治性大字报初期，耀邦同志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热情亲切的公开信（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信》）。信中特别强调：青年工作者“……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用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青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这位有几十年青年团工作经验领导人的倾心之谈，就是我们面对新时期的青年运动、群众运动的工作指南。
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
1979年3月底逮捕魏京生以后，耀邦同志在 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耀邦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这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注重阐明“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为魏京生说话的，纷纷批评人民日报。胡乔木对此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说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为此我同胡乔木进行了一番争辩。他虽然理屈，仍然咬定我们全面肯定反革命言论无罪，指责我发表这样重要的文章为什么不送中央审查。其实，这篇文章是经过耀邦同志审阅修改过的。但我不愿意把耀邦拉进这一是非的漩涡里，回答他：这样的文章，人民日报有权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发表。以后，我同耀邦商量，专门约请了几位法学专家来讨论。他们都认为郭文没有大错，只是论述得不够全面，没有从法律上说明言论自由也是受法律约束的。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重申言者无罪，并对刑法第一百零二条关于“反革命煽动罪”作了具体的解释，阐明构成“反革命煽动罪”的原则。
这样，乔木这一大棒才算躲闪过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耀邦同志是如何坚持言论自由和反对以言治罪的观点。以后我们很多人坚持主张从法律中取消所谓“反革命罪”，也是这个道理。
耀邦赞成设立一个民主公园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取缔“西单墙”的问题，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都作了决议。这两个决议，都是对西单墙的扼杀。我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发言，表明了我对这两个决议的不同意见。
这两项决议，是党中央事先决定的，我不好正面反对。只是一方面向会议客观地介绍了“西单墙”的来由和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一点变通的办法。
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12次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的时候，我在小组会上提出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主张，我不主张“取缔”，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我当时提出的具体意见，主要还是介绍了范荣康和余焕春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联合发言，转述了他俩的建议：
“为了引导民主墙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还可以在劳动剧场举行民主讨论会，群众可以自由参加，自由发言。还可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我们还拿英国海德公园为例，提出我们的设想。我在这次人大小组会上也说：“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实现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园是一个好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听取群众意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
事后我向耀邦介绍了我们的意见，耀邦也赞成设一个民主公园。他要我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以后对我说，他们认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有很多业务，要打乱原有格局影响很大。他们同意另外选一个公园作为试点。结果选上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这时由于魏京生被捕，形势日益紧张，去贴大字报的人很少。那里又不是交通要道，专门去看大字报的人更少，所以这个试点无疾而终。
以后，我才觉悟到：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的设想虽然好，但太不现实。因为，真要建立一个民主公园，必须在很高的民主环境下才能建立起来，也才能维持下去。显然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
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
在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讨论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条文时，我在四川代表团的会议上作了一个《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的发言。
我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因为自从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所谓‘四大’这种‘大民主’，实际上就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工具。二十多年来，本来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许多属于不同认识、不同意见的问题，却被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用这种所谓‘大民主’的办法，将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个一个打下去，这本身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四大’，实际上是利用领导的权威，煽动群众（其中许多是幼稚的青年）用歪曲夸大、栽赃诬陷、任意捏造、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法，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诬陷者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是‘造反派’、‘革命派’，‘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被诬陷者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如果有所申辩，马上是更多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态度顽固’啦，‘疯狂反扑’啦，一顶顶拒不认罪的帽子压了下来。所以，这种‘四大’的‘大民主’和真正的民主是毫不相干的，只是假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名义，实行最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一种办法。”
