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三个三十年
作者：左大培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三个三十年（1919－2009）
左大培2008年9月27日在苏州的讲座提纲
百年以来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这个进程的核心是将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引进现代的科技以求富强。
自秦汉以后，中国进入后封建时代，特别是宋代以后，市场交换相当发达，社会类似于欧洲15－18世纪专制君主统治下市场经济的统一民族国家。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小农为主，同时具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国社会处于中央集权君主制下，几乎一直实行财产私有制包括土地的私有制，而且个人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强，地主、商人、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的成员频繁地相互渗透，生产要素所有权在个人之间的转手很容易，土地一直是重要的私有财产。但是中国社会中一直有债务奴 隶、多
妻制的传统。
一直到18世纪，中国的手工制造业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中国没能发生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产业革命，在英国的产业革命后很快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1700－1820年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甚至快于欧洲。但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并成为世界6大经济体中唯一出现人均GDP下降的地区。19世纪末叶（中国清朝时期），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为11%，美国占15.8%，英国占9%）
18世纪以来西方强盛的直接原因：现代的组织（体现于其企业和军队）与现代的科学技术。
中国没有发展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这是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农业先进反倒使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地少人多降低了农业人均生产力和工人工资，低工资又诱使中国发展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没有动力采用机器生产；中国的土地买卖自由和债务奴 隶制、多 妻制、捐官制使富商的资金有很多其它的高而可靠的投资方式，不会流向发明和使用机器进行生产；中国长期和平，没有战争环境刺激，制炮造船等军工产业不发达，不利于积累为产业革命作准备的技术；没有为在国际性商战中取胜而实行专利制度。
中国相对衰落的关键不在“封闭”和“不开放”，而在没有坚决地投入到争强争霸的世界性角逐。
19世纪末，中国变为经济上落后，又在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压力下陷入困境，终于在20世纪初发生了推翻专制君主制的革命，进入了最近3个30年的革命和变革期。
一、第一个30年（1919－1949）：中国基本上处于战乱之中，几乎没有过管辖权及于中国任何地方的中央政府。中央一级最初在形式上允许“多党”存在，甚至不断有地方要求“自治”、“独立”，但实际上是军阀割据。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向苏联学习，致力于统一全国，建立一党统治的政治制度，并且通过自己党的组织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在这个时期，中国在经济上仍然保存着传统的财产私有、土地私有制度，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仍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现代制造业、商业、金融业都处在向西方学习的最初产生时期。
为了发展现代化的经济，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相继兴办现代的国营经济、国营企业和工厂。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地主与现代的工人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以致官僚买办阶层并存。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结束了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意义在于为中国的复兴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础。
二、第二个30年（1949－1978）：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并且统一了全中国，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一党统治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上的公有化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集体化、工商业实际上国有化并且由政府机构领导经营。传统上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地主与现代的工人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以致官僚买办阶层都消失了，只剩下了国营经济中的工人和职员、集体农民和党政干部，企业家变成了企业中的国家干部。这时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按照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运行，将农业和工业中的剩余集中起来建设现代的科研体系、工业和国防，使中国形成了独立自主的现代经济体系，具备了经济腾飞的技术和组织基础。
由于很早就发现了苏联式的集中指令性计划体制的弊端，这种体制也特别不适用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个时期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力图从经济上实行地方分权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做法，在政治上以群众性的“大民主”来制约官僚体制，以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些尝试中的大多数都只有试验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形成现代的组织、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作好了准备。
