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民生之多艰——我的农村生活实录

说明：偶然见到此贴，算有缘分。诸位网友，看着玩吧。

哀民生之多艰——我的农村生活实录
邸永君　2006-10-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 6号楼；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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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1月，由于父母双双下干校，我回到老家固安县马庄北大队，至1971年11月再返县城，共在农村生活了两年。马庄是固安南端的一个古镇，座落在号称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上，而当时却是极度的贫困与萧条。少年时代的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不少值得回味，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现拈取数段奉上，以飨读者。

    一、五保户

    所谓 “五保户”，是当时我国农村集体组织对无人赡养的老年农民实行的一种政策，号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所谓“五保”，即保吃、保穿、保住、保生病治疗和保死后安葬，可谓一管到底，生死无忧。但实际情况如何，就因人因地而异矣。

    我爷爷家隶属于第五生产队，队部在村西北角，是一个土坯围起来的院子，其实就是个场院，靠东一排全是猪圈；只有一排北房，除东头一间是办公室外，其他房间均是牲口棚。我和我几个叔伯弟弟——大伯家的云安、三伯家的傻贺、傻二等闲来无事，便常到场院里玩。

　我发现牲口棚最西头用泥坯隔出来一个房间，里面住着一位老者。我向弟弟们打听，得知此人姓王名玉，六十多岁，自合作化以后，他就是队里的饲养员，负责喂牲口，这间房就是他安身之处。他一生没结过婚，前几年半身不遂，便成了五保户。每天吃的饭都是由他下一任的饲养员喂完牲口后，再给他顺便做点儿。

　当时一般人家都是粗茶淡饭只得温饱，老王玉的伙食状况不比一般农户差，甚至还要好些。主食是玉米面贴饼子，再熬上一锅粥，上顿吃不完下顿热一下接着吃。从来没炒过菜，菜就是腌萝卜条。

　我充满好奇地凑到近前，一股腥臭味儿扑鼻而来，是一种比隔壁牲口棚更难闻的味道。隔着门缝望里观瞧，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瘦老头瘫坐在炕上。房间很小，火炕占了多半间房。炕东头摆着几个破碗，里面全是残羹剩饭。一床破被子露着棉花，被面已看不出颜色。炕西头摆着一个马桶，上面放着一个中间掏了个洞的破凳子，大小便就在这里解决，饲养员一天给他收拾一回。

　当时天气还比较热，满屋的苍蝇无数，饭碗、便桶上黑黑的一层。趴在老人身上、脸上的不下百只，老人用会动的那只手一挥，苍蝇便群起乱飞，上下颉颃，发出嗡嗡的声响；而转眼之间便卷土重来，又回落在老头的身上。老人只得再挥手臂，生命就在这个过程的重复之中消磨。晚上蚊子自然也少不了，所以“活着就是受苦”这一佛教理念在他身上体现的真真切切。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老王玉”！引得里面传出来一个嘶哑的声音：“谁家的小兔崽子，滚蛋！”我们便伴着嬉笑逃离场院，到别处继续游荡玩耍去也。

    后来，我插班的马北小学还组织过义务劳动，打扫老王玉房间的卫生，十几个学生包括我在内皆掩鼻而入，把屋里炕上地下的垃圾清理出好几筐。但几天后屋里便又恢复了原样。而且他的衣服几乎没人给洗，一年到头铺盖也没人给换，也没听说他怎样洗澡。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他居然能顽强地活着，也可算是生命力的奇迹。

　在一年后一个寒冷冬日的清晨，饲养员再送饭时，见他斜卧在炕头，怎么叫也不醒，在睡梦中告别了这美好的社会，壮丽的河山。按五保户政策的规定，队里出钱把遗体火化，并埋到他家的坟地里。当时担任五队队长的我的三伯说：“老王玉的罪受到头了，这回到阴间享福去吧。”大伙也都有同感。

    二、地道战

    1970年，老人家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全国上下动静不小。

    当时时兴“农业学大寨”，变冬闲为冬忙。其实农民辛苦一年，就是秋后能休息一下，这是千百年来的老理儿。可当时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府”似乎都是心理变态，一点德也不想积，看谁舒服一会儿他就浑身难受，所以硬是把农民从热炕头哄到寒风中平整土地。

　我见到过平整土地的场景，只见冰冻三尺，坚硬如钢，一镐下去，只留一个白茬。折腾一天，也干不了多少活，更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一个壮劳力一天的报酬才四角多，口粮是粒粮一斤，既没什么气力，也不会有什么积极性。