我在这次发言中还谈到社会上有些人对取消“四大”的一些误解，我解释说：
“现在，国内国外对于取消‘四大’这种‘大民主’，还有些议论。在国外，是根据对‘四大’的翻译来理解的。‘大鸣大放’被译成“自由地讲话，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外国人就很难理解了，人民说话的权力怎么能取消？所以，我以为，取消‘四大’，不等于取消言论自由。这一点，只要将事情说清楚，人家会理解的。至于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取消‘四大’对我们进行诬蔑和攻击，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在国内，主要是因为各级领导中，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在许多单位还严重存在，群众还有气，有意见要提，因而许多群众认为大字报还有作用，不能一律取消。我认为，这类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议：如果是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该允许在本单位内部张贴。因为这和‘四大’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属于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利，是任何人也不能剥夺的。宪法取消了‘四大’、‘大民主’的规定，但决不能因此说贴大字报通通都是违反宪法的。”我主张，应该禁止的只是在大街上随便张贴大字报，在机关内部的适当地方，无论是大字报还是小字报是可以贴的。我们的报刊应该多登一些群众的意见，报社的内部刊物可以多登一些群众来信来访和申诉情况，使群众的意见有更多的发表机会。
我的这些意见，都同耀邦谈过，他都是赞同的。
耀邦心中民主运动的宏伟蓝图——《人民万岁》
粉碎“四人帮”的发动者叶剑英元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画龙点睛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耀邦当时所致力的方向顺应潮流，是巩固和发展这两股民主势力，而且努力使之紧密地结合起来，逐渐促成推动新时期前进的民主潮流。当时耀邦心中已经初步形成使这一民主运动的潮流蓬勃发展的宏伟蓝图。能够表明耀邦这一构想的，我认为是他当时策划撰写的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就是《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1日从一版到二版、三版刊登的长篇论著——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人民万岁》。这是曾由阮铭、林涧青主持的起草小组撰写的，林涧青是这篇文章的主笔。这篇文章紧紧抓住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摘掉“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邓纳吉”的帽子的大好时机，专门策划撰写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
《人民万岁》是文章的主题，整篇文章是对“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评价和历史经验的总结，阐明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同“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一样，又一次显示了人民万岁的真理和力量。
文章说：“1976年“四五”这场革命群众运动，不仅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检阅，而且是人民智慧、才能、斗争艺术和创造力的一次大检阅。”文章说“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先确定斗争目标，拟定斗争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要科学社会主义、要人民民主、要四个现代化，是运动的进程中由群众自己拟定的斗争纲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从运动中升起的一面最鼓舞人心、最富有号召力的战斗旗帜。”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恰是西单民主墙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所以，文章对“四五”天安门群众运动的歌颂，实质上也是对当前西单民主运动的歌颂。文章说：“一切受到‘四人帮’压迫和欺侮的人民群众，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他们懂得，……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必须割除‘四人帮’这个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最大毒瘤……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最终摆脱贫穷、落后和专制主义的残余，政治上高度民主，经济上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才能变成现实。”
文章说：“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运动，是决定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胜负的群众力量的伟大演习。它为1976年‘十月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天安门事件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这篇文章精彩之处在于提出了我们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基本态度。这对于我们真正搞群众运动起家的革命者来说，本来不是什么玄奥的经验，可惜多年来，我们很多“老革命”早已忘掉了。文章选择发表的时机正是围绕“西单民主墙”日渐兴盛，从而引起某些当权者开始恐惧的时候，这表明胡耀邦对待新时期民主运动的广阔胸怀。
文章提出了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基本态度，语重心长地告诫一切革命者 ：“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4页）”“对于人民群众这种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支持它。”