三、第三个30年（1978－2008）：中国共产党力图在保持其一党统治的政治体制下实行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并且对外实行经济开放，以提高经济效率，加快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自主决策、自负责任，主要由市场来在整个经济范围内协调人们的经济活动，发展非公有制的个体和私营企业，后期甚至变成了进行系统的私有化；而经济上开放的主要方向则是放弃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通过发展外向型的出口导向经济而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体系，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这些改革实际使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向第一个时期的状况变化。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重新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集体农民在变为个体的小农之后又进一步转化为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式的企业家、资本家大量出现。
由于有第二个30年留下的完整经济体系基础，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经济出现了惊人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但是，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和资源问题，技术自主发展能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长能力不足、经济被外资企业操控和过度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等问题，都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增长和现代化的障碍。
左大培：要害在于土地所有权的“流转”
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三个三十年（1919－2009）
左大培2008年9月27日在苏州的讲座提纲
百年以来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这个进程的核心是将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引进现代的科技以求富强。
自秦汉以后，中国进入后封建时代，特别是宋代以后，市场交换相当发达，社会类似于欧洲15－18世纪专制君主统治下市场经济的统一民族国家。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小农为主，同时具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国社会处于中央集权君主制下，几乎一直实行财产私有制包括土地的私有制，而且个人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强，地主、商人、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的成员频繁地相互渗透，生产要素所有权在个人之间的转手很容易，土地一直是重要的私有财产。但是中国社会中一直有债务奴 隶、多
妻制的传统。
一直到18世纪，中国的手工制造业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中国没能发生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产业革命，在英国的产业革命后很快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1700－1820年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甚至快于欧洲。但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并成为世界6大经济体中唯一出现人均GDP下降的地区。19世纪末叶（中国清朝时期），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为11%，美国占15.8%，英国占9%）
18世纪以来西方强盛的直接原因：现代的组织（体现于其企业和军队）与现代的科学技术。
中国没有发展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这是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农业先进反倒使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地少人多降低了农业人均生产力和工人工资，低工资又诱使中国发展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没有动力采用机器生产；中国的土地买卖自由和债务奴 隶制、多 妻制、捐官制使富商的资金有很多其它的高而可靠的投资方式，不会流向发明和使用机器进行生产；中国长期和平，没有战争环境刺激，制炮造船等军工产业不发达，不利于积累为产业革命作准备的技术；没有为在国际性商战中取胜而实行专利制度。
中国相对衰落的关键不在“封闭”和“不开放”，而在没有坚决地投入到争强争霸的世界性角逐。
19世纪末，中国变为经济上落后，又在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压力下陷入困境，终于在20世纪初发生了推翻专制君主制的革命，进入了最近3个30年的革命和变革期。
一、第一个30年（1919－1949）：中国基本上处于战乱之中，几乎没有过管辖权及于中国任何地方的中央政府。中央一级最初在形式上允许“多党”存在，甚至不断有地方要求“自治”、“独立”，但实际上是军阀割据。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向苏联学习，致力于统一全国，建立一党统治的政治制度，并且通过自己党的组织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在这个时期，中国在经济上仍然保存着传统的财产私有、土地私有制度，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仍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现代制造业、商业、金融业都处在向西方学习的最初产生时期。
为了发展现代化的经济，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相继兴办现代的国营经济、国营企业和工厂。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地主与现代的工人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以致官僚买办阶层并存。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结束了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意义在于为中国的复兴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础。
