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50年代梁思成，陈占祥北京市城建规划方案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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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对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

2002-3-16 10:07:55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王军

谨以此文纪念梁思成诞辰一百周年并悼念陈占祥逝世。――题记

　　一 “最大的幸福”

　　“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虽然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人的一生中能遇知音是最大的幸福。我庆幸有此幸福。”陈占祥回忆起1949年10月，他从上海到北京见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情景，欣慰不已。[1]

　　刚抵北京的这位33岁的年轻人，一口宁波官话，有人笑话他讲英文比讲普通话利索，爱品咖啡甚于喝茶，殊不知这位“洋派”青年对中国建筑文化倾注的深厚情感。

　　1938年，陈占祥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建筑学时，书箱里就装着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1945年，在梁思成著作的启发下，陈占祥在英国写著《中国建筑理论》一文，后来发表于1947年7月英国《建筑评论》的“中国专刊”。

　　1946年，国民党北平市政府邀聘正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占祥，负责北平都市计划工作。经导师、“二战”后著名的大伦敦计划的主持人阿白康乐培爵士的同意，陈占祥从伦敦大学回国赴任。

　　但回国后，国民党政府将陈占祥留在南京，任内政部营建司简派正工程师之职，他一直未能到北平就任。“那三年的岁月真是绝望和痛苦。”陈占祥回忆说，“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我第一次给梁先生写信，说明我的情况，并表示愿同梁先生一起从事首都城市规划工作。梁先生很快回了信，热情邀我北上共事。”[2]

　　在那3年痛苦的时光里，陈占祥完成了南京行政中心区的计划，后来又到上海，参与编制上海都市计划，提出开发浦东的设想，将大伦敦规划的思想精髓――有机疏散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予以运用。

　　陈占祥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使命。3年来他一直思考着北平的命运。到了北京后，他发现自己的许多想法与梁思成完全相合，备感知遇之恩。而从陈占祥的角度看，他的许多设想正与他在英国的学术经历相关。

　　陈占祥这样回忆道：“一个城市最怕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不然就撑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是伦敦规划的经验。

　　这个著名的规划是1944年做的，主要目标是疏散人口。规划师在伦敦周边规划了10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后来，政府换了许多届，但这个规划没有变，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现在，伦敦老市区的人口已从当年的1200万下降到七八百万。”

　　“当年，他们还做了一个剑桥的规划。剑桥是一个古城，战后要发展，怎么办？规划师同样是把新的发展搬到外面去了，不然古城一动，里面的每个学校都受影响，而每个学校都有好几百年历史，这一碰，古的风貌就全毁了。”

　　“这里面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么都硬塞进去，最好到别的地方另外做。北京当时的地方太大了，昌平等远郊县都可建设起来，可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嘛都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应该搬出去！”[3]

　　剑桥规划的主持人贺尔福，是阿白康乐培的学术继承人，也是陈占祥的老师。因其杰出的成就，英国圣保罗大教堂在他去世后，专门为他在教堂的地下室设立纪念碑，这是英国建筑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一到北京，陈占祥就与梁思成共同投入了对新市区发展计划的研究。

　　“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梁先生对首都城市规划已有一个初步方案。那是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已惨淡经营过的‘居留民地’（今北京西郊五棵松一带）为基础而设计的一个市中心方案。”陈占祥回忆说，“梁先生的指导思想是要保护北京历史名城。我完全赞成梁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但对原有的初步方案发表了我的意见。”

　　陈占祥认为：“日本侵略者在离北京城区一定距离另建‘居留民地’，那是置旧城区的开发于不顾。我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现国家经委所在地）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4]

　　这个建议得到梁思成的认可。就在这时，一场激烈的交锋到来了。

　　二 “友好”的“较量”

　　在聂荣臻市长的主持下，北京市召开城市规划会议，梁思成、陈占祥等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到会，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苏联专家团提出《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则占全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理想到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

　　在建设行政机关房屋的问题上，巴兰尼克夫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

　　巴兰尼克夫具体提出了他的建设计划：“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筑在东长安街南边，由东单到公安街未有建筑物的一段最合理。第二批行政的房屋：最适宜建筑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那里大部分是公安部占用的价值不大的平房。第三批行政的房屋：可建筑在天安门广场的外左边，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5]

　　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则对巴兰尼克夫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区的计划进行了论证，并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建议书说：“为了北京市将来的发展和加速建设，关于建筑行政房屋的位置问题是重要的，有的建议在城西五六公里，所谓‘新市区’日本人开始建筑城市的地方，建筑行政房屋。这个建议的意义是在新地区建筑房屋能便宜，政府职员的住处距离政府的房屋不远，在这里建立政府中心区的全部建筑。按我们的意见，新的行政房屋要建筑在现有的城市内，这样能经济的并能很快的解决配布政府机关的问题和美化市内的建筑。”

　　建议书还着重论证了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内的经济性问题，提出“认为政府的中心区建筑在城外经济是不对的。在苏联设计和建筑城市的经验中，证明了住房和行政房屋，不能超出现代的城市造价的50％－60％，40％－50％的造价是文化和生活用的房屋（商店、食堂、学校、医院、电影院、剧院、浴池等）和技术的设备（自来水、下水道、电器和电话网、道路、桥梁、河海、公园、树林等）。拆毁旧的房屋的费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毁更有价值的房屋，连同居民迁移费用，不超出25％－30％新建房屋的造价。在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设和技术的设备，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备的。”