紧接着，文章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劳动群众非常敏感，他们最善于区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关于清党》，《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21页）文章发挥说：“如果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忘记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忘记了我们党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成为执政党的，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败坏党和社会主义的崇高声誉，那么，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如果这些人经历了天安门事件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之后，却依然故我，什么也没有学到，依然不愿意在‘人民万岁’四个字上增长些真诚实意，那结果就不会是美妙的。”
这篇文章是写在1978年12月，当然人们无法预测到十年以后在天安门又爆发一场更为伟大的群众民主运动，连一年以后发生的全国人大取缔西单民主墙的决定也没有预见到。但是文章已经从反面鲜明地指出过，对于那些好龙的叶公们，在龙真地来到时——就是在群众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兴起的时候，“不去发现、支持和正确引导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行动，不愿意赶上早已走在自己前面的群众革命队伍，反而在由于群众的伟大斗争而获得胜利之后，指手划脚，评头论足，这同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难道不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吗？”
文章还尖锐地向这些老爷们提出：“有些同志搞了多年革命，却很不了解社会主义民主，一看到人民的民主精神高涨，就惊惶失措，总想用种种办法加以限制和压制，同群众对立，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离开我们党的根本立场，这是十分错误的。”
文章的这几段话，好像早已预料到那帮左倾势力以后还会对群众民主运动进行打击和镇压，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包括像耀邦这样一批新的领导者也注意得很不够。当然，说耀邦一点警觉也没有，那也不是事实。早在“文革”结束不久，当人们欢庆巨大胜利的时候，耀邦同志曾经这样提醒中国人民， 既要满腔热情地欢迎新的人民民主势力的又一次兴起，又要提高警惕，防止可能出现的曲折。胡耀邦同志早在二十几年所主持撰写的这篇历史性的佳作，越到后来，越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早在耀邦刚刚重新踏上政治舞台时，在发动平反冤假错案时，很多老同志在欢庆重新解放时，他仍然忧心忡忡。有的同志向耀邦同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党还会不会再出现林彪、江青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会不会再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新闻界的朋友也向耀邦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中央党报会不会再被两面派所掌握，再成为篡党夺权的工具？”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四人帮会不会卷土重来？”记得当时，耀邦很明确地答复：“四人帮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尸还魂还是可能的。”
这说明耀邦是早有预见的。可是，以后的事实也说明耀邦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先知先觉的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罪责问题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问题，关于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问题，等等。可惜这只是很少数，大多数党内精英也没有达到这种觉悟水平，我自己当时也没有这种觉悟。
据我了解，魏京生被捕、西单墙被查禁的形势变化，胡耀邦是很清楚的。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逐渐逆转，胡耀邦也看得很清楚，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画龙点睛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句名言，在以后正式发表的时候，被胡乔木删去了的情况，这点，耀邦也是清楚的。耀邦以后所努力的正是发展和巩固这两股民主势力，使之紧密地结合起来，逐渐促成推进新时期前进的民主潮流。试想，如果当时“党内民主典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能够一直贯彻下去；如果“人民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所代表的群众民主运动能够顺利发展下去，这两股民主势力真正地相互配合、密切结合起来，我国新时期的民主运动将会是什么局面？ 值得深思。
可惜，这时，耀邦团结紫阳、万里、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他们从农村改革、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到城市改革、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排除万难，逆流而进，一步一步地纠正毛泽东当政时代所造成的错上加错。看来，在这场伟大改革运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耀邦对于“四个坚持”以后中央从反左为主的总方针逐渐倒退，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在力挽狂澜于既倒时，只能把自己也冲下万丈深渊了。
二十几年后，回忆耀邦同志在西单民主墙时期对待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更觉得应当永志不忘，值得深思！
2004年2月23日二稿
本文在2004年4月出版的《争鸣》杂志上分两期连载，五柳村转发时删去约一百五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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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陶世龙制作，日期： 2004年04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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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民主墙
2008-05-26 00:36:42 来自: 斯文扫地 (上海)
1977年1月初，李盛平、严江征、郑晓龙、李冬民等人最先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工地围墙上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中旬，陈子明在天安门广场的木板墙上贴出《四五运动亲历记》长篇小字报。后来他们把大字报的揭露批判矛头直指仍在台上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和公安局长刘传新。
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贴了很多怀念周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