二、第二个30年（1949－1978）：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并且统一了全中国，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一党统治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上的公有化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集体化、工商业实际上国有化并且由政府机构领导经营。传统上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地主与现代的工人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以致官僚买办阶层都消失了，只剩下了国营经济中的工人和职员、集体农民和党政干部，企业家变成了企业中的国家干部。这时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按照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运行，将农业和工业中的剩余集中起来建设现代的科研体系、工业和国防，使中国形成了独立自主的现代经济体系，具备了经济腾飞的技术和组织基础。
由于很早就发现了苏联式的集中指令性计划体制的弊端，这种体制也特别不适用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个时期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力图从经济上实行地方分权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做法，在政治上以群众性的“大民主”来制约官僚体制，以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些尝试中的大多数都只有试验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形成现代的组织、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作好了准备。
三、第三个30年（1978－2008）：中国共产党力图在保持其一党统治的政治体制下实行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并且对外实行经济开放，以提高经济效率，加快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自主决策、自负责任，主要由市场来在整个经济范围内协调人们的经济活动，发展非公有制的个体和私营企业，后期甚至变成了进行系统的私有化；而经济上开放的主要方向则是放弃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通过发展外向型的出口导向经济而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体系，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这些改革实际使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向第一个时期的状况变化。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重新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集体农民在变为个体的小农之后又进一步转化为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式的企业家、资本家大量出现。
由于有第二个30年留下的完整经济体系基础，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经济出现了惊人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但是，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和资源问题，技术自主发展能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长能力不足、经济被外资企业操控和过度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等问题，都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增长和现代化的障碍。
左大培：要害在于土地所有权的“流转”
要害在于土地所有权的“流转”
左大培（2008年10月4日）
早就听说有人在鼓动“农业土地私有化”，也即把农村土地变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我在过去的几年中没有对这种主张公开表示意见，这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对农村的情况不了解，不懂的事还是少说为好。
不过，有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农业土地私有化”的鼓吹者们说，让农民对其耕种的土地有私有权，就可以防止地方上的官员们掠夺农民土地，这纯粹是骗人的空话。
现在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土地在法律上是由当地的农村居民集体所有。要制止村干部和政府官员侵占农民土地，就必须真正落实农民选举、监督、撤换农村干部的民主权利，禁止和严惩一切侵占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致力于此而致力于将农村土地私有化，决不可能制止农村的官员和强势人物侵占农民土地。
现代国家都保留了政府为公共利益征用农民土地的权力。但是有了这个借口，再加上严重的司法腐败和不公，即使农民对其耕种的土地有私有权，有权势者包括官员掠夺农民土地也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反腐败和惩治侵占农民土地的行为上，这肯定不可能起到保护农民土地的作用。
最近几年，我问过一些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据他们说，农民其实几乎不关心土地是否归他们私人所有，农民对个人致富的关心早已转到了别的方面。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学者”却如此热衷于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来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我过去对此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他们被自己的自由主义私有制理念所支配。
但是，最近所看到的一些人的言论，却使我改变了这种看法。这些言论来自于几位极力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学者”，他们的话泄漏了天机。
这些“学者”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农村土地私有化有一个主要的“好处”：土地私有化为土地所有权的“流转”提供了基础和可能。请注意：这些人所说的“土地流转”，绝不仅仅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甚至主要不是土地经营权在个人之间的所谓“流转”。土地经营权在个人之间的这种“流转”，通过土地的出租和转租就可以做到，根本就不需要将农村土地私有化。而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人所说的“土地流转”，却是土地所有权在私人之间的“流转”，实际上就是土地所有权的买卖。
