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政治强奸”
1938年夏，高中第一学年结束了，从暑假开始要接受三个月的集中军事训练。以往是全省这一届的高中学生到省城西安去受训，我们这一届改为分区举行。榆林是一个区，集训队就设在我们学校。参加的学校是榆林中学、榆林女师、工业学校和绥德师范四个学校。名义上是集训大队，实际上只有一个中队。大队长是行政专员富文，训导长是22军政治部的上校秘书梁扬曾。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都是22军的校级军官。班长是抽调22军的连排长来担任。军训很正规，据说是要按军官学校的新生训练来要求我们。训练科目分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是在大礼堂里上大课。术科主要的是在操场上按《步兵操典》操练，每周还有一次“打野外”，就是出城到野外进行作战训练。
我们最难适应的是那种紧张。最紧张的时刻是起床、吃饭和夜间的紧急集合。
从起床到集合早操总共只有10分钟的时间，要整理内务和穿戴整齐。整理内务要求被子按规定尺寸迭得有楞有角，要用尺子量，夹板夹得方方正正，床单铺得不能有一丝儿皱纹。穿戴整齐的最大困难是打绑腿，绑腿要打得均匀整齐，如果打得松松垮垮，一活动就散了，打得太紧自己受不了，是个极仔细的技术活儿，却不给充分的时间。每天是起床号一响，宿舍里就乱作一团，每个人的动作都像卓别林演《摩登时代》的快速动作那样，快得喘不过气来。刚开始的时候，笑话百出，你撞了我，我踹了他，结错了扣子，忘了穿袜子……但是顾不得争吵，也顾不得发笑。集合号一响，就要立刻在宿舍门前排成队列。这时，有的教官进屋去检查内务，有的教官在队前检查军容。帽子戴得不正，皮带歪斜，风纪扣没结好都要叫出队列去示众。
吃饭简直是一场恶战。进入饭厅盛好饭摆在桌上，立正站在餐桌前，等待值日教官吹哨。此刻人人都像短跑运动员在起跑线上静候发令枪响一样紧张，哨音一响，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狼吞虎咽。在家里妈妈不许“三扒两口鼓眼一吞”，在这里却需要以更快速更高效的吞咽方式去吃饭。限三分钟的吃饭时间，时间一到，一声哨响，立刻放下碗起立整队离开饭厅。妈妈不许碗里剩饭粒，这里剩半碗也无妨。没吃饱的，只好饿肚子。
夜间的紧急集合更要命。睡得正香，突然吹响了紧急集合号，三分钟后就要全副武装地在屋外排好整齐的队伍。那时我们学校还没有电灯，其实有灯也不许开，为了适应战时情况，只能黑摸。我们出尽了洋相，穿了别人的鞋，结错了扣子，没扎皮带，丢了背包，至于没结风纪扣，戴歪了帽子，没提鞋后跟之类的小毛病就算不得什么了。教官板起面孔训，同学们彼此看看，那怪模样，就像打了败仗的俘虏兵，不由得想笑，又不敢笑，笑憋在肚子里，忍也忍不住，只要有一个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立刻全队一片哗然。这种集体的笑声很难制止。笑得教官也没了办法，只好说：“笑吧，让你们笑个够，别睡觉了，给我笑到天明！”这种威胁毫无用处，真的非要笑个够不可。
在教官中，我们喜欢一位姓胡的教官。南方人，中央军校毕业，宽肩，细腰，动作敏捷，显得十分精干。在操场上态度庄重严肃，平时对同学和蔼可亲。最使大家佩服的是他的出色的口令，声音清晰嘹亮，一声“立正”，真能把大家的精神一下子提起来。我们最瞧不起的是一位姓张的教官，张教官的长相就不叫人起快感。长得臃肿而蠢笨，语言粗俗，态度蛮横，纯粹是一个行伍出身的老粗。
有一次休闲时间，我们在院子里传篮球玩，一不小心，球从敞开的窗户飞进了教官室。这屋里住着三位教官，两位教官不在屋，屋里只有张教官一个人。他一见球飞了进来，立刻气得暴跳如雷，他逮住了球，用脚踹在地上，嘴里骂骂咧咧，抓起一只方凳，双手握住凳腿，高高举过头顶，拼足了浑身的蛮力砸向球，显然他是想这一下就把球砸个稀巴烂。却不料篮球很顽强，一蹦就冲上顶棚，反弹回来，落在张教官的床上，还跳了两跳，在洁白的床单上留下了两个肮脏的球印。我们在窗外看到了这样可笑的滑稽表演，乐得笑出了眼泪。我们才知道这位张教官实在愚蠢和无知得可怜，可见他从来也不曾玩过任何球，竟然不知道球有弹性。