1978年清明时，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文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他们认为，应当把张贴政治性的大字报经常化，不必限于清明节。文章说：“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墙”的倡议书。当然，天安门广场不适于成为经常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人们就把大字报贴到了北京市西单38路公共汽车总站背后工地的200米长的灰色围墙上，因此西单的那面墙壁迅速成为一种象征，被人们称作“民主墙”（下称“民主墙”）。
1978年8月，《中国青年》复刊的首期发表了在胡耀邦支持下写成的一篇文章，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人民的真正的和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汪东兴下令查禁这一期刊物发行，因为此时“四五运动”尚未平反。不知是哪一位勇士，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那一排矮墙上，轰动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很多人读后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另一些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六天以后，北京几家主要报纸都刊载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不指名地批评汪东兴的禁令。胡耀邦认为西单民主墙是种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的觉醒。接着，在九月份最后一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过改革派同“左”派的激烈争论，会议决定：撤销对《中国青年》的禁令，并任命林乎加代替直接镇压天安门民众的吴德任北京市委一书记。
1978年10月11日，来自贵州的民间社团“启蒙社”发起人、诗人黄翔与三个志同道合者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来到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所在地，在那巷口巷内墙头上，黄翔先画了一支巨大的火炬，然后写上两个箩筐一样的大字：“启蒙”。当他把他的一百多张纸的《火神交响诗》贴出来的时候，整个王府井大街交通阻塞。青年们手挽手将他包围起来，要求他朗诵。黄翔背靠火炬面对人群，将六百多行的《火神交响诗》一气呵成：
……
人第一次发出了人的疑问
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
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
……
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
火炬说
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
火炬说
把人的面目还给人吧
火炬说
把暴力和极权交给死亡吧
火炬说
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捣烂和拆毁吧
……
人们为黄翔的大胆所震骇，被火炬所点燃。朗诵完，黄翔大声对人们发问：现代皇权应不应该打倒？精神长城应不应该拆除？北京民众回答：应该！直至深夜，《火神交响诗》仍然被人们交叉的手电光照亮着。那天夜里，北京全城戒严。中共高层召开紧急会议。主席华国锋认为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当局立即用“三叉戟”专机将黄翔以及和他同行的三位伙伴的档案连夜调进北京。当时，中共高层以为要爆发匈牙利似的裴多菲俱乐部事件！
11月16日吕林以真名和联系地址贴出《致宗福先和于光声剧组公开信》，使得民主墙运动进入高潮。11月16日，一份署名“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明确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下了错误。11月24日，黄翔等从贵州再进北京，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民办团体“启蒙社”。黄翔的“启蒙社”，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个民间社团，其刊物《启蒙》，是第一个民间出版物。黄翔在毛泽东纪念堂旁边的栅栏上写下了大字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黄翔就中国人权问题写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他将这封信贴在了天安门广场。当天晚上整个北京躁动不宁，自由派人士不约而同，酝酿起事。第二天，11月25日，北京民间作出明确迅速的反应，著名的“一一.二五民主讨论会”在“民主墙”前举行；“民主墙运动”由此爆发，民间政治民主化呼声高涨。
1979年底启蒙社全体成员被捕，释放后也一直受压制。1986年秋，大学校园民主思潮再一次涌动时，他与北岛、刘晓波等被北京多所高校的学生邀请去演讲，后来黄翔被当局指控为学潮的“煽动者”之一。于是贵州法院将其判刑三年，黄翔直到1990年底才出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践派和“准确、完整”派联盟的一次胜利。胡乔木为会议定调：“全党全军经过这两年对林彪、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从组织上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从思想上清理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篡改，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的安定团结现在已经有了巩固的基础，完全有可能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只有这样做才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才叫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先召开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12月15日召开的，历时36 天。会议的进程出乎邓小平、胡乔木们的预料。胡耀邦选择的两个“突破口”，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之争，在分组讨论中欲罢不能。11月10日胡耀邦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为中央工作会议提供多种材料和信息：①关于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的材料和中组部的复查报告；②彭德怀复查材料；③陶铸等人复查材料；④关于康生诬陷603人的材料；⑤胡耀邦复查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关于历史问题、自首问题的讲话和中组部复查平反工作中的案例；⑥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群众和高层领导对天安门事件的深刻觉醒的有关信息材料。陈云10日在东北组发言中说，赞成华国锋、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历史问题不纠缠的意见。但有些问题太大，中央不说话，下面不好解决；他提了六个问题：⑴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毛主席知道吧？