　　我家一出门往北转就是一片空场，北临苇塘，西靠一侯姓人家的院墙，一棵歪脖柳树，半死不活。上面挂着个旧的铁质马车轮儿，这就是通知全队集合下地用的钟。

　我三伯父当队长，每天吃过早饭，便披上外衣，迈着四方步来到树下，然后有气无力地敲那不伦不类的铁“钟”。声音单调难听，没有任何乐感。再过一会儿，社员们才陆续懒洋洋地来到空场，或倚墙而立，或蹲在地上。男人们多抽着旱烟，女人们手里大都做着针线活，不时有打诨逗哏，甚至追逐嬉闹者。等人到齐，我三伯便开始总结工作，分配任务，然后就三三两两，分头下地。

　我有幸听过我三伯的一次“动员报告”，真是眼界大开。当时正赶上棉花成熟，棉桃都已开裂，必须马上把里面的棉花都收集起来，称为“拾棉花”。那年正赶上棉花丰收，现有劳力都投进去仍拾不过来，天气预报又说有雨，我三伯便着了急，于是决定让所有的孩子都参加进来，每个孩子每天给记两个工分（壮劳力一天十分）。我们便停课支农，站到了社员的行列里。

　我三伯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一生为人忠厚，在我父辈的兄弟四人中，最能吃苦耐劳，但其容颜相貌却不敢恭维，两只小眼，脸窄嘴尖，笑时露出一嘴的黄板牙。且个头瘦小，弯腰驼背，所以得外号曰“五猴子”（他名邸戊辰）。

　此时他往人前一站，佝偻着腰，嗽嗽嗓子，刚要开讲，靠墙而立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女社员却突然耍起贫嘴：“五猴子，你今个又要出什么妖蛾子（馊注意的意思）呀？”引起一片窃笑。三伯闻言，顿时火起。抄起扁担，直插那女人裤裆，往上一提，把她挑了一个跟头。嘴里还说着：“我叫你贫！”我以为那人会翻脸，可未成想她并不气恼，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自己爬起来，掸掸身上的土，站到一边去了。

　接着，三伯以一口很有特色的马庄本地方言发表战前动员：“折腾一年，不就（读‘揍’）盼着这几天吗？白花花的棉花要是让雨给浇了，这一年的罪不就白受了吗？我们这不是拾棉花，这是拾票儿（钱的意思）呐。谁也不能耍滑偷懒，让我撞见，就拿扁担掀他的裤裆！”伴着笑声，大家浩浩荡荡，信步向棉花地而去。

    转眼已是冬天，“深挖洞”的最高指示下达，生产任务就改成了挖地道。目的是让“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全村都连成一片”。于是乎，大街两侧，院内房前，一个个洞口陆续出现，地道也在延伸，挖进了家家户户。还有人模仿电影《地道战》里的情景，把地道口挖到了锅台、马槽底下。但多数家庭都心疼房子而不同意把地道通进屋里，所以洞口基本上都选在院子里的围墙边。一时搞得满眼狼藉，土堆遍地，洞口林立，草木皆兵。

　现在想来，要是真打起来，且不说这原始简陋的玩意儿在核战争面前毫无意义，即便是常规战争，那几出陈糠烂谷的把戏都吹了几十年了，搞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还能瞒得过谁？我要是鬼子，进村一看没人，肯定会先奔锅台驴槽子。那惟一的功效，就只剩下劳民伤财，贻笑大方也。

　可也不尽然，这项愚人工程却给我们这些孩子创造了一个绝好的娱乐项目。那时上学基本上不学什么，课本非常简单，几乎不留作业，留作业不做也没人管，倒是非常符合当前提倡的所谓“快乐教育”。下学很早，离吃晚饭还早着呢，我们都不愿回家，于是便分成几组，钻进地道，一拨扮演鬼子，一拨扮演八路，体验武工队老前辈的战斗生活。

