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在江湖挨刀”后的漫谈
晚兄在一文中谈了吴京华的案件,震撼华人界,也引来海外华人的反思。类似的事件在国内教育界也频繁发生,下面引几则媒体最近的报道。10月4日山西朔州23岁教师郝旭东被学生李某捅死在教室;10月21日,浙江缙云31岁女教师潘伟仙被学生丁某掐死在家访途中;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43岁教授程春明被学生付某用菜刀砍死在讲台上。在非教育界,这样的事件就更多了。与吴京华的案件相比,“科技含量”要低得多,没有用专门的杀人武器——枪械作案,而是用刀,甚至更“低级”地就直接用手作案,然而都同样血腥,且起因都有一定的类似性,即在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豁出去了”,选择非法暴力同归于尽。
缺乏对生命的 “珍惜和爱护”,这样的“文化”古已有之,并不是从毛时代才开始的,殉葬和灭族的“传统”曾延续了几千年。直到现在,还“遗风尚存”。不珍惜别人的生命,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据说粗略的数字是,中国每年大约有30万人自杀,是车祸死亡人数的三倍。
缺乏对法制的敬畏之心,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对公共正义不予信任,对通过法律伸张正义缺乏信仰,而倾向于以私刑解决问题,走江湖中“快意恩仇”的那条路,这正是中国武侠小说和美国西部片反复描述、且“深入人心”的情景。政法大学学生的犯罪行为,就发生在培养法律人才的领地,除了说明对法制缺乏敬畏之外,也表现了教育的失败。
缺乏平等的权利意识,只要手上有那么一点点权或势,就将情不自禁地施之于人,干预别人的行为,甚至为自己取得利益。不仅有严重的官本位,还延伸到了“师本位”、“父本位”、“兄本位”、“雇主本位”等等,就算是个售货员,在可能的情况下对顾客也要耍耍小威风,绝没有蹲下来才对小孩说话的理性,结果是人为地制造出了大量矛盾,破坏人们对公共正义的信心。
缺乏及时解决小问题的工作机制,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萌芽状态的冲突在有条件时不去化解,等到积重,则已难返,许多呈现对抗性的“群体事件”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对此有亲身体验。
缺乏心理疏通和情感宣泄的渠道。心理学只是近20年来才渐渐被承认,心理咨询和心理疾病的治疗体系基本上还是空白。那些因种种原因导致处于 “实在想不开”状态的人,没有谁去帮他解开心里的死结,于是只能“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本来的制度设计中,做思想工作是党组织的职责,理想的情况是,人们有问题应该找党组织化解,事实上这一项功能因缺乏互信基本上消失了。教会里的牧师、神父在解决人们心理问题上起的作用更大一些。
求索
200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4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