⑵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⑶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⑷彭德怀同志开除了党籍没有？没有吧？骨灰现在放在哪里？是不是应当放在八宝山？⑸关于康生的错误。⑹关于天安门事件。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还是革命行动？陈云没有直接说文革错、毛泽东错，可是敲了边鼓，提出了一些文革中的重大问题。胡耀邦和陈云的发言和材料像大石头扔进平静湖面，引起会议很大震动，突破了原定的框框，代表们不是集中于原定的中心议题：“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的问题”，而是集中批文革、批凡是派、批极左思想，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1978年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在《天安门革命诗词作者笔谈》的栏题下，发表了王立山（《扬眉剑出鞘》一诗的作者）、贺延光、李舟生（《今日在何方》一诗的作者）等的文章和本报评论员文章《伟大人民运动产生不朽诗词》，大声疾呼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1日，谭震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再道说：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了。
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的决定。
11月15日，《北京日报》公布了这个决定，当晚7时多，新华社的新闻稿发布，由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11月18日，华国锋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布，为七个重大遗留问题平反。其要点是：①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②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③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其目的是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④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⑤彭德怀同志对党和人民作过重大贡献。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⑥陶铸同志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⑦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从东南亚出访归来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不得不快速地适应新的形势。当时，邓小平让胡乔木替他起草了一篇发言稿，胡乔木在稿子中写了“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了“我们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等等。到了12月1日，邓小平才废弃胡乔木的稿子，对胡耀邦说：“这个不能用，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于5、7、9、11日接连4天，到邓小平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2月13日邓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报告；讲话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语言，照录了被胡乔木指责为“分裂党”的周扬在社科院讲演。邓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批评了党内“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指出“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警告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关于“两个凡是”问题，去年3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考虑刚刚粉碎“四人帮”，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必须拥护，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就必须制止”，现在看来，这两句话对同志们解放思想不利，不应该讲这两句话。我的讲话稿虽然政治局看过了，但我是主席，责任在我。……以后给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不要写“英明领袖”，写“华国锋同志”就行了。
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华主席很谦虚，带了一个好头。”
邓小平对“民主墙”的宽容与他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策略需要密切相关。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中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决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的。这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也可以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决定。邓小平当时还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写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写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197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第1版）。当时各单位都传达学习了邓小平这个谈话。11月27日晚，邓小平接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说，“民主墙很好”，“人民有怨气，要让他们表现出来”。当晚10点后，诺瓦克委托一位朋友在会见一结束就立即赶到西单民主墙，把邓小平上述话讲给人群最外一层，站在自行车上的人听的，就由这层人墙一层一层向里传递，一直传到最里层，顿时，在“民主墙”前聚集的几万人就欢呼起来，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外国记者也参加了。
11月28日晚上，3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民主讨论会”。此后，“民主墙”前的人越聚越多，人们举行讨论会直接批评毛泽东并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随着言论的开放，禁忌越来越少，话题涉及到民主、人权、法治和新闻自由等，同时也有对官僚主义、监狱、“文革”时期犯下的迫害罪行的激烈批评。12月28日晚，西单墙又开民主讨论会。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听众约有5000人左右。演讲者认为，光争民主、争自由还不够，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听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西单交通堵塞。有人提议把会议转移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去。于是，数千人排着纵队向天安门进发，一边走一边喊着“要民主，不要专制！”“中国人民不是阿斗！”“让思想冲破牢笼！”等口号。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队列十分整齐。队伍走到了纪念碑下，参加讨论的和围观的已达数万人之众。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演讲的人一个接一个，气氛热烈，情绪高昂。