　当时流行一种打火柴棍的枪，都是自造，枪管由10个左右自行车链子节并在一起做成，头上放一个车辐条帽，正好可把一根火柴穿出来。拿一根铁弹做撞针。抠动扳机，火柴头便因受挤压而发出“啪”的一声，清脆而响亮，火柴棍也被射出，射程数米。我们每人都配备这一武器，再拿上个手电筒，白天时拿小镜子反射阳光，照明效果更好。几组孩子追逐打闹，真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古人云，乐极生悲。邻村有个孩子在玩“地道战”时，地道突然坍塌，被埋在里面闷死了。大人就纷纷告诫自己家的孩子少钻这害人的窟窿，可我当时大人不在身边，自由得很，所以还能经常呼朋引类，尽情玩耍。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弟弟约好吃过晚饭玩地道战。我手持火柴枪，“子弹”已上膛，偕诸弟沿地道来到村南一家王姓社员的院子里。洞口斜对着房门，离台阶没多远，我们伸出半个脑袋，观察院里动静。只见一个老娘们两手端一脸盆，里面有半盆水，估计是洗脚水，出门走下台阶，直奔洞口而来。我想再不出手，这落汤鸡就当上了。于是举手一枪，“啪！” “咣！”那人受到惊吓，脸盆应声落地，人也顺势坐在地上。“撤！”我们慌不择路，一脚深一脚浅地沿地道逃窜。那泼水的主儿看来智商不高，反应极慢，半天才纳过闷来，于是对着洞口高声叫骂：“谁家养的混蛋王八蛋，给你爹妈挣骂的东西！”而地道之传声功能甚好，跑出老远，这声音仍飘忽回荡，不绝于耳。众弟兄气喘吁吁，相顾而笑，那种恶作剧带来的快乐至今仍难以忘怀。

    可是好景不长。冬去春来，土层解冻。由于地道当时离地面太近，土层太薄，马庄一带又是半沙质土壤，所以所挖地道纷纷塌陷，搞得街道院落面目全非。有一家地道沿其院墙平行而过，第二天一觉醒来，院墙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地道塌陷，院墙砖石跌进陷坑，正好将其填平。一时又无钱再筑新墙，所以好长时间内一家只得直临街面而居，真改革开放之前驱也。

　另有一家，地道临近猪圈，夜间地道坍塌，肥猪一家老小落入洞中，沿未塌陷的地道漫游而去，不知所踪。猪们是返朴归真，重获自由了，而主人却损失惨重，如丧考妣。于是找遍全村，亦未寻得，痛心疾首，其郁闷痛苦可想而知。

　而那些一时吃错药，同意把洞口放在屋里的人家，房子都被搞得摇摇欲坠，不得不重新翻盖。冀中平原上“深挖洞”的革命实践，就这样像一出闹剧一样草草收场。人们经常说胡干蛮干是吃饱了撑的，由此看来吃不饱也能撑着人。

　回首思量，当时社会治安状况确实不错，家家相通，户户相连，几个月内竟未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就算是没什么可偷，而耍流氓可是方便得很。要是赶上现在，110巡警非得累断了气儿、跑折了腿儿不可。

    三、大力士

    中国人曾被洋人称作“东亚病夫”，即便是“翻身解放”以后，由于长期粮食短缺，终年难得肉食，公社社员多不得温饱，故而体质极好、肌肉发达者可谓凤毛麟角，鲜见于乡村。

　我自幼便羡慕那些身材魁梧，膀大腰圆的壮汉，并幻想着自己长大后也能勇武威猛，力拔千钧。马北大队当时有一条好汉，名王才，当时四十来岁，正值壮年，一米八多，身材高大，膂力过人，夏天经常光膀，古铜色的皮肤包裹下的块块肌肉坚实有形，甚是养眼。他每日挑水都要经过我家门口，浑身的肌肉伴随着稳健的步伐缩放弛张，一条细长的扁担一步一颤地上下起落，一头一个装满清水的大号水桶显得是那样的轻飘渺小，我每次都伴随着羡慕之情用目光送他远去。

　但就是因为他的高大威猛，在那个时代竟似乎是全村最为悲哀之人。原因很简单，身材高大者必然食量也大，此人一人顶五个人的饭量，当然也能顶五个人干活，可当时规定不管你是否能干能吃，也不分男女老少，一天口粮却都整齐划一，每人粒粮一斤。穿衣买布要发布票，也是不管男女老幼、肥瘦长短，一律每人每年一丈七尺三。

　而身材、食量往往具有遗传性，王才的三个儿子也都比同龄的孩子高大许多，很是能吃。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老子整天都混不上个半饱，小子们也就只能饥一顿，饱一顿，个个面带菜色，骨瘦如柴。当时“官府”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私下交易就是投机倒把，抓住就进班房。但粮食调剂是社会必需，所以搞这种营生者经常是一堆人聚在一起，神神兮兮，鬼迷三道，而且是前仆后继，屡禁不止。

　王才一家虽有的是力气，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将有限的细粮换成粗粮，再加些麦麸子、豆腐渣等搀和着吃，以勉强度日。个子大穿衣服也费布，所以一家老小都是衣衫褴褛，补丁罗补丁。到夏天则清一色光膀加短裤，小孩甚至一丝不挂，按现在的话说，可谓开“天体裸奔”之先河。