究竟拆穿，原来如此！原来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真正目的，是要创造条件，以便在中国农村展开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即买卖！而这种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和买卖，则恰恰适合了西方国家金融巨头们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需要。
宋鸿兵在《货币战争》的第八章中就揭露过，罗斯柴尔德、戴维·洛克菲勒等西方著名的银行家早在1987年就筹划成立所谓的“世界环保银行”，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国用濒临生态危机的土地做抵押，从世界环保银行那里得到债务延长和新的软贷款。被这些西方国家银行家圈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总面积多达5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中国的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0％！
西方国家银行家们的这种金融设计，其目的显然在于以金融手段圈地，夺取发展中国家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资源——土地。由于世界环保银行拥有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发展中国家无法清偿债务，这些被抵押的大面积土地在法律上就属于世界环保银行，而控制着世界环保银行的西方国家银行家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大片肥沃土地的实际拥有者。
由于巴西等国政府认清了这种金融“交易”的本质，抵制了这样的金融“交易”，西方国家的金融寡 头们就转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单个土地所有者打主意。金融寡 头们力图大量地向发展中国家的单个土地所有者发放抵押贷款、同他们进行土地所有权交易，以此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买卖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变为他们交易的金融资产，由此而最省力地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境外的金融寡 头们也早就在筹划这样的金融掠夺。最近十几年来，他们大量“购买”和炒买炒卖中国城镇地区的房地产，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城镇地区房地产售价的暴涨和波动，加大了中国的投机泡沫，给中国居民的福利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有消息说，西方的金融寡头们一直在筹划通过大量“购买”中国农村土地而获利的种种金融方案，而中国政府对农村土地出售的严格控制与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相结合，使他们的这种企图迄今为止无法实现。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这些金融大亨们现在十分需要使中国的农村土地私有化，再辅之以土地所有权的“完全自由流转”，那样他们就可以利用中国农民目前对土地所有权的无所谓态度和使用土地生产的不积极，以实现他们通过所谓的“与土地所有权有关的金融交易”而掠夺中国财富的图谋。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那些最卖力地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所有权“流转”的“中国学者”那里，我们几乎从来都听不到他们对西方国家企业吞并中国企业、控制中国经济的批评，甚至听不到他们对西方国家控制和摧毁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的批评。
更有甚者，我们甚至听到传言说，某些在中国不遗余力地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所有权“流转”的“经济学者”本人就有着跨国投资活动的背景，正在参与某些西方基金跨国购买金融资产的运作。这样的人在中国宣讲土地私有化，我们怎么能怀疑他们为西方国家金融寡 头掠夺中国服务的基本动机？
在中国，土地所有权的买卖历来是加剧农村居民贫富两极分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当代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土地所有权的买卖更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西方国家的金融大亨们从经济上掠夺中国的有力武器。
西方国家的金融大亨们极力策动在中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力图实现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目的就是在中国为其金融投机获得更多、更有力的工具，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掠夺中国的财富。为这样的土地所有权“流转”提供基础，创造条件，这是在中国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要害所在。
在当今的世界上，落后国家要发展经济，摆脱落后地位，就必须严格限制土地所有权的买卖和针对土地的金融投机活动，由此来减缓农村地区以致全国的贫富两极分化。不如此，就不能顺利地完成经济发展和向发达国家的过渡。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实行的也是资本主义式的农业土地私有制，但是最初农村居民拥有的私有土地相差悬殊，以致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增强了农村过剩人口从海外扩张中寻找出路的欲望，实际上助长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稳定农村的社会关系，日本在战后初期就通过了两项法案，规定了任何农田持有者持有的农业土地都不准超过一公顷这一最高限度，而且将向佃户收取的地租的最高限额规定得很低。这两个法律几乎消灭了日本的土地租佃，并且保证了小农业的永久存在。
战后日本的上述法律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严格地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和买卖，由此而从根本上防止农村居民的贫富两极分化，稳定农村社会和经济。平心而论，真正保护个体农民的土地制度无过于此。显然，这样的土地制度在保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全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上，起了极其有益而重要的作用。
任何人如果真的是为农村居民的福利着想，如果真想使中国变为发达国家，就应当坚定地反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任何“流转”。即便是象日本那样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制，也应当象日本那样死死地限制住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买卖。
奉劝在中国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那些人：如果你们的目的是保卫而不是掠夺农民的土地，那就请你们在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同时，坚决反对土地所有权的“流转”，特别是反对将中国的土地卖给外国人的那种土地所有权“流转”。
