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唯一获得美国四所国家科学院院士头衔的华裔学者——国际知名美籍科学家钱煦教授，上月以‘李光耀卓越访问学者’身份，在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进行访问和主持公开讲座。
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家庭、事业，评价美国、台湾、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的科研现况。
全世界唯一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学院、国家医学院以及国家艺术和自然科学院四大院士头衔的华裔学者钱煦教授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名生物医学家对美国、台湾、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的科学研究状况有宏观的认识，近年经常受邀到新加坡，为大学的研究项目提供咨询。
钱煦教授受访时，认为新加坡近年的学术发展有着“惊人”的进步；台湾的科研也有显著的进步，但近年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发展稍受影响。中国大陆科研经费每年以20%增长率提升，四年内加倍，将快速追赶。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竞选时虽然曾作出科学研究经费10年加倍的承诺，但这只相当于每年5.5%，而且由于最近的经济危机，能不能实现诺言还有待观察。钱煦教授认为美国政府如果不能持续大力支持科研，不到10年，美国科技的领先地位将被其他国家超越。
● 记者 ● 钱煦教授
● 钱教授，这几年你常到新加坡来，你对新加坡的科研状况，觉得怎样？
● 我觉得新加坡这几年的学术发展，有着惊人的进步。
● 你用“惊人”这两个字。怎么说呢？
● 的确是这样。这次我到国大和南洋理工大学的生物医学部门参观，看到实验室里面的研究设备、教授和学生的素质和研究的成果，都非常好。研究设备很先进，是美国很多大学没有的；研究经费很宽裕，也是美国很多大学没有的。我发现新加坡的大学请了世界各地优秀的研究人员，济济一堂，就像美国从前那样，非常开放。学生在我演讲后的提问很恰当，让我感到他们学习的热忱，这是值得为新加坡庆贺的。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年轻人的素质最重要。
最近几年我经常到新加坡，每次都看到新加坡面貌不同。现在还是处处有起重机，处处在施工。新加坡不停在变，这绝对是个欣欣向荣的地方，非常可喜。
新加坡发展科技的优势在当政者非常了解科技，和美国内阁和参众议员比较，新加坡的部长和国会议员更多是学科技出身，这是新加坡的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优势上有更好发展。
我觉得这里的研究项目似乎比较多是从上而下，有规划性的政府主导。而让研究员从下而上，发挥自由想象力、主创性的研究项目也有，但似乎比较少。新加坡在这方面也许可以稍作调整。
新加坡政府以财力和人力支持科研的态度，是最让科研人员欣喜的。2006年1月，你们政府以五年内拨款新币50亿元开动了“国家研究基金（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今年初还有一项给年轻初级教授，每人高达150万元美元（新币228万元）经费的研究员计划。这个资助量很可观、很正面，在美国也很少有。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朋友也在申请主持一项大型研究计划，据说申请成功，他必须承诺在新加坡工作最少九个月，这个要求合理，这也解决了很多研究员申请了研究经费，却像票友那样，不常见人影的问题。
本来，小国不容易吸引高素质人才，但在新加坡政府慷慨而宽裕的研究经费下，新加坡大学每院每系都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这是个良性循环，人以类聚，优秀的人集中在一起，会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尤其是三四十岁的年轻教授、研究员，他们会认为“到新加坡去工作几年，对自己未来发展有帮助，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这样就成功了。
● 如果你现在是个三十几岁的年轻教授，你肯到新加坡来吗？
● 我绝对会考虑。这的确是个很exciting（指令人兴奋）的地方。我认为新加坡现在走生物医药研究的路是正确的。当然，这方面研究的回收，没有电子工业的快。
● 你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台湾的研究情况又怎样？
● 我自1976年被选为台湾中研院的院士，每两年一次的院士会议，从不缺席。1987年初至1988年中，我回台湾一年半，为中研院建立了“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那时候吴大猷教授任院长，他很支持。当时台湾的研究氛围很好。