我们的狂笑更激怒了张教官，他居然不懂得接受前一次的教训，又用了更大的力量第二次向篮球砸去。这一次好像篮球也被他的愚蠢激怒了，对他进行了一次报复，篮球从屋顶反弹回来不偏不倚地正砸在张教官的脑袋顶上，然后跳上桌子，打翻了茶壶，碰倒了墨水瓶，把张教官的一杯茶撞下桌子摔得粉碎。张教官看着这狼藉的“战场”，气得脸色发青，像牛一样齁齁直喘。不过他被教训得聪明了，他改变了战术，把球抓起来捺在凳子上，拔出腰间的佩剑，像杀猪一样宰起篮球来，张教官那张发青的大脸和颤抖着的手，表明他的愤怒已经膨胀到极限了！篮球终于经不起佩剑这一捅，变成了软皮囊。
一个学生调皮地喊了一嗓子：“快来看噢，张教官宰篮球喽……”这一吆喝，把本来就笑得直流眼泪的我们只能捂着肚子“哎哟”了！
一场宰球闹剧的新闻传播得无人不知，那些不曾亲眼目睹的同学们真要抱憾终生了！
进入9月，榆林的暑热已退，感到了一点秋意。这是一个天高气爽、万里无云、丽日当空的星期六，集训队的最轻松的日子。早饭之后没有术科，只有一门学科《苏联研究》。中午将要改善生活，吃大米饭（平日吃小米饭），饭后就可以回家了，到星期日的傍晚才归队。一天半的休假，和家人团聚，那是大家切盼的最惬意的时刻。我们坐在大礼堂里听那云山雾海的讲课，心早飞回家去了。谁还理会研究苏联的什么问题呢？这门功课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印象，大概就是因为它在星期六上午这个心不在焉的时间的缘故吧！
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之后方才听到警报的钟声（榆林没有警报器，只是在市中心的钟楼上和四面城楼上安置了大钟，以钟声作警报信号）。榆林还不曾遭遇过敌机的轰炸，这是第一次。全体同学立即从坐椅上弹跳起来夺门而出，向防空洞的方向狂奔。大礼堂在学校中轴线的尽北头，防空洞在学校东边的大操场的东南角山下，要穿过两重大院子，才到达大操场的西北角，与防空洞恰恰是操场对角线的两极。要穿越大操场最长的距离，约300多米，才能到达防空洞。我们跑在这条对角线上的时候，飞机正从头顶掠过。没有任何防空设施的城市，敌机毫无顾忌地在低空飞行，我都感到了飞机带动的强大气流吹动了我的头发。按“防空常识”的要求，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只能就地卧倒不能再跑。但是在敌机临头的此刻，没有一个同学会想起那类教条。我的脑子变成了木头，什么也不能想，什么也不会想，任凭两条腿飞快地机械运动着，带动身子像箭一样向防空洞射去。说也奇怪，二百多人在空旷的大操场上狂奔，目标大而明显，敌机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投弹和扫射，我们居然能全部安全地进入防空洞，实在是意外的侥幸了！
在防空洞里，听到了沉闷的爆炸声，似乎很遥远，但却是炸在我们的心头，震痛了我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们的家此刻是什么样子？我们的亲人是怎样的情况？
解除警报后我们走出防空洞，学校的前院落了一颗炸弹，一片狼藉，已是面目全非了！
平日走过前院，平淡无奇，引不起什么特殊感觉，现在它已不复存在，仿佛是一件最最珍爱的宝物被打碎了，又好像是我们失掉了一个最最亲密的朋友，我深深地感到一种难以排遣的失落、惶惧、痛惜和悲哀！
我仿佛又走进了那座宏大而庄严的校门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花坛，花坛的中央隆起一座小巧玲珑的假山，假山上矗立着一块尖顶方柱形的石碑，石碑上镌刻着校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花坛后边是一带镂空花墙，左右各开着一个圆圆的月亮门，每一个门边兀立着一座高大的整容镜屏。我走进校门就投影到镜屏之中，我站在一座镜前审视自己的仪容，我的心情像镜一样的明澈灿烂……