　村里人都知道，王才的梦想，就是能自己吃上一顿饱饭，再让一家老小吃饱，因为他自打合作化以后几乎就没吃饱过一次。他放出话说，谁让他敞开吃一顿包饺子，他就给谁家白干一整天活。村里其他人家粮食也没多富裕，也没什么工程可动，所以轻易也没人敢请这尊“菩萨”。

　这年秋天，村北艾家盖房子，需要壮工倒腾东西、运土、和泥和搬砖，都是力气活，所以决定请王才光临助阵。王才在自家吃过早饭便过来干活，艾家婆婆带着两个儿媳妇管包饺子，白面皮儿，猪肉白菜馅儿。王才确实能干，一个顶好几个人使唤，二百多斤的物件提起来就走，观者啧啧称奇。而这边婆媳三人半天没停手，临近中午，三盖连儿（一种用高粱杆穿成的圆形托板）饺子已经包好，足有二百多个。艾家闺女负责煮饺子，王才开始甩开腮帮子用膳。这边煮着，那边还接着包，一锅饺子出锅没多会儿，就被王才风卷残云般吞咽下肚。四个人忙活供不上一个人吃，最后他共吃了五盖连，四百多个饺子，也没撑着。下午又大干半天，晚上回家吃饭，就舍不得再玩命吃了，不然全家其他人就都得饿死。

　村里的大人经常说起来这件事，见他也经常拿这件事说笑。一把力气的壮汉却整天被饥饿所煎熬，实为“生不逢时”之典型事例也。

    记得当时学校搞“忆苦思甜”，用米糠加麦麸子蒸糕分给每个学生吃。就餐前，先唱《忆苦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桩桩件件，桩桩件件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然后老师带着学生们开始下嘴。先是牙碜，想吞进去，可到了嗓子眼却不往下走，噎得直流眼泪。学生纷纷把嘴里的渣子往外倒腾，老师嘴里也鼓鼓囊囊，进退两难，师生面面相觑，表情复杂。后来还是老师聪明，决定大家都带着自己分得的“蒸糕”回家吃，这才算过了这忆苦思甜的关。在回家的路上，我手里托着蒸糕，边走边想，这旧社会还真是苦啊，顿顿都吃这玩意儿，那些上岁数的人能活过来赶上眼下的新社会，可真够皮实，肯定嗓子眼都给练粗了。

　回家见到爷爷，开口便问道：“你们在旧社会敢情就吃这样的饭呀？”爷爷看一眼蒸糕，想了想，小声对我说道：“我跟你说的话别到外面乱讲，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咱们村没听说在旧社会有谁家吃过这样的糕，就是喂牲口，不加点儿黑豆什么的，它都不爱吃，更别说人了。”

　“那当长工是不是就吃这个？”

　“别听他们放屁，请长工都要好吃好喝，还得给钱，不然谁给你干活？那时候家里没地的，就盼着麦秋大秋两季，不但能吃饱饭，还能挣到工钱。我快八十了，也吃过不少苦，可最艰难的就是六零年，吃大食堂，各家的锅都给砸了，全村饿死的人那就多了，要不是你爸爸当公社书记，给找点豆腐渣和麦麸子将就着，我也活不到今儿个。这些事心里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往外说，要不弄你个现行反革命，每天早起扫大街！”

　我似懂非懂，一脸困惑。旧社会都没人吃的东西，看来是不用真吃了，我先把蒸糕喂猫，老猫闻了一下便扬长而去；又拿去喂猪，猪还真有海纳百川的度量，一口便吞了下去。我当时就想，要不怎么人家能长那么胖呢，吃嘛都行，吃嘛嘛香，我是服了。

    四、侉老陈

    侉（读垮），是有口音的意思。河北省属北方方言区，但口音却五花八门，很是复杂。我生长在固安县城，因清代这里是驻防城，设有一名防守卫率领25名八旗兵丁驻守此地，旗兵偕家眷居城内，且经常调防，可能是受这些人的影响，这里居民的口音与北京相似。

　马庄离固安县城60华里，可口音却有明显差别，四声音值都不一样，与霸县口音更加接近。马庄人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的口音是天下正宗。所以马庄人即使长期出门在外，也大多乡音不改，我父亲在县城工作几十年，最后也是一口纯正的马庄腔。那时村里经常放广播，老乡们总说戏匣子（收音机）里的人说话侉。