1978年12月中旬，《民主墙》杂志创刊，其功能是搜集、保存并传播“民主墙”上的大字报。12月16日，《四五论坛》问世。青年工人徐文立主持的民刊《四五论坛》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该刊发表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文指出：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已出现一个官僚特权阶级，剥削人们的血汗，剥夺人民的权利。这是早期马克思所描绘的异化现象的直接体现，它比王若水、周扬谈异化早了整整三年。12月月底，文学杂志《今天》和《群众参考消息》创刊。
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在三中全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可惜，叶帅的话，在以后正式印发的三中全会文件中，被胡乔木删掉了。全会讨论了邓小平的提议，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会选举产生以陈云为第一书记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工作部门的人事安排问题。一是讨论新增选的4位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决定陈云主管中央纪委、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政治部门；邓颖超主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王震仍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二是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接张平化），主持中央机关工作；胡乔木为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姚依林为中央常务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接胡耀邦）；免去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央警卫局长、党委书记、8341部队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职务。邓小平的实用派取得了胜利，华国锋的教条派被架空，于是邓小平对“民主墙运动”的态度开始变化。
西单民主墙的消亡
“西单墙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的人行道旁，几路公共汽车站都设在这里。在这些公共汽车站的后面，是一排约有200米长的矮墙。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张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引人注目。从1978年春开始，有些人在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很多，一传十，十传百，逐渐形成一个自发的聚拢人越来越多的场所。
这种在北京街头自由张贴发表政见的大小字报的源头，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节时的天安门事件。那时，‘四人帮’的罪行早已是天怒人怨。趁清明节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时机，人们纷纷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送花圈送挽联，越来越多地贴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诗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这也是促使结束‘四人帮’专政的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也贴了很多怀念周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时，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文章说：‘我们应当把这块阵地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墙的倡议书。”①而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被主管宣传舆论的凡是派汪东兴查禁的事件直接导致了西单民主墙的诞生。
《中国青年》曾是一个思想解放，思路广阔、敢于进取、锐意开拓的很受青年人欢迎的好杂志，被“四人帮”查禁十余年后于当年九月复刊。就在第一期上发表了由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写，经中组部长胡耀榜审阅的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第一次系统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也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下就触怒了对毛主席极度忠诚的汪东兴，他下令禁止第一期发行，强制收回已发出的刊物。
一石激起千层浪，汪东兴的专制、霸道，事与愿违。有好事者将该文一页页张贴在西单墙上，供北京人浏览，造成了轰动效应，吸引了千万人来观看。人们纷纷发表拙见，要求民主，反对政治文化专制，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形成了一时大鸣大放的盛况。
1978年12月，任畹町、魏京生在西单墙贴出自己的政治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应者云集，来此贴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北京人开始把这儿叫做“西单民主墙。”
“民主墙大小字报的内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后期主要是政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民主问题。②、主张民间办报、民主办报的问题。③、要求言论自由，废除“恶毒攻击罪”的问题。④、赞赏推崇西方民主的问题。⑤、公开评毛泽东功过的问题等等。”②
形式各异，优劣参差，署名、笔名、匿名不一而同。
西单民主墙的活跃激发了知识青年们向往民主自由的激情。大中专学校里，社会上，热血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兴办起自己的民间组织，出版自己的民间刊物，发表自己的政见、理想与追求，并不断地将它们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或者散发给来往的群众，或者寄往外地的院校，没有功利的追求，只是一腔热血，满腹忧国忧民的情思。来这儿的人越来越多，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和记者也跑到这里，采访并与行人和粘贴文稿者交谈，并向国外通讯社发送消息，这就引起了中国公安部门和高层的注意。