　　建议书还以莫斯科的经验阐述道：“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有成效的实行了改建莫斯科。只有承认北京市没有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情形下，才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6]

　　完全可以想像梁思成、陈占说听到这番言论的心境，他们正是因为“承认”北京的“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才提出建设新市区的设想，以期北京旧城得到整体保护。可是，苏联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指出他们否认北京的“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甚至是“放弃”旧城。

　　而在行政中心区放在城外是否经济的问题上呢？苏联人提出的在城外建设住宅和行政房屋需配套占造价40％－50％的文化、生活设施是有道理的，但是，当时方圆62平方公里的北京旧城人口已达130万，密度已经很大了，可建设用地十分有限，如果把行政中心建在城内，势必导致大量人口迁到城外，而这些外迁人口的住房同样也是需要配套文化、生活设施的。因此，很难以文化、生活配套设施问题来说明梁思成的设想是不经济的。

　　建国以来，北京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还是放在了新区的发展上，规划市区已达到1050平方公里，建成区已达到450平方公里。难道这些发展都是不经济的吗？难道在这些新区，像今天这样建设了工厂、学校、住宅、商业区就是经济的，而建设行政中心区就是不经济的吗？这个道理很难讲通。

　　事实上，在旧城建设政府机关办公楼，将导致大量拆迁，直接抬高建设成本，在50年代初，这已被许多单位视为畏途，这是后话。

　　在这次会议上，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人发生了争执。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当时我是极端的无知，根本不知道那些领导是谁，在我看来，苏联朋友毕竟是友好使者，会议不过是讨论北京都市计划方案的构思而已。团长阿白拉诺夫[7]介绍方案后好久无人启口，我就不假思索地说了我的意见。”41年后，陈占祥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回忆，“我认为在城中心建设行政中心只是增加旧城的负担，解决北京的城市建设计划应把周围地区联系起来考虑，于是我又反问苏联朋友对城乡关系有什么考虑？对于孤立地考虑城市中心我表示不同意。阿白拉诺夫[8]的回答我不甚同意，他说城乡矛盾是个复杂问题，要由社会主义建设来回答，因此是将来的问题，现在答复不了。说实在的，我不过是搬用英国城乡计划理论，而且当时自己也不能说吃透到多大深度，但我们的设想的确是对保护古城有利。伦敦除了当时需要疏散人口外，另一目的是为了保护伦敦古城，所以才有了大伦敦计划。”[9]

　　梁思成不可能保持沉默。

　　从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的讲话摘录中，可以感受到这次交锋的激烈程度：

　　梁教授曾发表过几项很有意义的意见，对于这些意见让我来发表一些意见。


　　梁教授曾提到：中心区究竟是在北京旧址还是在新市区的问题，尚未决定，所以对各区域的分布计划工作，为时尚早。

　　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同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

　　我们的意见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最经济的。

　　行政中心区迁移能变为怎样一种情形呢？

　　那是要建筑为机关用的房屋和工作人员的眷属住宅。你们也是这样设计的，收获是什么呢？

　　譬如陈工程师和齐工程师都是在政府工作，齐工程师在城内有住房，陈工程师没有住房，他才来到北京不久。你的建议是在城市建筑两所房屋来代替一所房屋。城市中心区移出城外，就是承认市内一百三十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在哪里建筑房屋比较经济，在城里还是城外？

　　……

　　我们也有过这样的建议，将莫斯科旧城保存为陈列馆，在它的旁边建设新的莫斯科，被我们拒绝了，并将莫斯科改建，结果并不坏。

　　拆毁北京的老房屋，你们是早晚必须做的，三轮车夫要到工厂工作，你们坐什么车通过胡同呢？

　　北京是好城，没有弃掉的必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将新市区建设成如北京市内现有的故宫、公园、河海等的建设。所以我们对于建设行政中心的问题是明确的。[10]

　　阿布拉莫夫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毛泽东认为政府机关应该在城内。梁思成、陈占祥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位苏联人还武断地提出，建设新市区“就是承认市内一百三十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弦外之音，谁能不察？

　　苏联专家坚定地认为要改造北京旧城，与1931年的莫斯科城市规划有关。在1953年，梁思成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苏联建筑科学院副院长格也格也罗曾对他说：“1931年莫斯科总计划的国际竞选中的许多方案不是要把旧的莫斯科完全铲平重新另建就是要把它当一个‘博物馆’保存下来，在郊区另辟新城。斯大林同志指出了那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合实际的幻想，把计划的正确道路指出，制定了改建的总计划。这个计划无论在城市的整体或建筑形式上都是发展的：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预见今后新的远景的发展。”[11]

　　很自然，在苏联人的眼里，建设新市区的设想，就是斯大林曾经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合实际的幻想”。