　我刚来时，他们也说我侉，我不愿意听，就把口音改了。后来不少人奇怪，说：“你从外边长大，说话怎么不侉呢？”我心里说：“你说别人侉，其实你们才侉呢！”

　村北有户姓陈的人家，是举家从固安县城附近的农村迁来的，当家的不愿改口音，或者是改不了，所以全村人都叫他“侉老陈”。

　侉老陈四十多岁，人非常老实，不爱说话，一开口就有人学他的腔调，我听过他说话，感觉特别亲切。由于不能融入主流，所以他家非常受气，加上孩子多，劳力少，既不会搞邪门歪道，又没有亲戚接济，导致生活十分艰难。他家有土房两间，院墙也是用土坯垒成，院门是一道木头栅栏，窗棱上没有油漆，窗户上没有玻璃。按现在的标准，属于纯天然无污染的最佳生态环境。

　出与好奇，我到他家屋里去过一次，只见黄土地面没有一块砖，炕上连炕席都没有，全家六口只有一床破被子，屋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个水缸，东西胡乱堆在地上。这可算得上赤贫状态的极致，不可能再比他更穷。这情景至今仍不时在眼前晃悠，每每想起，总是挥之不去，百感交集。

    当时的民风确实淳朴，宁可自己受苦，也决不轻易求人。而且求人后就觉得低人一等，受人恩惠就要铭记在心的意识非常强烈。

　后院侯家家境十分清贫，老太太患有胃病，平时要喝热水，可唯一的一个暖壶又被打破，不得已到我家来借。她借壶时那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脸红耳赤，眼泪盈眶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其实一个竹套暖壶当时只卖两块多钱，可就是这两块多，就不得不让一个人低下高贵的头。

　原本说好等有钱买壶时就还，可很长时间也不见她还，见了我还经常有意回避。我向当时在我家小住的老姨提到这件事，老姨说：“千万不要去催要，咱又不缺这一个壶，就是缺也不能再要了，因为你要是这时去讨要还不如当时就不借呢。记住，不要看不起穷人，不是他们没本事，是这世道不让他们施展。等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这样，一直到我们搬回固安，这个暖壶也一直没再往回要，等于送给她了。但我却从中获得了一些如何做人的道理。

    五、三老太

    在家乡的方言里，老太太是指曾祖母。三老太是我爷爷的三婶，也是我们家族当时在世的辈分最高的老人。当时她已年过八十，满头白发，但身体很好，底气十足。她和我爷爷住在一个院子，自己两间房子，一明一暗。饭菜由我的大伯父和三伯父两家轮流送过来，衣服和铺盖也定期由两家换洗，所以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她对包括我爷爷在内的我们全家人都很不友好，对我们这些孩子更是从不拿正眼看。她每天无所事事，大多数时间都坐在门槛上发表演讲，慷慨激昂，自说自话。我开始很是好奇，经常驻足静听。

　她演讲的主要议题有二：一是对合作化十分不满，她总是在讲：“没入社那会儿，我有仨么（三个的意思）大苇坑呢，要不是入社，这柴火，我烧的了吗，啊？你说我烧得了吗？”第二个议题就是他儿子的失踪。我老祖（曾祖父）兄弟三人，家境殷实，却人丁不旺，中年以后仍都没有子嗣。后来老哥几个商量，从离马庄一里距离的东庄朱家抱来一子，这就是我的爷爷。

　朱家世代赤贫，靠给人当长工、打短工过活，但人丁兴旺，尤多男孩，且个个聪明伶俐，相貌堂堂。我爷爷是朱家第四个儿子，当时只有一个月大，抱来邸家后，起名曰邸昆，全家人对他视作己出，呵护备至。为光大家业，邸家不惜金钱进行智力投资，送他上了六年私塾。他的确也心有灵犀，不负众望，写得一笔好字，并擅长珠算；又为他娶亲成家，以继承邸家香火，新娘是独流村一家老表亲的女儿。

　我爷爷顶门立户，经营有方，使邸家成为本村最富裕的人家之一；并很快就生了一女四子，使一个已经断子绝孙的家庭又重新兴旺起来。在我爷爷已结婚生子后，三老祖突然老年得子，名邸安。夫妇二人对儿子百般溺爱，疼爱有加。可不久，三老祖去世，三老太太守着他自己的独苗过活，艰辛度日，其境遇和心情可想而知。

　我爷爷好闯荡，擅经商，隔几年就外出一次，到过新疆和东北，并越境到苏联倒腾过皮货，因而赚了不少钱。三老太太见有利可图，也为让自己孩子长出息，有一次非要我爷爷带上邸安同行。此时邸安还不到二十岁，我爷爷以“他年龄太小，外面太乱”为由婉拒。但三老太决心已定，邸安也跃跃欲试，我爷爷不好再推辞，便偕他一起去了新疆。

