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丹红写起

从张丹红写起

作者：谢盛友

在德国读新闻传播学毕业的人，或多或少都是“沉默螺旋”的后代（我们的教授的教授 ---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 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出沉默螺旋理论The Spiral of Silence）。

这些后代中也有部分华人，他们或回去任职于两岸三地的主流媒体，或留在欧洲任职于欧洲的主流媒体。到了这把年龄，不是什么主任，什么长，就是加了个形容词“资深”，比如什么资深记者、资深评论员、资深主播。

“沉默螺旋”的后代个个都不沉默。

“沉默螺旋”后代的我成了独立媒体人。我仍然很自豪，我办报没拿过红蓝绿任何分毫，也没有接纳过德国政府或任何基金会的一分钱。人言“办报是慢性自杀”，我仍然坚持我的梦想，如今在欧洲独立实践，终归有一天“凤凰涅盘，浴火重生”，将来终归有一天我会在中国大陆独立出版发行一份独立的报纸。

任职于德国之声的张丹红女士近日红遍全球的华文媒体。

根据德国之声官方有关张丹红讨论的通告：
过去几天里，互联网上以及诸多中文媒体中，就本台工作人员张丹红展开讨论。有误报称，张已被解职。事实是：张女士作为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部的编辑还在继续工作。
德国之声的工作人员作为他们广播对象地区问题的专家，在德国乃至国际媒体中，是屡被问津的访谈客人。张女士过去以其篇幅众多的报道，在德国之声内外，证明了自己的专业能力。
在她接受的为数不少的媒体访谈中，有一次她的一些表述和德国之声所秉承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德国之声主导理念中，也包含为民主，自由和人权伸张的内容。
就这一事件，德国之声有义务调查外界提出来的种种相关指责。在如上调查结束前，惯常的一个做法是暂停针对公众的活动，其中也包括在话筒前的工作。这就是本台目前对张丹红一事的处理方式。
（引文 完）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针对华人“沉默螺旋”的后代，德国人“沉默螺旋”后代也有同样的遭遇。根据报载，德国体育信息通讯社记者迪特·黑尼希（Dieter Hennig）2008年8月初因长期以来“明显亲华”而被解职，此事一度引发德国媒体的普遍关注。

如果我们还有记忆，德国著名电视（NDR）主持赫尔曼（Eva Herman）2007年9月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纳粹对家庭的态度是积极的，而后赫尔曼立刻被解雇，她作为新闻记者可能触犯渎职罪，而被迫接受刑法调查。调查归调查，但是，她的事件在德国引起很大的争议。赫尔曼说，虽然纳粹有许多不好的方面，比如希特勒，但是纳粹也产生了许多积极的东西，比如对母亲的尊敬。她的评论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纳粹对生育众多子女的母亲给与奖励，认为他们对雅利安民族壮大做出了贡献。

发生这样的事情，毕竟是遗憾的事情，至少不是媒体界什么光彩的事情。

张丹红任职的德国之声，其预算来自德国国会，显然，德国之声的价值取向必须与德国政府一致。张丹红在签约时应该是确认的。德国之声暂停张丹红“针对公众的活动，其中也包括在话筒前的工作”。这就是德国之声对张丹红一事的警告（Abmahnung）。根据德国的法律，若警告无效才紧跟着解雇。德国雇主雇员的劳工合同，其主要内容必须符合德国《民事法典》§§ 305 ff. BGB的规定。

我仍然坚持：新闻记者要跟权利一条心，而不是跟权力一条心。

西方社会成功走向现代化，有一个很重要秘诀，用权利 (right) 去限制和制约权力 (power) 。

所谓权利，就是权力不得以任何手段加以禁止和侵犯的自由行动空间。权利和权力是一对既相关联又相对立的概念。简单说来，前者指普通人做出某种行为或者获得某种利益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指公共机构可以强制他人为某种行为的力量。一句话，权利更多的是利益，而权力则主要是强制力。

也可以这么说，权利是被管理者应有的，权力是管理者拥有的。若政治化解释，权利是人民应有的，权力是政府拥有的。

新闻记者必须跟权利一条心，而不是跟权力一条心。

人类社会权利与权力的斗争永不停止。别说老百姓要与权力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新闻记者也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才有德行。

写于 2008 年 9 月 2 日 ，德国班贝克

（谢盛友：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