　　梁思成、陈占祥陷入了孤立。

　　这次会议之后，1949年12月19日，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意见书说：“如果放弃原有城区，于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除房屋建筑外还需要进行一切生活必须设备的建设，这样经费大大增加（据苏联专家的经验，城市建设的经费，房屋建筑占百分之五十，一切生活必须的设备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因新建房屋而拆除旧房，其损失亦不超过全部建设费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且必须于房屋建筑与一切设备完成后始能利用。新建行政中心区一切园林、河湖、纪念物等环境与风景之布置，限于时间与经费，将不能与现有城区一切优良条件相比拟。同时如果进行新行政区之建设，在人力、财力、物力若干条件的限制下，势难新旧兼顾，将造成旧城区之荒废。……我们认为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方案，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建设新首都的合理意见，而于郊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12]

　　三 “梁陈方案”

　　虽然是泰山压顶，梁思成、陈占祥也没有放弃。他们感到，必须立即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阐明自己的观点。

　　“我与梁思成先生商量，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开会以后我做规划，梁先生写文章，这就是方案出来的经过。”陈占祥回忆道。[13]

　　1950年2月，著名的“梁陈方案”，即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了，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

　　梁思成接受陈占祥的建议，修正了自己过去以为的在五棵松“新市区”建设行政中心区的观点。“梁陈方案”提出：“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14]

　　这份长达2．5万字的报告，共分“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较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三个部分。

　　在“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一节中，《建议》提出：“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须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知这个区域在何位置将决定北京市发展的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同时“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因此必须确定两个原则，即“是否决意展拓新区域”还是“决意在几年中完成大规模的迁移，改变旧城区的大部分使用”，“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的。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在第二节“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中，《建议》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建设办公楼，提出批评，指出这将导致“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日后如因此而继续在城内沿街造楼，造成人口密度太高，交通发生问题的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则这次决定将为扰乱北京市体形秩序的祸根。为一处空址眼前方便而失去这时代适当展拓计划的基础，实太可惜。……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建设新行政中心计划误认为仅在旧城内建筑办公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加增问题。这种片面的行动，不是发展科学的都市计划，而是阻碍。”

　　对于在旧城内建造新的行政区，《建议》提出“不但困难甚大，而且缺点太多”。理由是：

　　（1）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

　　（2）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内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只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个在实施上如何处置？

　　（3）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抵触。

　　（4）加增建筑物在主要干道上，立刻加增交通的流量及复杂性。过境车与入境车的混乱剧烈加增，必生车祸问题。这是都市规划设计所极力避免的错误。

　　（5）政府机关各单位间的长线距离，办公区同住宿区的城郊间大距离，必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交通运输的负担与工作人员时间精力的消耗，数字惊人，处理方法不堪设想。

　　《建议》进而提出了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建设政府行政中心的设想，指出这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出发的，是“增加建设、疏散人口的措施”，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是避免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新旧两全的安排”。这个行政中心区“必须同足用的住宅区密切相连，经济地解决交通问题，减轻机械化的交通负担”，它还能“保留将来发展余地”。

　　两位学者还充满诗意地提出在新的行政中心区建设新中轴线的设想。“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铁路交通总汇。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他们在《建议》的第三节里分别列出了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所需的7项费用和在城西建设政府办公楼所需的4项费用，并进行了比较，指出：“在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目前是农田，民居村落稀少，土改之后，即可将土地保留，收购民房的费用也极少。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

　　查看《建议》中的规划草图，可以发现梁思成、陈占祥还在行政中心区的南部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尽管在文字说明中，他们没有对这个商务区进行论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他们的设想实施，北京将显现怎样的情景：这个城市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旧城是文物遗存丰厚、历史建筑壮丽的文化中心区，旧城西侧的行政中心区将集中体现新中国政治中心的雄伟景观，而其南侧的商务中心区将呈现现代都市的风采。更重要的是，这种多中心的发展模式，将有利于实现居住与就业的平衡，防止单中心城市交通复杂拥堵的弊端，促进城市生活的多样性。这正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理念。

　　苏联人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呈现弊端。为解决过度发展工业，城市功能过于复杂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1960年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这被称为“世界各大城市中规划得最好的。”[15]

　　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人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梁思成与陈占祥担心的各种问题都出现了。简单地以旧城为中心，以改造旧城为出发点的城市规划执行的结果，恰恰阻碍了一个现代城市所必需的功能。[16]

　　“拆北京旧城以取得其土地的使用权，我有个比方，就像把故宫的铜鼎融化掉，用它的铜；也就像用古代的字画作纸浆来造纸。”梁思成当年的同事，也是他的助手，吴良镛院士，今天还在奋斗着，“在对大北京地区的发展作认真思考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对已经不能全然适应发展要求的总体规划进行一定的、必要的修改，再也不能‘以不变应万变’。”[17]

　　四 “听说有位教授要把我们轰出去？”

　　报告送上去了，梁思成企盼着回音。

　　1950年4月10日，他致信周恩来总理，恳请其于百忙之中阅读《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并听取他的汇报。

　　信中说：“我们请求政府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位置。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决定是北京整个都市计划的先决条件，它不先决定，一切计划无由进行。……我们的建议书已有一百余份送给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我恳求您给我一点时间，给我机会向您作一个报告，并聆指示。除建议书外，我还绘制了十几张图作较扼要的解释，届时当面陈。如将来须开会决定，我也愿得您允许我在开会时列席。总之，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都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所以其决定已到了不能再延缓的时候了。”[18]

