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反运动中的蒙冤者

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镇反运动中错杀的国民党将领平凡录，大意是说：[zt}镇反运动缘起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 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例如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解放前夕，罗广瀛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八十年代罗被平反。

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 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 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zt]

转贴中：“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的说法，有很大的漏洞。本文所说的蒙冤者，我的姑父周德藩先生，属于第二类情况，但是，至今也没有讨到“平反”的说法。

周德藩先生，湖南沅江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后，在国民党军统机构华北战地督导团，任教官。一九三五年，在开封高中担任学生军事训导教官的时候，经人介绍，与我的二姑王环曾相识，在王家老一辈的反对和阻挠中，恋爱结婚。

抗战爆发后，二姑伉俪随军一路西迁至洛阳。当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编练专员兼洛阳地区行政监督专员的少将赵理君，是周姑丈黄埔军校的同期校友，正在追求丧偶寡居的大姑王璞曾（这段惨烈的故事放到以后再写），校友同僚准连襟，与公于私两人过往甚密。1942年，赵因军统中统两派系的争斗**，被就地正法。

赵之死，对周姑丈的触动很大，抗战胜利后，周姑丈带着姑妈和表姐敬宜汝丹，解甲归田，回到湖南沅江，做起了寓公。1951年春天，镇反运动开始不久，此时二姑身怀六甲，有一天晚上，农会干部来到家里叫走周姑丈，说是要开会，这一开会，就是一夜未归。第二天一早，农会派人来通知，周德藩罪大恶极，已被镇压。一个因厌倦了争斗而远离是非漩涡的前国民党军官，最终也没有逃脱蒙冤受死的悲惨命运。

**随着军统势力的扩大，戴笠与国民党各派的斗争更加激烈了。1942年戴“擅权嗜杀”孔派门人林世良和C.C系逼杀戴之心腹赵理君就是当时斗争的缩影。

林世良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自恃是为皇亲国戚孔祥熙家族敛财聚富，大搞走私贩运，发国难财。林世良与孔家二小姐情投意合，已发展到论嫁议娶的地步。戴也想借此打击孔祥熙。孔、戴之间原无大矛盾，但抗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孔、宋矛盾激化，波及到孔、戴。二是围绕财政部缉私处的争夺，戴对孔恶感颇深。孔认为，缉私问题，事涉征税补税，应由财政部海关署统一检查。戴则认为，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尤其军人走私，财政部无权也无力加以制止。蒋命戴为处长，受孔节制，以此摆平双方。三是围绕滇缅公路的走私贩运，双方矛盾发展到顶点。

戴笠加强滇缅一路的缉私力量，尤其注意林世良的活动。军统昆明运输统制局监察查获林受贿150万元，假中信局之名，帮助私营“大成公司”走私漏税。戴立即下令将大成从仰光购买的3000万元货物扣押，并追寻根源，查了个水落石出。戴向蒋报告林打着中央信托局的旗号，勾结私商走私大宗违禁货物，扰乱战时经济、破坏抗战大局，并罗列其他大量违法活动，以激怒蒋介石，蒋批“立予枪决”。在文件未到戴手上之前，他先通过内线得到消息，连夜立斩林世良。孔虽然全力营救，但为时已晚。蒋决定改变主意时，也发现已中了戴的圈套。

赵理君本是军统著名杀手，心狠手辣，经常滥杀无辜、胡作非为。中统C.C特务有计划地把赵理君的所作所为拍成照片，搜集整理成揭发材料，控告赵。赵对C.C痛恨到极点，竟然抓了五个C.C特务，并把他们扔进枯井，活埋了。C.C分子认为这是戴笠亲自主持的。陈立夫亲自去找蒋告状。蒋把戴找来，又是打、又是骂，命他回去迅速查办。戴笠虽然宠爱赵理君，但到了这份儿上，也无法袒护，只得下令枪决赵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