学术研究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太密切了。政治不稳定，经济不发展，科技当然不行。新加坡的学术发展这几年做得好，主要是因为政治稳定，经济蓬勃，政府放了很多钱在科技研究方面。科研做得好，社会进步，人民受益。
台湾的学术发展，显然受到政治和经济发展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的经济发展促进了科学进步；但后来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层次，年轻人都要赚快钱，无法安心下来、刻苦做科研。那是经济太发达的副作用。最近几年，又受到政治影响，但是青年学子很努力，很愿意奋斗。虽然台湾的研究还没有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但的确在努力攻研。
● 什么原因呢？
● 要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一定要有创新性。有些研究做得很好，却没有突破。台湾政府有个五年拨款台币500亿（约22亿6000万新元），争取让台湾几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前百大的计划。虽然排名的标准不是绝对可靠，但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台湾研究员的论文不少，但创新性还可加强，影响力可以增进。
● 这跟东方教育重视传承，不重视标新立异有关吗？
● 也许有关系。现在的问题就在创新。不能只在人家的东西上面加一点，这种渐增是不够的，做得好也没有太大影响。另外，需要中层领导人带动学生，指出新方向。可惜，四五十岁做得好的人不容易找，台湾需要这阶层的人才。新加坡也在这方面努力，聘到不少人才。不过，话说回来，台湾现在的研究工作，的确做得比从前好，但政府支持的力度须增强。和亚洲国家相比，美国的情况很不好，让我忧心忡忡。
美国要不再努力，再过10年，科技世界的领头羊地位是保不住的。中国大陆的研究经费以每年20%的增长率增加，四年就加倍。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说研究经费10年要加倍，但这只是每年增加5.5%的速度。而且，这只是他的目标，在目前经济危机下能不能做到，还不能预测。中国研究经费每四年加倍，很快就会追上来，世界强国的地位也很快变更。60年前世界科学领袖是英国和德国，连美国人也要去英国和德国留学。后来，美国人吸收了外来人才，才能在很短的时间超越领先。新加坡正在学美国大量吸收外来人才。美国这几年缓慢下来，我想，不到10年，美国的领先地位会被赶上，甚至被超越。
● 中国大陆学生的情况怎样？
● 现在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学生很多，相对来说，台湾学生现在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少了很多，大陆学生绝大部分是好的。去年8月，台湾办了一个亚洲科学营，大陆的学生来了很多，他们很热情，学习的热忱很高，有些学生到现在还和我有联系。
● 从事教育这么多年，感觉怎样？
● 我感觉自己很幸运，有机会看着年轻的学生成长，看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让我很满意。在教育过程中，我不断和年轻人来往，他们很多创新想法，刺激了我，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多学生后来都做了我的朋友。
钱煦教授：一次“后悔”改变了我
一次“后悔”，改变了钱煦教授的个性，使他从此愿意开口发表意见。
他认为在学习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和学习书本知识，进实验室做实验探索，至少同样重要。
● 钱教授你身为名人之子，从小是生活在压力底下吗？
● 没有。我很感恩，父母对我并没有过高的期望，并没有给我一个绝对的标准。他们只希望我能做好能力范围内的事，只要求我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我因此认为了解自己的能力很重要；了解自己的潜力，尽量朝着那个方向、那个水平去做。如果了解自己不够，标准设得太低，会因为没有真正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感到失望。标准设得太高，也会因为自己根本达不到那样的要求而感到失望。
中国人常说“知己知彼”，我认为在学校学习，很重要一点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了自己，才知道自己应该做到怎样的水平，这样一辈子才容易快乐。认识了，才能跳出自己，接受别人的批评，客观看自己。
● 你从小就发现自己的强项吗？
● 很小我就发现自己的数学很好。小学数学课业，我很快就做出来了。我的音乐就不行，唱歌老是走音。
● 你的数学天赋受家庭的影响吗？