　　无从知晓周恩来对这封信的态度。

　　在这封信发出后的第10天，梁思成与陈占祥又遇到一对强劲的对手，他们是朱兆雪、赵冬日――梁思成与陈占祥在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同事。

　　朱兆雪、赵冬日于4月20日，写著《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再次肯定了行政中心区在旧城的计划。《意见》说：“北京旧城是我国千年保存下来的财富与艺术的宝藏，它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是保存并发挥中华民族特有文物价值，是顺应自然发展的趋势。虽旧城内之现有人口过密，但是会因经济之发展，无业与转业人口之迁出就业而自然解决；同时因人口减少，拆掉已失健康年龄与无保留价值的房屋，改建行政房屋自无问题，并且有足够的面积；同时更可使旧城免于衰落而向繁荣。至其他各区则环设在旧城四周，以与市中心取得紧密联系，并避免了不必要的交通通过城区，危害文物古都的安静。”

　　《意见》具体提出：“行政区设在全城中心，南至前三门城垣，东起建国门，经东西长安街至复兴门，与故宫以南，南海、中山公园之间的位置，全面积六平方公里，可容工作人口十五万人。因为：（1）不破坏，也不混杂或包围任何文物风景，不妨害也不影响，同时是发扬了天安门以北的古艺术文物和北京的都市布局与建筑形体。（2）各行政单位能集中，能取得紧密连系。（3）适居于全市的中心，与东西南北各住宅区有适当的距离。（4）利用城内现有的技术设备基础，可节省建设费25％－50％（根据苏联城市建设的经验）。（5）中央及政务院拟暂设于中南海周围，将来迁至天安门广场及广场右侧；靠近太庙、南海及中山公园等文物风景，为行政中心；于和平门外设市行政区，适与故宫遥遥相对；靠东因近工商业为财经系统；西就现有基础，划为政法系统与文教系统区域；天安门广场则正为行政中心区所环抱；创新轴，东达市界，西抵八宝山，与南北中心线并美。”[19]

　　梁思成和陈占祥并没有对这个《意见》提出书面反驳。事实上，这份《意见》提出的行政中心区设在旧城内的理由，他们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已经涉及并加以评论了。

　　40年后，赵冬日追忆道：“就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北京的法定保留文物建筑还无力维修，甚至有的任其自然损坏。北京解放时约有1700万平方米传统建筑，若全部保留下来，然后另起炉灶，如在西郊大兴土木建新首都，则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人的意志所不能做到的，是不现实的。”。[20]

　　陈占祥接受笔者采访时，则提到当年论争的一个焦点：“他们围绕天安门作文章，争论点就是天安门不可以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的。这没关系嘛，事实回避不了，那时只有天安门有广场，这么多人当然要到那儿去。其实，天安门作为庆典中心是可以的，行政中心搬出去对它不会有影响。”[21]

　　压力终于来了。时隔不久，梁思成与陈占祥的议被一些人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方针“背道而驰”。最严重的指责是，他们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22]

　　当新方案备受指责时，梁思成与陈占祥却冷静地考虑到新方案突出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但没有注意到旧城区中心的改建的可能性。为此，他们又着手研究以天安门为中心的皇城周围规划，以此作为新方案的补充。

　　“这一补充规划方案的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接，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由于当时正是批判‘梁陈方案’的不利形势，所以梁先生始终没有公开这一补充规划方案。今天，这一设计的文字和图纸恐怕已经丢失；而我是确切地知道它的存在的，因为有些图纸是我画的。”陈占祥回忆道，“设计中曾有一个处理团城下金鳌玉蝀桥的初步设想，并作了详细设计。这是从上述的旧城改造的补充方案设想出发，把金鳌玉蝀桥当作它与大高玄殿、景山连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看待。为解决桥上的车辆拥挤，在原金鳌玉蝀桥的南侧，增建另一座新桥，将旧有的‘金鳌’‘玉蝀’的两个牌坊搬到新、旧两桥的桥头间空地。新、旧两桥作为上、下两线，以解决交通困难；北海前的广场稍加扩大，作为车辆分流；广场东侧与大高玄殿前相连，殿前两座花亭将给以保护。景山前的红墙改建为带漏窗的长廊，供游人坐憩。游人可以在这里前望故宫，后览景山。”[23]

　　这个设计图的线条画成之后，梁思成兴致勃勃亲自渲染，添色加彩。当时他疾病缠身，居然也和大家一起画了一个通宵。陈占祥回忆道：“天将破晓，只见梁先生不顾一宵未合眼的疲劳，仍然躬着身子一笔一笔地画着，终于以他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200的通长画卷，脸上露出十分愉快的微笑。”[24]

　　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在病中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聂荣臻、张友渔、吴晗、薛子正，呼吁早日确定中央政府行政区方位，防止建设中的散乱现象。信中说：“现在北京三大基本工作区中之二――高等文教区及工业区――大致已确定；唯有中央政府行政区的方位尚悬而未决，因而使我会大部分工作差不多等于停顿。这一年来，中央政府行政区的机构与我会接洽的事务，大多是（a）拟用某一块地，向我们要，或（b）拟建某一座建筑，问我们应建何处。然而我们因为不知行政区定在哪里，不能答覆。结果是各机关或不能解决问题，或各行其便，在分散在各处的现址上或兴盖起起来，或即将兴盖。若任其如此自流下去，则必造成‘建筑事实’，可能与日后所定总计划相抵触，届时或经拆除，或使计划受到严重阻碍，屈就事实，一切都将是人民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求得行政区大体方位之早日决定。”[25]