土地私有化的鼓吹者们会说：土地所有权如果不能“流转”，农村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就没有意义。
我的回答是：恰恰为了制止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我才坚决反对农村土地的私有化。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左大培（2008年10月4日）
早就听说有人在鼓动“农业土地私有化”，也即把农村土地变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我在过去的几年中没有对这种主张公开表示意见，这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对农村的情况不了解，不懂的事还是少说为好。
不过，有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农业土地私有化”的鼓吹者们说，让农民对其耕种的土地有私有权，就可以防止地方上的官员们掠夺农民土地，这纯粹是骗人的空话。
现在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土地在法律上是由当地的农村居民集体所有。要制止村干部和政府官员侵占农民土地，就必须真正落实农民选举、监督、撤换农村干部的民主权利，禁止和严惩一切侵占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致力于此而致力于将农村土地私有化，决不可能制止农村的官员和强势人物侵占农民土地。
现代国家都保留了政府为公共利益征用农民土地的权力。但是有了这个借口，再加上严重的司法腐败和不公，即使农民对其耕种的土地有私有权，有权势者包括官员掠夺农民土地也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反腐败和惩治侵占农民土地的行为上，这肯定不可能起到保护农民土地的作用。
最近几年，我问过一些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据他们说，农民其实几乎不关心土地是否归他们私人所有，农民对个人致富的关心早已转到了别的方面。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学者”却如此热衷于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来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我过去对此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他们被自己的自由主义私有制理念所支配。
但是，最近所看到的一些人的言论，却使我改变了这种看法。这些言论来自于几位极力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学者”，他们的话泄漏了天机。
这些“学者”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农村土地私有化有一个主要的“好处”：土地私有化为土地所有权的“流转”提供了基础和可能。请注意：这些人所说的“土地流转”，绝不仅仅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甚至主要不是土地经营权在个人之间的所谓“流转”。土地经营权在个人之间的这种“流转”，通过土地的出租和转租就可以做到，根本就不需要将农村土地私有化。而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人所说的“土地流转”，却是土地所有权在私人之间的“流转”，实际上就是土地所有权的买卖。
究竟拆穿，原来如此！原来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真正目的，是要创造条件，以便在中国农村展开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即买卖！而这种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和买卖，则恰恰适合了西方国家金融巨头们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需要。
宋鸿兵在《货币战争》的第八章中就揭露过，罗斯柴尔德、戴维·洛克菲勒等西方著名的银行家早在1987年就筹划成立所谓的“世界环保银行”，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国用濒临生态危机的土地做抵押，从世界环保银行那里得到债务延长和新的软贷款。被这些西方国家银行家圈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总面积多达5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中国的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0％！
西方国家银行家们的这种金融设计，其目的显然在于以金融手段圈地，夺取发展中国家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资源——土地。由于世界环保银行拥有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发展中国家无法清偿债务，这些被抵押的大面积土地在法律上就属于世界环保银行，而控制着世界环保银行的西方国家银行家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大片肥沃土地的实际拥有者。
由于巴西等国政府认清了这种金融“交易”的本质，抵制了这样的金融“交易”，西方国家的金融寡 头们就转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单个土地所有者打主意。金融寡 头们力图大量地向发展中国家的单个土地所有者发放抵押贷款、同他们进行土地所有权交易，以此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买卖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变为他们交易的金融资产，由此而最省力地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境外的金融寡 头们也早就在筹划这样的金融掠夺。最近十几年来，他们大量“购买”和炒买炒卖中国城镇地区的房地产，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城镇地区房地产售价的暴涨和波动，加大了中国的投机泡沫，给中国居民的福利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有消息说，西方的金融寡头们一直在筹划通过大量“购买”中国农村土地而获利的种种金融方案，而中国政府对农村土地出售的严格控制与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相结合，使他们的这种企图迄今为止无法实现。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这些金融大亨们现在十分需要使中国的农村土地私有化，再辅之以土地所有权的“完全自由流转”，那样他们就可以利用中国农民目前对土地所有权的无所谓态度和使用土地生产的不积极，以实现他们通过所谓的“与土地所有权有关的金融交易”而掠夺中国财富的图谋。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那些最卖力地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所有权“流转”的“中国学者”那里，我们几乎从来都听不到他们对西方国家企业吞并中国企业、控制中国经济的批评，甚至听不到他们对西方国家控制和摧毁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的批评。