西单民主墙的繁荣基于官方批判“两个凡是”和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随着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被广大人民所认可，西单民主墙揭示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涉及敏感的禁区。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中国人权宣言》。随后的3月25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二者以西方的人性自由和人权保障质询中国新一代领导，要求全面的西方式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反对共产党的专制，这就从根本上触动了改革开放初期，共产党为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励精图治的有限民主自由的底线。3月29日，政府以煽动反革命骚乱罪逮捕了魏京生，很快就判了他九年徒刑。中国改革之初，全松绑式的民主自由就此止步，西单民主墙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这种政治态势下，当局当然会对危及到共产党统治的思潮、理论和个人加以限制，甚至于专政。1979年11月，五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取缔西单民主墙的问题。在改革派的默许下，老左派很快形成了决议，于1979年12 月6日，开始禁止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小字报。
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长期以来，由于大树特树领袖的个人权威，逐渐造成了共产党内民主生活的缺失。领袖崇拜，个人迷信，由于斯大林地位和声望的失落，反而被中共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唯我独尊，一言堂，报喜不报忧，浮夸矫饰风气的形成堵塞了言路，蒙蔽了领袖的视聪。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和决策的英明程度，从而导致了屑小之辈，投其所好，逢迎阿谀，扶摇直上；忠良、直言敢谏的党内外的有识之士，反遭贬抑，流放的政治局面。从而使朝纲昏暗，政治乖戾，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以至于后来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名义上是反修防修，实质上是巩固自我权威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曾经遭难的党政军高干重归岗位，千万蒙冤受屈的社会名流、华侨、知识分子与公务人员也得以重见天日，更多的是，在强制性的舆论归一的政治文化专制下迫切需要自由呼吸的人民也才真正看到了放晴的蓝天。他们都不希望政治文化的专制桎梏再凌驾在自己头上，他们也渴望民主，人人能够畅所欲言，实现言者无罪，思想无罪；能够自由地呼吸真正民主的空气。这样，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有一股民主的力量在推动言论的自由，舆论的民生化、自由化、社会化。都有欲望寻找一块能够自由论辩，关注国是的阵地。西单民主墙就这样应运而生。
开放伊始，改革派和凡是派对西单民主墙的看法是不一致的。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还警告全党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12月13日，叶剑英在三中全会上讲话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句话，在三中全会文献出版时被胡乔木删去）
与此同时，陈云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西单群众中去了解动态，收集情况，反馈中央。胡耀榜则表态：西单的大字报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如果来自民间的民主的觉醒与要求和来自高层的对民主的潮流的认同与推动，两股势力能够结合起来，中国的政治局面将会是另一幅清明廉洁，励精图治的美好景象。但是，魏京生们超出了执政的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民主允许的底线，要以西方的民主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就使新权威主义者相信：民主激进化会导致权威与秩序的瓦解，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并使自己倡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失败。无论是文革派、凡是派还是改革派，在涉及到自身利益和存亡的大是非面前，都不肯放松警惕，拱手让出到手的权利。在镇压魏京生们的同时，中共中央收紧了口风，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极端民主化倾向为由，也收紧了自由民主的尺度。那蓝天白云的政治民主的黄金时期渐渐消失了，中共开始把经济建设提上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从农村改革始，以从土地入手，解决农业问题，甩脱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不能丢掉的农业包袱；并以经济待遇分化的手段逐渐分化与瓦解了知识精英的队伍，转移了他们的视线与精力，把国人的注意力由政治民主转向生存与自我发展。当然，在前十年内，他们还未意识和真正做到这一点。
虽然，魏京生被捕后，西单民主墙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不过被划定到偏僻的无人问津的月坛公园，形势的巨变，使在多年来高压下生活的中国人噤若寒蝉，少有人去出风头张贴大字报，在正式取缔以前，西单民主墙已经消亡 。
与西单民主墙同时期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随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为农村四类分子脱帽，取消家庭成份的划分，以及文化、艺术、教育禁区的被突破，起到了匡正是非，公平民权的积极作用，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的提出，更大程度地释放了被政治与思想禁锢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沉埋已久的对民主、自由、博爱、平等，以及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理想国度的向往与追求。建国三十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敢于畅所欲言，竞论国是，自由呼吸，挺胸作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思想活跃，情绪激奋，热情洋溢，信心倍增。西单民主墙的存在与繁荣，各种民间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纷纷面世，各种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真正呈现出一种空前的思想解放，政治环境宽松，人们心情愉悦，开放，人心思定、思治的大好局面。
现在，拨乱反正的形势已将成为过去，西单墙也该夭折了，这是它的必然命运。
走出黑暗——回忆西单民主墙
| 作者:赵兴 |