　　种种迹象表明，“梁陈方案”未被采纳，与毛泽东有关。

　　曾担任彭真秘书的马句向笔者回忆道：“苏联专家提出第一份北京建设意见，聂荣臻见到后，非常高兴，送毛主席。毛主席说：照此方针。所以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26]

　　“‘梁陈方案’被否定，主要不是没有钱，而是主席反对。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曾传出这么一句话来：毛主席说，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可见，毛主席对‘梁陈方案’很恼火：为什么一定要让中央人民政府搬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案最主要是毛主席不欣赏，如果毛主席欣赏的话，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不在话下的。”梁思成夫人林洙回忆说。[27]

　　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则向笔者提起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一位熟知当年情况的老同志告诉我，‘梁陈方案’提出后，毛主席很不高兴，他说：听说有位教授要把我们轰出去？”[28]

　　五 “梁先生哭了……”

　　“对于梁思成先生和我的建议，领导一直没有表态，但实际的工作却是按照苏联专家的设想做的。最后，东长安街部委楼的建设开始，纺织部、煤炭部、外贸部、公安部都开始在这里建设。”陈占祥的回忆道。[29]

　　建设已经开始，但城市的总体规划还没有正式确定，这严重影响城市建设有秩序地进行。城市占地过多过大，建设过于分散，市政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跟不上工作用房和住宅的建设，住宅建设速度与人口增长不成比例，由于没有统一管理，出现了“天上”（地上建筑）、“地下”（管道）乱打架的混乱局面。[30]

　　1952年春，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兼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薛子正指示加快制定规划方案，如认识不同，可作两个方案报市委。于是，都市计划委员会责成陈占祥和华缆洪分别组织人员编制方案，于1953年春提出了甲、乙方案。这次规划编制的原则是：行政中心区在旧城。

　　华揽洪，1936年从巴黎土木工程学院毕业，考入法国国立美术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他在法国马赛设立建筑师事务所，完成了50多项大小不同的设计，曾在巴黎远郊区设计了一所兽医医院，当时是法国较少的现代建筑之一。[31]

　　1951年，已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华揽洪回国参加建设，在梁思成的提议下，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聘为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

　　在编制总图时，陈占祥与华揽洪在对待城墙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陈占祥回忆说：“我们两个私人关系很好，但也有争论。在总图上，华揽洪主张把城墙拆了，我坚决反对。城墙拆不拆是关系到总图怎么做的事，我说绝对不能拆，争吵得不得了，很厉害。干脆分成两个方案吧，华揽洪做甲方案，我做乙方案。”[32]

　　在甲方案中，华揽洪对旧城的原有格局作了较多的改变，把东南、西南两条对外放射干道斜穿入外城与正阳门大街汇交于正阳门。东北、西北两条放射道路分别从内城东北、西北部插入交于新街口与北新桥，并引铁路干线从地下插入中心区，总站仍设在前门外。

　　在乙方案中，陈占祥则完全保持了旧城棋盘式道路格局，放射路均交于旧城环路上。铁路不插入旧城，把总站设在永定门外。

　　对于城墙，两个方案作了全部保留、部分保留、只保留城门楼和全部拆除等多种设想。

　　对于行政办公区，甲方案主张适当分散布置。乙方案则主张集中在平安里、东四十条、菜市口、磁器口围合的范围内形成行政中心。[33]

　　从主张在城西建设行政中心区到“集中在平安里、东四十条、菜市口、磁器口围合的范围内形成行政中心”，陈占祥作出了妥协，这显然与遵命有关。

　　回忆起这段往事，陈占祥仍能感到当时的压力。“我与华揽洪在城墙的问题上发生争论，后来领导知道了，派人来调查，开座谈会，说你们争吵保不保城墙，城墙的问题实际上是你们阶级感情的问题。这很吓人啊！所以一下子我被孤立起来了，跟我做规划的3个人，这一下就散了。”[34]

　　1999年6月，已定居巴黎12年的华揽洪，以87岁的高龄抵北京参加世界建筑师大会，与笔者谈起这段往事，他的感受与陈占祥有很大不同：“‘梁陈方案’体现了梁思成的一个思想，就是想原封不动保留古城，作为一个历史城、博物馆城，认为要是中央机构放进旧城，里面就太多了，于是另开一个市中心，把行政中心区放在西边。这我不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许多我不同意，但有一点同意，就是他们提出北京格局强烈，轴线强，应沿着轴线、格局发展。”[35]

　　华揽洪对“梁陈方案”有着很深的误解――所谓“原封不动保留古城”，似乎就是连龙须沟都不能改变，一个城市根本就不用发展了。

　　1962年，北京市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13年城市建设的总结中，将“梁陈方案”形容为：“一部分技术干部主张将首都的行政中心搬到西郊去，要保存一切古建筑，使北京旧城原封不动的成为‘中国的博物馆’”。[36]