　据我爷爷讲，原本说好一切都要听我爷爷安排，但邸安从小受宠，不听调度，有一次非要单独行动，兄弟就此走散。我爷爷寻找月余无果，以为他已经先行回乡，便放下生意，提前打道回府。等回家一看，邸安根本就没有回来。从此，此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直到当时已过去近四十年，但仍然未有他的消息。我爷爷深感内疚，便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赡养其婶母的责任。

　此前，我爷爷已为他在邸家的爷爷、父母、二叔二婶和三叔养老送终，全村的人都夸他是个大孝子，说这个养子可没白养。

    自从邸安走失以后，我三老太从此就变得神神叨叨，动辄向我爷爷讨要儿子。此时，她坐在门槛之上，对着我爷爷房子的方向高声叫喊：“你把我儿子弄到哪去了？我看就是你把他给害了！你说他自个跑丢了，你怎么就丢不了你自个呀？我们老邸家千顷地一棵苗，就这么着让你这外姓人给拔了！”说着说着，便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我在她跟前站着，她似乎视而不见，并没有因有人聆听而提高嗓门；没有人时，她也是用同样的声调在自问自答，一点儿也不在乎是否有听众。因为她的这些故事喋喋不休地讲了几十年，大家耳朵都听得起了茧子。

　我长大后，越来越能体味三老太内心的痛苦，那种对骨肉的惦念与期待，那种无人可诉的悲情，足以使一个人精神崩溃。而每天念叨念叨，也是生命力的一种宣泄，是内心痛苦的必要排遣吧。正因为有此项健身运动，老太太尽管在精神上遭受如此煎熬，身体却极为健康。

　一次，她住的房子的吊顶整个塌下，把她砸在炕上，一层厚厚的白灰把他埋在下面，我三伯半天才把她刨出来，但她竟安然无恙，一顿仍能吃一个玉米饼子，喝一大碗糁子粥。又数年后，这位邸家近百年兴衰的见证人以88岁高龄寿终正寝，我爷爷以84岁高龄为她打幡送葬，也算是完成了他作为邸家继承人的最后使命。

    从个人私德和继承香火的角度言之，我爷爷确实是值得称道，功不可没。他相貌堂堂，身材匀称，浓眉大眼，五官端正；长髯飘洒，很有风度；终年穿旧式衣服，头戴旧式帽盔儿，干净合体；手执犁杖，步履稳健。他洁身自好，毫无恶习，从风采方面考察，他的四个儿子没有一个能与他相媲美，我总想可能是我那早逝的奶奶相貌可能比较丑的缘故。

　一个家族的生育能力是有遗传性的，他的四个儿子，家家人丁兴旺，儿女俱全。他膝下共有九个孙子，九个孙女，晚年可谓含饴弄孙，其乐融融。一个大家族的家长，必须有自己的威信，而威信又需要靠自己的表现和业绩来建立。我爷爷当时很有些威信，整日不苟言笑，养尊处优。在外人面前，他十分客气，彬彬有礼，但在家族内却是绝对权威，一贯正确，想骂谁就骂谁，想训谁就训谁。

　他有一套一套的家规，什么吃不言，睡不语；什么坐如钟，立如松；什么老邸家的人，都要孝敬长辈，疼妻爱子；不许抽烟，不喝大酒。但就我观察，他并没有像他养父培养他那样舍得投入，只让孩子们略识文字便辍学劳动。尤其是不重感情投资，所有孩子精神上都与他很是疏远。所以他的家规并不很灵，我的大伯就是既抽烟又喝酒还嗜赌的败家子。

　大伯名丙辰，五官端正，浓眉大眼，身材挺拔，口齿伶俐，就是好吃懒做，抽烟喝酒，尤好赌钱。而且是一赌准输，越输越赌，人送外号曰“老送”。

　他有两次壮举，全村人都耳熟能详。一次是因不愿种地，便到霸县城里谋了个警察的差事，可不长时间就捎回话，让老爹赶紧去救他。我爷爷赶到霸县，原来是他那宝贝儿子借债赌钱，一个小队的人都是他的债主，粗略一算，把家里的房子地都卖了也还不清。我爷爷没有办法，便住下来和所有债主开赌，将所有赌债都捞了回来，最后把儿子也带回家，这场危机才得以度过。