更有甚者，我们甚至听到传言说，某些在中国不遗余力地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所有权“流转”的“经济学者”本人就有着跨国投资活动的背景，正在参与某些西方基金跨国购买金融资产的运作。这样的人在中国宣讲土地私有化，我们怎么能怀疑他们为西方国家金融寡 头掠夺中国服务的基本动机？
在中国，土地所有权的买卖历来是加剧农村居民贫富两极分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当代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土地所有权的买卖更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西方国家的金融大亨们从经济上掠夺中国的有力武器。
西方国家的金融大亨们极力策动在中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力图实现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目的就是在中国为其金融投机获得更多、更有力的工具，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掠夺中国的财富。为这样的土地所有权“流转”提供基础，创造条件，这是在中国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要害所在。
在当今的世界上，落后国家要发展经济，摆脱落后地位，就必须严格限制土地所有权的买卖和针对土地的金融投机活动，由此来减缓农村地区以致全国的贫富两极分化。不如此，就不能顺利地完成经济发展和向发达国家的过渡。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实行的也是资本主义式的农业土地私有制，但是最初农村居民拥有的私有土地相差悬殊，以致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增强了农村过剩人口从海外扩张中寻找出路的欲望，实际上助长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稳定农村的社会关系，日本在战后初期就通过了两项法案，规定了任何农田持有者持有的农业土地都不准超过一公顷这一最高限度，而且将向佃户收取的地租的最高限额规定得很低。这两个法律几乎消灭了日本的土地租佃，并且保证了小农业的永久存在。
战后日本的上述法律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严格地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和买卖，由此而从根本上防止农村居民的贫富两极分化，稳定农村社会和经济。平心而论，真正保护个体农民的土地制度无过于此。显然，这样的土地制度在保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全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上，起了极其有益而重要的作用。
任何人如果真的是为农村居民的福利着想，如果真想使中国变为发达国家，就应当坚定地反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任何“流转”。即便是象日本那样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制，也应当象日本那样死死地限制住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买卖。
奉劝在中国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那些人：如果你们的目的是保卫而不是掠夺农民的土地，那就请你们在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同时，坚决反对土地所有权的“流转”，特别是反对将中国的土地卖给外国人的那种土地所有权“流转”。
土地私有化的鼓吹者们会说：土地所有权如果不能“流转”，农村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就没有意义。
我的回答是：恰恰为了制止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我才坚决反对农村土地的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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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其实就是为了城市国土局的合法性
中国穷的原因就是政府把村委街道办的权力侵占了
所以中国要民主人权,就必须把这两个社团的权力提高到与政府同级的程度
村委和街道办就是人大代表,政协
国家的不合理:
回到原始,我们把街道办和村委比喻成一个部落,我们最后组成一个国家
国家不停的想法侵占人民的权益,最主要是资源\土地\水源
本来我们只需交税\交粮\出人,这样给国家剥削还不够吗?
我认为:
所有的国家部门用地必须与村委签订合作化合同才能建房\投资等等
在这片土地投资所收入就要分给村委\街道办
而街道或村委最多只交税\出人\产粮等
按现在的政策瞧:
目前国土局资源局就是政府代表和当地人民交涉的工具,是占用人民土地,抬高房地产价钱的罪人
从政府没有出台救市政策,而由当地政府出面救房地产问题,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办法,本身
国家就必须和当地街道办协商为主,卖地的大股东是街道办,
农村如果不流转,土地永远归村委,所以保护农村:土地可以私有,流转只能是同村人.
这就好比国土主权,好比中国和台湾的关系.
对于命根的东西不能让步,不然民族就没有精神力量,
居民问题是我们更加要谈的事情,解决了居民的土地被政府侵占的问题,中国就民主\法治
用街道办和村委代替我们的意见,就是中国的末来
如果农村再被慢慢杂 化,将来就没有宗 族,再进一步就没有姓,再进一步就取消街道\村委
然后忘记土 地\忘记我是华 人\忘记我是汉 族\忘记我从那里来
所以中国要民主人权,就必须把这两个社团的权力提高到与政府同级的程度
村委和街道办就是人大代表,政协
国家的不合理:
回到原始,我们把街道办和村委比喻成一个部落,我们最后组成一个国家
国家不停的想法侵占人民的权益,最主要是资源\土地\水源
本来我们只需交税\交粮\出人,这样给国家剥削还不够吗?
我认为:
所有的国家部门用地必须与村委签订合作化合同才能建房\投资等等
在这片土地投资所收入就要分给村委\街道办
而街道或村委最多只交税\出人\产粮等
按现在的政策瞧:
目前国土局资源局就是政府代表和当地人民交涉的工具,是占用人民土地,抬高房地产价钱的罪人
从政府没有出台救市政策,而由当地政府出面救房地产问题,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办法,本身
国家就必须和当地街道办协商为主,卖地的大股东是街道办,
农村如果不流转,土地永远归村委,所以保护农村:土地可以私有,流转只能是同村人.
这就好比国土主权,好比中国和台湾的关系.
对于命根的东西不能让步,不然民族就没有精神力量,
居民问题是我们更加要谈的事情,解决了居民的土地被政府侵占的问题,中国就民主\法治
用街道办和村委代替我们的意见,就是中国的末来
如果农村再被慢慢杂 化,将来就没有宗 族,再进一步就没有姓,再进一步就取消街道\村委
然后忘记土 地\忘记我是华 人\忘记我是汉 族\忘记我从那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