　　这至今仍代表了建筑学界不少人的观点。当年与梁思成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共事的陈干，在晚年仍然评论说：把旧北京封存起来当建筑艺术陈列馆，听起来的确动听，但做起来却寸步难行。不说别的，光说垃圾这一项，当陈列馆的设计就是空中楼阁。当年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垃圾堆有两层楼高，远远望去如同城墙。如果按照梁公的方案，集中精力去开辟新区，把旧城封存作艺术陈列馆，古建筑固然精美，但在垃圾堆和污泥浊水上欣赏，于中国人的脸面上又能有多少光彩？[37]

　　事实上，梁思成与陈占祥远远没有“僵化”到连那堆垃圾也不能动的程度。1952年12月，梁思成写著《人民首都的市政建设》由科普出版社出版，为北京市建国3年以来清运垃圾、整治水系、改变“睛天是个香炉，雨天是个墨盒”的街巷状况，在卫生工程、交通工程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并称：“今天所已经完成的，事实上已是史无前例的市政建设，但比起将来的远景，实在只是一个极微小的开端而已。”

　　1957年7月14日，梁思成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在北京解放后的一年中，从城里清除了明、清两朝存下来的三十四万九千吨垃圾，清除了六十一万吨大粪。这是两件小事，却是两个伟大的奇迹，是令我们可以自豪的两件伟大的小事。”[38]

　　但是，不知何故，“梁陈方案”在一些人的眼里，成了“僵化”与“守旧”的代名词。

　　也许，当年正是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方式，“非白即黑”式的社会意识，才是造成这两位学者悲剧的渊薮。

　　富有戏剧性的是，甲、乙两个方案完成了，它们虽然已与“梁陈方案”相距遥远，却也遭遇到这种“误读”。

　　在向有关市政建设局及中共北京市各区委征求对甲、乙两方案的意见时，绝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认为要保护古物，有紫禁城就够了。并提出“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39]

　　梁思成奉命代表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北京市人民代表汇报了甲、乙两个规划方案。但是有关部门的领导认为它们“在有些问题上和党对改造与扩建首都的意见不一致，如何对待城墙与古建筑，工业区分布与道路宽度等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争议分歧很大。”因而都没有被通过。[40]

　　1953年夏，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由市委常委、秘书长郑天翔主持，并聘请苏联专家指导工作，负责对甲、乙方案进行综合修改，提出总体规划。这个小组在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大家称为“畅观楼小组”。

　　11月，“畅观楼小组”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上报党中央，提出：“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我们必须加以区别对待。对它们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对的；同时对古建筑采取一概保留，甚至使古建筑来束缚我们的发展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后者”。[41]

　　部分领导人也认为：“改造北京还是少保留一些旧东西好，像故宫可以保留下来，让后代看看过去的情形，有一些东西可以不要就不必保留了”。[42]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拆除。1952年8月，为了拆除天安门广场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43]，竟召开群众大会控诉批判其“罪行”。

　　这一幕，陈占祥记忆犹新：“梁先生哭了……”[44]

　　六 “罗马又不是一天盖出来的”

　　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梁思成、陈占祥的反对者直到今天还认为的那样――“梁陈方案”不被接受，是由于经济上不可行，“以旧北平市而立，194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8亿元，国民收入仅1．9亿元，失业与半失业者超过30万人，像龙须沟那样的贫民窟数以十计――那里的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来要在那一片空地上大兴土木，建设国家新的行政中心，不但经济上力不从心，政治上亦将丧失民心，所以事情是不能这样做的。”[45]

　　事实上，定都北京后的几年间，政府机关并未停止过建设，规模也不小。从梁思成当年给周恩来及北京市领导写的信中，均可见一斑。那么，这些大楼建在旧城内经济还是建在旧城外经济呢？

　　一份史料向人们解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1954年5月，北京市建筑事务管理局局长佟铮在华北城市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

　　佟铮介绍了解放以来北京的城市建设情况，为许多单位不愿进城而头疼。

　　他说：“解放以后的新建筑有三分之二建在了郊外，最远的离天安门16公里。看来不符合‘城市的扩建或改建应由近及远、由内向外的紧凑发展’原则。但当时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问题。”

　　佟铮提出的首要问题是“拆房问题”：“1952年国家政务院曾明令公布，要求建设不能影响市民居住。而北京市建筑密度平均为46％，最高的达70％。要拆房不可能不影响市民居住。其次是建设单位怕麻烦、怕花钱、怕耽误时间，情愿去郊区建。”

　　他还举出：“建设单位申请建筑用地，往往要求用地大，地点地形合适和风景好，还要省事：不拆房，不垫土，土地拿过来就能用并且要保留大片发展用地。如军委复外用地，在1953年前，连办公室、宿舍等用房也要求保留发展用地。因此，造成全市的新建筑稀稀落落，星罗棋布。”“到1953年底，新建筑在城内的仅占三分之一，而且多藏在小胡同里，致使人们有‘不知道新房子都盖到哪里去了’的反映。”[46]

　　可见，在当时旧城人口与房屋已经密集的情况下，大规模改造旧城并兴建行政办公楼所涉及的房屋拆迁问题，由于“麻烦”、“花钱”、“耽误时间”，而被许多单位视为畏途，于是它们“情愿去郊区建”。