　二是在解放前夕，我爷爷从东北挣回一笔钱，换成银圆有一口袋，原准备再置办些土地，但考虑到兵荒马乱，再看看动静再说，便在一天晚上把这些钱埋在了坟地里。不久马庄解放，形势稳定。且有风声说要土改，所以精明的人家纷纷低价出售土地，我爷爷便决定用这笔钱购置土地。可到坟地里一看，钱早就不翼而飞，分文未剩。不用多想，肯定是我大伯干的。到家一审，果然是他。

　原来那天晚上，他悄悄跟在我爷爷身后，等老爹埋完走后，他马上就把钱刨出来拿去豪赌，很快就输得精光。我爷爷此时也只有发火跺脚的份，真是苍凉气短，无可奈何。可没想到不久土改开始，要是不输这钱，这地主帽子是戴定了。

　从我爷爷的言行考察，他根本就没有将子孙培养成材的愿望和眼光，甚至是毫无奢求，只要当面听从于他，就是好宝贝儿，不听话就不待见，不给好脸。我是他的孙子里的一个特例，一方面他认为我脑袋好使，长得精神，经常夸我说：“要说长相，永君是没挑（无可挑剔的意思）。”但我不时流露出的对他那不甚恭敬的态度，经常不附和他而使他扫兴的言行，使得他并不喜欢我。

　他属于知足长乐的典型，曾多次自夸道：“咱们老邸家祖上积德，这么一大家子几十口子，没聋子没瞎子，没瘸子没拐子，没呆子没傻子，没疤瘌没麻子，我很知足了。”我当时就质疑说：“这有什么可骄傲的，这不是最起码的吗？”他立即火冒三丈，开口便斥责我道：“你知道个屁！”

　他有不少银圆，当时称作“袁大头”。逢年过节拜年时给这个一块，给那个一块，以作为对那些他认为听话的晚辈的奖赏。但从来就没给过我，我也没提出过要。以致我后来有了一个银圆情结，收集各种图案的真假银圆上百块，以填补当时心理的不平衡。这是后话。

    由于过分摆谱，所以后辈多对他敬而远之。他自我感觉绝对良好，有几件事他总挂在嘴边上，一是他顶门立户，为一大堆老人养老送终；二是他广结善缘，照顾邻里，使我们家没定成地主富农。土改之前，由于长年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全村没几家的日子好过，我家当时有良田40亩，已是有名的富户。可哥几个除我三伯外都属懒蛋，没人愿意干农活，所以长年请南院邻居范奎帮工。范奎家世代清贫，没有土地，但家风忠厚，本人为人老实，我爷爷待他也很好。平时好吃好喝，年节还开些工钱。所以尽管终年劳作，却对我爷爷感恩戴德。

　土改开始，规定只要雇长工者，至少要定富农。工作队多次找范奎谈话，启发他的阶级觉悟，让他承认是我爷爷雇他。范奎却根据我爷爷给他定的口径，咬定为我家干活是为朋友帮忙，分文不收，不算长工。工作队最终黔驴技穷，将我家成份定为中农。

　所以我爷爷总说，不要忘了人家老范奎，他可是咱家的恩人，要不是他，咱家可就惨了。这还不都是因为我平时待他好，好人得好报。跟我学着点儿，等你们长大了，对别人特别是对手下人一定要宽厚啊！

　现在想来，我家没混成富农是我大伯和老范奎两个人的功劳，只夸他不夸我大伯，真是埋没功臣也。史事轮回，九十年代，弟弟志军自办企业，现已有家产数千万，而最早任其驱驰者正是范奎之长门长孙万忠。万忠之母因生他时难产，于当天去世。他是吃百家奶长大的苦命孩子。但长得高大健壮，忠心耿耿，备受信任；还娶了我大伯的小女儿为妻，也算是善有善报吧。

    六、革命者

    我当时最佩服的是那些参加革命的英雄人物，对我爷爷总唠叨的这些事不感兴趣，觉得不值一提。

　有一次，我问他，你有文化，又能干，（老家的人不会说“您”）为什么不参加革命？我爷爷瞪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没看见咱这一大家子吗？老少几十口子人都要靠我养活，我要是去玩命，都得给饿死，哪还有你这小兔崽子！”

　我心里想，我是小兔崽子，那你不就成老兔子了吗？但当时没敢出口，就又问道：“我二伯和我爸爸怎么参加革命了？”

　我爷爷撇着嘴嘿嘿一乐说道：你问问他们自个就知道了。我二伯1942年参加八路军，解放后授衔大尉，后转业去新疆，当过处长，算是老革命了。后来他回家探亲，我就发问道：“你当时为什么参加革命，怎么有那么高的觉悟？”