然而此刻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断梁、残瓦、颓垣、废墟、弹坑和无数狰狞的弹片，满目劫后的荒凉与凄楚，我的心变成了荒漠，我感到寂寞，好象自己突然苍老了，失去了少年的梦幻，失去了青春的虹彩！
日寇的侵略狂焰在祖国大地上已经燃烧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还没有亲历战争的残酷，我们只是在报纸上看战争，在口头上、笔尖上谈战争，今天第一次沦入战争的灾难，敌机只来了一架，扔下的炸弹不多，不过六七枚，市面上没有太大改观，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处被炸的房舍，但已经够触目惊心了！在断垣残壁之间的一棵削去了半边的枣树枝上，挂着一条鲜血淋漓的人肉和衣服的碎片，我是掩面而过的，真怕看见更多的血肉狼藉的惨状。平日挂在口头上的豪言壮语和满脑子的激昂慷慨，此刻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无边的恐怖与寂寞像一座大山似的压下来，使我透不过气，一种无依无靠任人宰割的悲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弱国之民的可怜与伤痛涌上心头，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这次轰炸中有一位同学受了轻伤，在二百多个集训学生中他是唯一的一个临危不乱，能够冷静思考做出明智判断的人，他的判断和选择应该是正确的，但恰恰是他不幸受伤，实在是命运在捉弄人，使偶然取代了必然。
他叫王荣升。在大家一窝蜂地朝着一个方向跑的时候，他冷静地考虑到这太危险了，他应该选择一条隐蔽的道路。于是他向相反的方向跑，学校的西半部房屋密集，很少有空旷的大院落，他在屋檐的掩护下，安全地跑到西廊下边的校园，卧倒在校园的草丛里。校园的墙外是街巷和民宅。万万没想到敌机的第一颗炸弹就落在附近的一处民宅中，炸弹的碎片飞过墙来，削去了他的半个脚趾。
三个月的集中军训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束的。
全体集训学生被召集到大礼堂里，所有的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都到齐了。训导长梁扬曾威严地走上讲台开始训话，大意是：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领导全面抗战，爱国青年都应当加入国民党。如果有人不愿意参加，站起来申述理由。
这时教官们开始像分发考试卷子一样在每人面前的桌上铺上了一张“入党申请书”。梁扬曾接着宣布道：“既然没有人表示不愿意参加，现在开始填表，填好后可以退场。”就这样在教官们的严密监视下，二百多个同学无一例外地填了表交卷出场。
对于国民党，以前我没有恶感。因为在1935年以前，榆林一直在旧军阀的野蛮统治之下。我还没有尝到国民党统治的滋味，对于国民党还有过幻想，总以为在它的统治下一定会多一点民主与自由的，填表的时候，深深的感到人格的尊严和民主权利受到了一次侮辱和践踏。我愤然想：这是一次“政治强奸”！表是填了，但在感情上我已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了。任何一个女性，决不会和强奸她的暴徒恋爱的。所以在我高中毕业离开榆林以后，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不曾提及这一可耻事件，我的大学同学、朋友、同事、甚至我的妻子都不知道我的这一遭遇。我所呆过的地方，国民党机关曾怀疑过我是赤化分子，却不知道我还填过那样一张表。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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