　　在同年10月16日国家计委对于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意见向中央的报告中，也有这样的表述：“改建旧城区的主要困难之一，是拆迁与安置居民的问题。旧城内大部分地区建筑密度与人口密度过高。必建时须拆除建筑物与迁移居民的数目很大。据粗略估算，建筑一百万平方公尺的七层楼房，需拆除旧房屋十八万至二十万公尺，迁移居民大约二万至三万人。这不仅要解决迁移居民的居住问题，而且要影响其中许多人的职业问题（如手工业者、商贩等）和生活问题（如子女就业等），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以往几年北京市扩建多于改建，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47]


　　而在1958年6月23日，《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从1954年起，开始在西长安街、朝阳门大街、宣武区西半部进行重点改建。由于拆房过多，安置居民困难很多，费用也大，从1956年下半年起，就基本停止了改建。有些高等学校和中小型工厂，本来放在城内是合理的，但是要拆大量房子（例如1952年至1953年间，在西北郊兴建的钢铁、矿业等十个学院，就用地六百多公顷，相当于三十个中山公园，如果拆房修建，就需拆房十八万间左右），只好在城外建设。同时，为了尽量少拆房子，城内改建多是选择房屋密度低、质量差的地段，因而也就形不成比较完整的新街道和住宅区。”[48]

　　1962年，北京市对建国以来13年城市建设进行总结，在解释“旧城改建速度缓慢”时，举出理由：“鉴于旧城空地基本占完，改建将遇到大量拆迁，国家财力有限，改建速度不可能太快。”[49]

　　当年反对“梁陈方案”者，还有另一个理由，即认为，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可利用原有的基础设施，因而是经济的。

　　但这也很难解释得通。因为，当时旧城的基础设施，排水系统多为明清留下来的，自来水、电力等也只是在民国时期初步发展，要对这些设施进行“利用”，也必须加以改造或新建，同样需要花钱。事实上，许多机关大楼进入旧城建设后，基础设施接济不力，已成为一大问题。在北京市1962年对新中国成立以来13年城市建设的总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城区改建中，市政建设与房屋建筑的配套发展还不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有些地方盖了一些大楼，但没有埋设相应的供水干管，造成供水紧张。例如，朝内大街、猪市大街两侧盖了许多大楼，如冶金部、文化部、华侨大厦等，用水量较原来平房用水成倍增长，但仍使用原有管径为100毫米的管道供水，因而形成由王府井大街北口到南小街的区域性供水压力下降，勉强维持二层楼房有水。全城区在用水高峰季节供水压力不足的建筑约有350万平方米左右。城区还有不少严重积水地点，有不少道路卡口交通不畅，热力煤气管道还只是开始建设，远不能满足需要。另一方面，城区已经埋设了大量的市政地下管线，到1961年底约有1750公里，相当于解放初期的四倍。在许多地方，为了少拆房，把管线埋设在原有胡同和窄小的便道下，造成管线曲折，将来成片改建时，有些管线还很可能要废弃掉。目前大部分能埋设管线的便道和胡同下面都已挤满了管线，近期再要埋设较大的地下管线势必要拆房或者掘路。[50]

　　在“梁陈方案”中，对上述问题早有预见。

　　梁思成与陈占祥列出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费用有7项：1、购买民房地产费。2、被迁移居民的迁移费（或为居民方面的负担）。3、为被迁移的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费，或可鼓励合作经营（部分为干部住宅）。4、为郊外居民住宅区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5、拆除购得房屋及清理地址工费及运费。6、新办公楼建造费。7、植树费。

　　他们同时列出在城西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造政府行政中心的4项费用：1、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2、新办公楼建造费。3、干部住宅建造费。4、植树费。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在新区建设房屋要比在旧城内经济许多。

　　事实上，直到今天，仍然是建新区比改旧城少花钱。现在，北京市旧城区危改的征地拆迁费约占危旧房改造区开发成本的50％以上。其中，仅拆迁安置用房费用就占45％左右；而在新区建设中，征地拆迁补偿约占成本14％左右，要低得多。[51]

　　50年的实践证明，对“梁陈方案”的否定，也并没有如人们想像的那样把天安门广场附近建成“行政中心区”。由于拆迁等等实际问题，在那里建成的部委办公楼并不多，而不少单位却占据了文物建筑，如全国政协占用并搬迁了顺承郡王府，教育部占用了郑王府，军委办公厅服务处占用了大高玄殿等。政府机关建设出现了严重分散的现象，国家经委曾流传一个顺口溜：“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抱怨国家机关分散在二里沟、三里河、六铺坑、九号院和中南海５个地方，机关工作十分不便。

　　而这些现象正是当年“梁陈方案”想极力避免的。

　　其实，即使是以北京市现在的经济实力，要进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也是非常困难的。而在1950年代的经济条件下，北京市仅能集中力量完成龙须沟改造这样的小型“样板工程”。对其它房屋则只能采取“充分利用”的办法。但是，在急于进行大规模旧城改造的思想支配下，传统四合院居住区被判了“死刑”，房管部门和居民普遍忽视对原有旧建筑物的维修与保养，导致破旧危房面积不断增加。

　　从60年代初开始，由于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住房需求也不断加大。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将大量新增人口挤入私人四合院中居住。后来由于空房也几乎没有了，政府就鼓励旧城内的单位和居民在空地上大量塔建平房或增建简易楼房，结果，传统四合院逐渐成了大杂院，危房也大幅度增加。1974年的一次大雨竟然倒塌旧城房屋4000多间，可见当时危房问题的严重程度。

