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赵
（本文曾刊香港《明报》1989.11.27）
中国已10年改革，1984年转入城市阶段，似为形势变化之一转折点。
其后即主动渐失，而经济形势转形恶化。愚见以为，盖与胡耀邦、赵紫阳二位主持决策者，失察于中国之国情，偏向经济急剧全面私有化、意识形态自由化之政策有关。
真诚有余老练不足
一接近胡公者曾告我，故辞世前数日她前往探视，胡公尝自省曰：“平生真诚有余，老练不足。”此可视为自知之论。忆胡初就位时（1982年），我亦曾与他有一谈之缘。多年来，乃一直细察胡公任教轨迹。
盖胡公任政有清廉声望，又果于任事与决断。为政大刀阔斧，失误能改。好读书。亦乐采进言——虽然有时缺乏客观清醒冷静之判断。
其政绩，主要在“文革”之拨乱反政，平反政治冤案，以及鼓励文艺方面，故知识界口啤颇高。
然其为政虽能纵横卑阖，却不善于把握平衡。对中国国情、政情、人情之复杂，更常失其审慎。加以崇尚浮夸，奖誉清谈。有时朝令夕改，朝三暮四。
有时更信口放言，偏离实际。如倡导国人以高消费生产者。又倡导国人改变饮食结构，变食粮为吃肉为主，语近晋惠帝。故1984年以后，失政渐多，遂终难免一朝嗟跌。
赵前期治蜀，实事求是，雷厉风行。使10年动乱残败之乡，一时梁肉满川。故时蜀人有“要吃粮，找紫阳”之誉。
然而后来柄国大政，则误被志在“全盘西化”之精谈派所导，尝不顾中国工业化基础示厚之实际，反而倡导追踪所谓世界观“第三次新浪潮湿”。后期尤失审于中国之特殊国情，经济方针好大喜功，过于急功近利。
先是采纳不合中国国情之新自由主义，实行巨额赤字与通货膨胀政策，希求刺激经济高速度发展。遂超发货币、奖金，刺激需求膨胀，国民分配增长猛超生产增长率。短期固然形成消费市场表面之繁荣，却已伤筋动骨，贻害经济大本。
于1985年后经济结构渐形紊乱，基础部门动摇，企业积累虚耗，固定资产更新滞缓。
财经政策前后相反
1987年后通胀失控转为恶性，于是乃有1988年夏全国抢购风潮，酿成重大危机（近重读其1980年初的财经报告，明智谨慎，所述政策方针与其后期采纳者恰相反。若能坚持贯彻之，中国经济发展或会稍慢，但必不致陷入后来之困境）。
而当经济严重失控之后，不图暂作后退以安定局面，更采纳“智囊”所献之“闯关论”，进而纵横之士乃以“价格改革”巧说掩饰恶性通胀，反责百姓“吃肉骂娘”。
加以1985年期，国家已纲驰荡，社会公德失所。上下交相征利，人间声色犬马。更加黄潮涌泛，期文扫地。知识贬值勤，廉士羞涩。游谈无根之论勃兴于文坛，投机赌博之风大盛于四方，舆论界则大噪“腐败难免”、“争权夺利合理”之论。国人之拜金与势利情态日炽，风气竟有似于欧洲17世纪施行重商主义政策之时代。
凡以上诸端，熟谙中外历史者，皆知其为治国之大忌（不信可读《资金通鉴》与《法国革命史》。故1986年后，社会已渐人心动摇。1987年后，更民怨载道。然而仍欲以所谓“对话”巧饰太平，不知国难已迫眉睫也。
结果终失1985年前后改革发展之大好主动局面，反陷中国于1989年危困之局。
利近害远终非善政
总观赵氏之为政，虽在多方面勇于开拓，亦有建树。但诸我政令，厥失远谋，而遗害未来。古人论政云：为政杂利杂害，而利近害远者，则终非善政也。
然而平心而论，胡、赵皆受命于10年动乱甫定，国家多难之际；为中国改革进步，亦尝力排众议，宵眠夜旰，奉心尽力。10年间中国面貌大变，虽有深刻危机，亦获空前繁荣。且民智渐开，民生活跃，二公尝有功焉。
察其前撤，二公皆失于审时度势、瞻前顾后。既因局面所限，亦为理论薄弱，难免摸石过河，厥不能善始善终。虽一朝蹉跌，但民心怀思。令人痛之，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