　我二伯倒也实在，说道：“那年你爷爷为了省钱，把长工给辞了，叫我们哥几个来，吩咐说以后这40亩地就让我们哥几个自个分着种了。当时你爸爸还小，又受宠，肯定不干活；你大伯听了没说什么，第二天就跑到霸县找了个警察干；我想他跑了，那就剩我和你三伯俩人了，还不给我累死？当时我正住在瓜棚里看瓜，就和村里最好的两个朋友商量，最后决定去投八路。当时牛驼（离马庄30里）住着八路一个营，我们仨天没亮就去了牛驼，就这样算是参加了革命。后来所有的地都让你三伯种了，他可是个老实人，可是到现在最受累最吃苦的也是他。”

　“后来呢？”

　“结果第二天就赶上鬼子扫荡，我们急忙转移，走着走着，咱村跟我一块堆儿投八路仨人中的一个“扑通”一声倒在我眼巴前，一看脑袋上中了一颗流弹，就这样成了烈士。另外一个后来嫌当八路苦，就去投了白脖儿（就是伪军，因为领章是白的，俗称白脖儿）。这可犯了大忌，算是叛徒，后来让八路逮着，在咱村北的大场上用铡刀给铡了。”

　“那你怎么那么坚定？”

　“我念过书，所以没几天就当上了司务长，饿着谁也饿不着咱呐，也不用上前线，没什么危险，这地更是不用种了，所以越干越来劲。现在想来，我这人算是福大命也大。”

　后来我又问我父亲参加革命的原由，他避而不答。

　一直等到我考上博士生那年的暑假，他得心梗住院我陪床，又问起此事，他才跟我说了实情。我父亲在家最小，一直深受父母溺爱。当时我爷爷只要觉得家里的饭不好吃，就去下馆子，而且一定要带上我父亲。所以我父亲在他们哥几个里脾气最大，毛病最多，忍性也最差。

　可天有不测风云，在他13岁时，奶奶去世，不久爷爷就续了弦，后奶奶比他小10岁，是东庄一家地主家的主妇，丈夫早逝，一直孀居。进门后，很得我爷爷宠爱。自从后奶奶进了门，我父亲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但由于娇纵日久，一直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终于在一次与后奶奶犟嘴之后，被我爷爷痛骂一顿，并让他滚蛋，越远越好。

　我爸爸长这么大从没听过这样的话，当时就冲出家门，跑到离马庄八里远的屈家营我大姑家长住。我大姑比我父亲大18岁，非常体贴人，尤其对这位幼弟更是疼爱有加。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爷爷有些悔意，便打发我大伯去接我父亲回来。回来后，我父亲抵触情绪丝毫不减，整天阴阳怪气，牢骚满腹。

　一天晚饭后，我父亲长太息曰：“可怜啊，我可是没娘的孩儿了！”我大伯也在一旁推波助澜曰：“你没娘，谁有娘啊？”终于致使我爷爷恼羞成怒，抬手便打了我父亲，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挨打。当夜他便又跑回我大姑家，并和我姑父的弟弟（名贾汉民，我父亲高小时同班同学，后任解放军总政群工部长）商量一起去参加了县大队。当年，他只有15岁。这就是我父亲投身革命的真实过程。

    我爷爷的确是有德有福之人。当时他两个儿子在身边给他拨工分（分粮食和蔬菜瓜果要折工分），两个儿子在外边工作，每月给他养老费，还有一大帮孙子孙女供他指使，以及后老伴儿伺候着，每顿必饮一小杯白酒，一天必泡三壶茶，顿顿细粮，天天有肉，都是自己炖的坛子肉，味道鲜美，令人垂涎。他的生活满意度很高，加之能够随遇而安，懂得修身养性，所以得以活到89岁无疾而终，葬礼也搞得十分隆重，送葬队伍浩浩荡荡，村里的人都称道不已。

    两年的农村生活，使我近距离地观察了底层民众的真实状况，产生了不少幼稚的想法，主要就是对当时宣传机器表现出的对正面报道的无限拔高和对阴暗面的刻意掩饰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怀疑。

　时至今日，我已深切地认识到，当时的文人们已经不是“曲学阿世”，而是在“谎言欺世”。

　好在我晚生几十年，不然这良心的谴责，就足以令我不得安生。

　而那些整日靠造谎而活到今天的前辈们不少人仍坚持着“光荣传统”而潇洒地活着，我只能佩服他们那脸皮之厚重与胸襟之博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