　　据文献记载，解放初期，北京旧城内共有房屋1700多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100万平方米，绝大多数为平房。当时危房只有80多万平方米，仅占房屋总量的5％左右，其中住宅约60－70万平方米。根据1990年北京房管部门的统计，旧城内平房总量为2142万平方米，其中危房1012万平方米，占平房总量的50％左右。[52]

　　如果改造旧城是经济的，并能够迅速完成的，我们就很难解释这一窘境。

　　实际情况是，当年一些挤到旧城来建设的单位，为降低建设成本、保证进度，不得不以较低的标准来拆迁安置居民。在50年代北京旧城的大规模改建中，大量居民被拆迁到左安门外、右安门外的简易平房区里，生活条件艰苦。直到80年代，这些地区才被政府纳入改善的范围，有的地方的改造今天才刚刚开始。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1911年就规划好了，那个时候它也是没钱呀，但人家规划好以后逐步实现了。”林洙说，“‘梁陈方案’你可以一点点盖呵，你在东西长安街上建办公楼不也是这样吗？不也是到现在也没有盖完吗？”[53]

　　陈占祥的回答更简单：“罗马又不是一天盖出来的。”[54]

注释：

[1] 陈占祥，《忆梁思成教授》，《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

[2] 同注1。

[3] 陈占祥接受笔者采访时的回忆，1994年3月2日。

[4] 同注1。

[5] 《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二版。

[6] 《建筑城市问题的摘要》（摘自苏联专家团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二版。

[7] 即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

[8] 同注7。

[9] 陈占祥，《关于城市设计的认识过程》，《城市规划》，1991年第1期。

[10] 《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在讨论会上的讲词（摘录）》，《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二版。

[11] 梁思成，《访苏代表团建筑土木门的传达报告》，1953年，未刊稿，林洙提供。

[12] 《曹言行、赵鹏飞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二版。

[13] 同注3。

[14] 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思成文集》（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

[15] 高亦兰、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世界建筑》杂志，1991年1至5期。

[16] 王军，《北京：立交桥缘何树起了红绿灯》，《瞭望》新闻周刊，2000年12月4日。

[17] 吴良镛，《大北京地区空间发展规划遐想――2000年9月8日在北京市科协的讲话》，未刊稿。

[18] 梁思成，《致周总理信》，《梁思成文集》（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

[19]《朱兆雪、赵冬日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二版。

[20] 赵冬日，《论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发展》，《建筑学报》，1990年12月。

[21] 同注3。

[22] 同注1。

[23] 同注1。

[24] 同注1。

[25] 梁思成，《致彭真同志，聂市长，张、吴副市长，薛秘书长信》，1950年10月27日，林洙提供。

[26] 马句接受笔者采访时的回忆，1999年8月20日。

[27] 林洙接受笔者采访时的回忆，1994年7月5日。

[28] 梁从诫接受笔者采访时的回忆，2000年8月8日。

[29] 同注3。

[30] 董光器，《北京规划战略思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31] 杨永生主编，《中国建筑师》，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32] 同注3。

[33] 同注30。

[34] 同注3。

[35] 华揽洪接受笔者采访时的回忆，1999年6月22日。

[36] 《北京市城市建设总结草稿》，1962年12月15日。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二版。

[37] 《陈干文集――京华待思录》，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1996年。

[38] 梁思成，《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第二版。

[39] 《有关市政建设局及各区委对北京市总体规划草图甲乙两方案的意见》，1953年7月17日。转引自高亦兰、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世界建筑》杂志，1991年1至5期。

[40] 同注15。

[41] 《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二版。。

[42] 吴玉章的意见，见《周总理、中央负责同志、中共八大代表、人大代表对北京规划的意见》，1956年。转引自高亦兰、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世界建筑》杂志，1991年1至5期。

[43] 此二处现多被一般人误认为是东、西三座门。据北京市文物局顾问张先得考证，东、西三座门建于乾隆25年，位于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外，约现南长街南口与南池子南口位置。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与中华门均建于明代。东、西三座门形制较小，为通行车辆，民国初年曾予改建，其形状与现南池子、南长街门洞相似。其改建工程也是与开辟南池子、南长街门洞同时进行的。东、西三座门及红墙是1950年被拆除的，参见吴良镛《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和设计》，《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

[44] 同注3。

[45] 同注37。

[46] 《1954年前后的北京建筑管理工作》，载于《党史大事条目》，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史征集办公室编，1995年12月第一版。

[47] 国家计委对于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意见向中央的报告（摘录），1954年10月16日。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二版。

[48] 《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向中央的报告（摘录）》，1958年6月23日。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二版。

[49] 董光器，《北京规划战略思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50] 《北京市城市建设总结草稿》，1962年12月15日。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二版。

[51] 李坚，《加快北京市的住房商品化进程关键在于理顺北京市商品房价格构成，规范管理手段》，1997年8月28日，北京市政协提供。

[52] 方可，《探索北京旧城居住区有机更新的适宜途径》，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12月。

[53] 同注27。

[54] 同注3。

作者：王军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