如果说2,000年前，以色列人的精神领袖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黑暗统治，用了整整48年的时间，经历了饿、火蛇、瘟疫等等苦难，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磨炼，那麽，我们中国人民为走出封建牢笼的黑暗，以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为代价，饱尝了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饿、苦难、和野蛮的杀戮，最後连个人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也被剥夺。中国人民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毛泽东时代──，这也许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更巨大的痛苦的磨炼吧。
2000年这个千禧年的临近，作为横跨世纪的我们这些幸运儿有着丰富的经历和体验。我们所经历和体验过的一切，後人几乎不可置信。我们在坚持抗争中看到了曙光。然而，我们却仍然置身於黑暗中。我们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奋力摆脱黑暗，却总是被黑暗吞噬。尽管晨光初露离我们还很远，却坚定不移地一步一步走出黑暗。
有一段灰色的墙
整整20年前，在北京市长安街和西单街交汇处，有一段灰色的围墙，约100公尺长。在它的东面，有曾在北京名噪一时的十大建之一的电报大楼。其顶层的钟楼，每过一个时辰，自动奏响《东方红》的乐曲。似乎无时不在提醒人们：「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哪亮」。执政党也认定，无论是用什麽手段得来的政权，这一政权都是合法的，它带给人民的是光明。可悲的是，为了对他们的盲信，中国人民为此献出了2,600万人的宝贵生命。共产党执政数十年来，并没有从根本改变中国的面貌或人民的命运。人们仍生活在超稳定的极权专制社会中。为了寻求实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理想、摆脱专制和独裁的桎梏，一代人终於觉醒并起而抗争。
四条汉子．首掀风波
1978年的10月11日，中国大陆西南边陲的贵州省贵阳市，4位汉子来到北京。他们是黄翔、李家华、方家华、和莫建刚。他们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在原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社的大门口，贴出了轰动整个北京城的《启蒙》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同时并散发第一份油印的民刊《启蒙》，旗帜鲜明地反对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反对专制和独裁的极权主义制度，呼唤自由、民主、和人权，从而拉开了民主墙运动的序幕。4位勇敢的汉子，置生死於度外的行动，震动了中共高层，也震动了北京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无疑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大回响．大扩散
18日，在那座灰墙上，又以「中科院109厂」名义贴出了「民主审判独裁」的大标语，黄底黑字，格外醒目。而後，《评评「於无声处」》等大字报陆陆续续开始贴在墙上。
同年11月24日，民主墙时期的第一个社团组织「启蒙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布成立，由黄翔任社长，李家华为副社长。黄翔并在天安门广场刷出两条大标语「毛泽东必须叁七开」和「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率先批判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他同时公开发表《致卡特总统》一文，提出中国人权问题。
当晚，人们从北京城四面八方陆续来到民主墙下，开办民主讨论会和示威集会。演讲者慷慨陈词，切中时弊，博得在场人们的阵阵掌声。
後来，仅在北京地区就先後成立了十几个民间社团组织──「四五论坛」、「今天」、「中国人权同盟」、「探索」、「北京之春」、「沃土」、「启蒙社北京分社」。而在上海则有《民主论坛》和《人民之声》。天津、青岛、西安、贵阳、和广州等地兴起的民刊社团组织则有100多个。
利用与镇压
与此同时，中共於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了《11届3中全会》。中共内部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正进行着权利角逐。在此背景下，改革派利用来自民间的改革呼声──民主墙运动──，获取了中共领导权，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宫廷政变。但是，光明和黑暗的角逐并未结束。改革派中共党人不肯、也不可能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还政於民。这当然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
1979年3月，中共开始全面镇压行动，令它所控制的电台、报刊等新闻媒体，首先公布「6不准」。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工人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共下达的文件，先後数次直接点名「启蒙社」、「解冻社」、「中国人权同盟」、以及「探索」等社团为非法组织，报上并发表《温故知新话人权》等文章。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已露出杀机：「在拿到铁证以後，我们要根据法律程序逮捕那些该逮捕的人，判决那些该判决的人，公审那些该公审的人。简言之，我们绝不轻易放过他……」翌日，「中国人权同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人权同盟」组织的对外联络人──陈旅──在家中被逮捕。「探索」的魏京生也被捕了。与此同时，远在贵阳的「启蒙社」全体成员全被投入监狱。4月4日，「中国人权同盟」负责人──任畹町──在民主墙张贴大字报时，光天化日之下被几个便衣抓进监狱。随後，在全国围内上百人先後被捕、拘审、或受到严厉监视。
走出黑暗的开始……
1978年10月11日起至1980年4月止，1年半的时间，在全国围内爆发的民主墙运动，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首先，它唤起了中国人权意识和民主诉求，实际上是一场内容丰富而且广泛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前的热身运动。其次，中国民主人权运动汇入了世界潮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支持。它提供了中共党内改革派与来自民间的改革力量相互配合、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次尝试。
民主墙运动是我们走出黑暗的开始。但我们的行程并没有结束。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专制社会的阴影之中。为了使整个中国最终走出黑暗，我们首先要走出自己心理上的黑暗。民主运动要求我们具有现代人的意识和现代人的心态，并且改变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我们许多人从共产党身上继承了许多东西。这些人在民主运作中所运用的，还是毛泽东式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更有甚者，还把这种方式用来对待自己的内部，专搞内斗。他们不明白，今天的民主政治诉求讲究平衡、对话、理性、和双方或多方的必要妥协。那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思维方式已经不适应於今天的政治艺术和民主运作，而且有害於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