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上海袭警案，最后以杨佳被判处死刑这一不出意外的结果而告终，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这种案例如果不判死刑，估计会有更多的李佳、张佳受了警察的气，都操刀主持“正义”了，所以，无论国人如何掬一把同情的泪水，死刑判决是铁板钉钉的事，没得改。
不过，从这一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来看，留给读者可以讨论的话题远不是一颗枪子就可以解决的，普通老百姓如何求得一个公平的环境，也就是说，如何把自己的冤屈得到伸张，是本案最值得讨论的话题，笔者相信，杨佳案的发生，对中国现今的警民关系，说白了，也就是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无疑会起到一个“拨乱反正”的警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佳应该是一个以身试法的英雄。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正是广州孙志刚死亡一案，导致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孙志刚也被赋予了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人，其实，在孙志刚之前，不知道有多少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意外”死亡，只不过这次死亡的是一个大学生，而且家属不依不饶，才使孙志刚成了一个时代“英雄”。
如果比较孙志刚和杨佳，笔者认为，后者更是个值得纪念的“英雄”，前提是：此事发生后，中国在警民（官民）关系建设上有新的法律和举措出台。
南京曾发生被拆迁人员在利益受损、状告无门后，携汽油在拆迁办门前自焚的事例，使得当时的南京市政府下令暂停一切拆迁行动，进行调查和自纠，广大因拆迁受害的家庭一片叫好，就连事不关己的群众也有很多人加入了声讨拆迁办的行列。
笔者在这里并不想探讨对错问题，笔者想要说的是，如何给老百姓一个讲理的地方，也就是可以申冤的场所。也许有读者会说，法院就是一个好的场所，信访办也是。说这些话的人一定是对中国的实情了解不够，或者根本就是政府工作人员或是警方家属，因为，在中国这样的环境，民告官谈何容易，如果不信，笔者不妨举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例子。
2005年夏，笔者回国探望父母。老父母几年没看到儿子，自然开心不已，临近假期结束，70多岁的老父虽有不舍，但以孩儿的前途为重，晚上，一家人外出散步，老父一人走在前，走一无灯处，老父知道人行道白天施工单位挖得大坑小坑，于是走在了路中间，并嘱咐大家走路中间，但不知道是施工单位故意与人作对还是想考验行人的安全意识，把待安装的路砖搁在了路中间，可怜70多岁的老父被绊，一下跌过了路砖，手臂骨折。有“法律意识”的笔者拨了110，同时用随身带的相机留下了物证。等警车的过程中，一辆自行车也倒在了更前面的建筑垃圾上。到了医院，见到一个跌断腿骨的中年人，也是在同样地方闯的祸。气不打一处来，下决心告市政局。第二天，电话打到市政局、市政府、市访办……没一个单位接受笔者的投诉，接电话的官老爷们似乎司空见惯，根本不为之所动，就连当天接警的警察也表示只是作证，不参与事故处理，没办法，打电话给新闻单位，但因为缺乏新闻价值，也被拒绝了，一句话，就是状告无门。一省中医院骨科医生来看笔者，见到此景，道：“这种事太多了，你老爸仅是骨折而已，有的人因为窨井盖缺失，跌进了窨井送了性命的都有，也没个结果，你这事还算个事吗？”一句话说得笔者失去了告状的动力。
咱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美国会是如何结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律师一定会找到咱，不用咱掏一分钱，在家等待国家赔偿就是了，或许届时，咱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只跌断个胳膊，而不是跌伤个腰子或是来个半身不遂，那样的话，下半辈子生活费一定有了着落。笔者举的这个例子，不外乎就是反映一个事实，目前中国老百姓申冤的渠道太少，尤其当对方是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政府工作人员时，老百姓只能期盼着他们的上级出现一个“包公”式的明君，为老百姓撑腰，殊不知，在现今问责制下，一级问题一级解决，这些工作人员的上级，就担心出现问题，影响到政绩，所以，能帮就帮，所谓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到化不了了，就出现了杨佳这样的“英雄”了。读者如果留心，可以看到杨佳行凶前所受到的待遇，当地公安分局的领导对杨佳告状行为呵斥并威胁：再告就抓起来。
警民关系说到底是政府和百姓的关系，因为，执法机关只是政府实行政策的一个强势机构。在杨佳案前，就发生了贵州瓮安冲砸警察局、烧毁警车的案件，杨佳案只是许多百姓有冤无处申的一个井口爆发。无论瓮安事件，还是杨佳事件，民间的叫好声不绝于耳，称杨佳为“英雄”的网民占了很大比例。如果政府有关部门不从根源认识到此案的成因，杨佳的生命只能被当作与奥运不协调的噪音，因为中国政府目前一直提倡创建“和谐社会”。很多与老百姓直接接触的政府官员侵犯群众利益、滥用职权，造成了民怨载道，这种现象，难道中国的明君看不到吗？笔者相信他们看得到。朱镕基就曾经高喊要留一百口棺材给贪官，不知道卖出了几口。
如果没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法制机构，杨佳式的“英雄”还会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