● 有的。父亲是科学家，研究有机化学，数学能力很强。母亲在私塾受教育，没学过数学，可是人很聪明。他们两人的性格很不同，父亲虽是大学校长，平日却沉默寡言。母亲则喜欢与人交往，参加聚会，她经常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很快就能和人熟络起来。我的个性可说是他们两人的结晶，小时候我很害羞，不喜欢讲话，很像父亲；后来我突然开了“说话”窍，像起母亲来了。
● 什么原因呢？
● 前两天，我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谈话，一名学生问起我这一生人，有什么事让我“后悔”过。我告诉他们：“有。”这件后悔的事，还改变了我的个性。
我到27岁读完博士的时候还很害羞，不爱讲话。有一次，一位教授退休，在欢送会上，每个人都对他的贡献、他的帮助，说了感激的话。这位教授对我很好，我应该站起来表扬他、感激他；可是我始终沉默无语。那天晚上，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告诉南大学生，这是我一生人很少有的“后悔”；我在那个场合，面对那样的人群，却没有把我该讲的话讲出来，这使我终生遗憾。后来，我虽然还是对这位教授讲了我感激他的话，可是时过境迁，我后来对他说的话，已经不能达到应该有的效应。
没想到这个遗憾，竟然彻底改变了我。从前我绝不轻易发言，后来我在任何场合，碰到应该讲话的时机，我绝不错过。我竟然就从那一刻开始，启动了母亲遗传给我的“说话”窍门，变得愿意讲话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有很多潜力，必须发挥出来。那次“遗憾”成了我生命的转机，让我认识了自己；就是通过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检讨，来了解自己，发挥自己。
钱煦教授 小档案
● 现年77岁；
●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 是全世界唯一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学院、国家医学院、国家艺术和自然科学院院士头衔的华裔学者。
四大院士“大满贯”是美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全美国仅六人享有此殊荣。
● 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医学院，1948年全家迁往台湾，在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赴美深造，获哥伦比亚大学生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 1988年转往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是该校生物工程系和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创始人，现任该校惠特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院院长。
钱煦教授视父亲为完人
钱煦教授生长在世界“最牛”的华人家庭，一门三代都是俊杰。他的父亲钱思亮教授曾任台湾大学校长19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3年。
钱思亮被誉为台大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在任期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树立了“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权威。他为人温和、诚恳、儒雅的气质，也为台湾大学营造了雍容大度的台大文化。他44岁出任台大校长，是迄今台大最年轻的校长。
钱煦教授记忆中的父亲，公私分明，他说：“父亲做事，有时分得实在太清楚了。他连办公室的一支回形针也不带回家。他认真、有恒、坚忍、俭朴、谦恭和好学，是我心目中的完人。”
根据钱纯、钱煦、钱复三兄弟今年2月为父亲百龄冥诞出版的纪念文集《永恒的怀念—钱思亮先生》，钱思亮的秘书陶英惠忆述：“钱（思亮）先生为人清廉，有口皆碑。据我所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特别费为每月新台币2万4000元，他可按照规定领回半数，即1万2000元；另外半数也可检据报销。但他担任院长 13年多，从未领用过分文。
“1983年，他劳瘁过度，入住台大医院治疗，我们加请了一名特别护士照顾他。特别护士的薪金以时计算，每天台币3600元，每月即需台币10万8000元。研究院同仁深知他清廉自守，没有余费，在他住院不久，先将其上年度剩余的特别费4万元送到医院备用。当他获悉这4万元不是他的薪水，而是特别费时，即令送去的人原封带回，绝不愿因为生病住院而坏了他的‘规矩’。
“钱先生住院近3个月，费用浩繁，台大医院深知老校长并非富有的人，恐无法负担，在他逝世后，决定免收，以示对老校长的感念。这是台大医院从来没有，以后也不大可能再有的事。”
钱思亮要知道台湾领导人曾是如何诈领国务机要费，钱煦说：“父亲一定会非常非常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