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革命洗礼
正式开课了，由艾思奇主讲“社会发展史”。上大课，大操场就是露天课堂，全体学员席地而坐。没有书，不印讲义，全凭听课做笔记。这倒难不住我，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主要依靠听课做笔记，4年大学练就了我的记录速度不亚于一个学过速记当过记者的同学，而且省略了速记符号需要翻译的那一道工序。
每次大课占用一个上午的时间，然后用一两天的时间按照布置下来的讨论题座谈讨论。座谈之前先对笔记。我们组就以我的笔记为蓝本来订正各人的笔记。由于笔记是学习的唯一依据，学校十分重视记录，从第二次上大课开始，在主席台前设置了记录的席位，每组选派一个记录员在记录席上就座，于是我有幸获得了这样的优待，免除了席地而坐的蜷腿之苦。
我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其文笔的流畅，语言的生动，叙述的精辟，深入浅出明白如话的表达方式，读来不忍释手。因此我对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心仪久矣！现在能亲聆他讲授这门政治启蒙课，深感荣幸。
“从猿到人”、“五种社会更替的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等等理论，使我耳目一新，颇有多年枉读书，今朝始开窍的感觉。
不久，我被调到二部的十一班。这是一个新组成的班，校方把全校各班具有大学毕业以上学历和有5年以上正式职业的学员调来组成了这个班。11班学员的平均年龄比其他各班大，我在32班属于中等偏上的年龄，在11班则是最年轻的小弟弟了。同组的同学有大学的教师，有工程师，有医生，有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只是没有政法界的人员。我原以为萧金平会和我调到一起的，结果没有他，大概就是把旧政权的人员排除在外的缘故吧。
文化层次高，座谈讨论的质量显然提高了，在32班时，大家的发言不过是一再重复笔记上的词语罢了，11班的讨论增加了各人的知识与见解的相关内容，就显得丰富多了。
人与人的投缘是很难捉摸的，彼此看着顺眼，惺惺惜惺惺，就变成了好朋友。我和一位新伙伴吴造寰`就是这样好起来的。
吴造寰，北京人，比我大五六岁，北师大毕业，在日本帝国大学教中文多年，日本投降后回国。为人旷达不羁，清高自傲，颇有名士风度。家学渊源，对古诗词、金石、文物、古董鉴赏等均有相当研究，也喜爱文学，是一位博学广识、多才多艺的人。健谈，但在小组会上发言并不踊跃。和别的同学很少交往，与我却是一见如故，亲密无间。
在革大已经度过了三个月，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讲完了。其间曾请一些名人来讲演，有朱德、黄敬、郭沫若、杨宪珍等。讲演最受欢迎的是黄敬。最使大家失望的是郭沫若。郭沫若的文章写得漂亮，口才之差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一向以为语言是有声的文字，文字是无声的语言，文章写得好的人，讲话也应该相当漂亮。郭沫若既不口吃，也无语病，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讲演竟显得那样低能，使听众也不免要替他脸红！
革大最紧张的阶段到了，那就是写自传和进行思想总结。自传要求详尽，从出生开始逐年逐月写出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思想总结是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解剖，要动大手术，结合学习的理论，检查自己的思想、观点、立场，进行深入挖掘、大胆暴露、认真批判。在小组里作检查交代，经过大家的帮助，然后通过。如通不过，则须重新检查。小组帮助无效的，交由大组（全班）帮助。为了尽可能地顺利过关，人人都在搜肠刮肚地寻找自己思想深处最见不得人的东西加以暴露。
我该检查什么？最严重的问题就应该是骄傲自大了。我不能不承认，从上小学就开始滋长的优越感，一直伴随着我，几乎是与年龄俱增，虽然明知这是缺点，却总也改不了。这次要借思想总结的机会，试着自己动手来割除这一思想毒瘤。同时我也检查出我有“名位思想”。关于“名位思想”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的。很明显我有重名思想，写文章、做作家梦，都是为了名。一般人总是把名与利并提，似乎二者是不可分的。我却不这样认为，我为名而不图利。我所崇拜的是学者、作家、道德高尚的人，而不是财富。但只提一个“名”字，恐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同，于是找出“位”字来与“名”匹配。起初我也认为我与“位”没有什么瓜葛，因为我从不羡慕官，我极力说服自己，有名望的人社会地位自然就高，名与位应该有着不解之缘。
我的检查在小组里没有引起争议，大家的评论是我“触及了灵魂”，于是一次通过。多数人的检查都遭到了众人的炮轰。能一次通过的，只有我和一位医生。不过一般人在小组做第二次检查也就通过了，只有一位50多岁的老头儿遇到了麻烦。
这位是土木工程专家，在山西大学当过教授，平时不苟言笑，道貌岸然，颇有点卓尔不群的气概。第一次检查，空洞无物，不但没有检查出什么缺点来，反而有点儿自我表扬的味道儿，他给自己扣了几顶大帽子，譬如说：他曾经鼓励过不少进步学生投奔解放区，但他没有在经济上支援那些学生，于是他给自己戴了一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大帽子。他的检查稿没有读完，早把大家激怒了，于是重炮齐轰，把老头子轰得脸蜡黄，拿笔的手都直哆嗦，一再表态要把自己的肝花肠子都掏出来让大家检验。
第二次检查，他确实把自己剥得赤条条的了。他说他爱占小便宜，在山西大学任教的时候，每天早晨专门到一家富豪子弟们喜欢去的早点馆子去吃早点，几乎每次都能碰到学生们抢着替他会账；他说他有“意淫”的毛病，喜欢看漂亮女人，不光喜欢看脸蛋儿，更喜欢留意身体上那些容易引起联想的部位，他的眼光就变成了X光机，使他想入非非……
老头儿是椎心泣血地做着检查，他在极度痛苦地践踏着自己的尊严，大概他觉得大家已然把他的自尊心彻底撕碎了，与其让别人任情地扫荡，何如自己来作践呢！他但求人们能高抬贵手放他过关。其实从大家的检查可以看出，不少人把这次思想总结看成是一次自我侮辱、毁弃尊严与人格的过程。我这样想着，不禁打了个寒噤，一个人人都丧失自尊心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一个没有自尊心的民族又是什么样子？我不敢想下去。
老头儿的检查依然没有通过，有些人好像是在戏弄一个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动物一样，尤其是有一个老头儿的同行，土木工程师，不满足于老头儿所说的“想入非非”之类的抽象概念，不依不饶地非要他说出想到的具体细节不可，而且要他挖出他的思想根源来。这就暴露了人性的卑劣。那些穷追不舍的人们所想的，恐怕比老头儿检查出来的更肮脏、更下流吧！
思想总结过后就等待着分配工作了。班部宣布绥远需要一批干部，号召自愿报名。平时人人都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保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去。绥远自然属于较艰苦的地区，现在到了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和宗和应采取什么态度对待上级的号召呢？来革大学习期间，我俩在学习、发言、表态以及各种活动中，向来是起带头作用的。宗和早已被吸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我们都被班主任看作是积极分子，在这次考验面前，我们决不能退缩不前，何况我们已有在绥远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没有什么可犹豫的，经过简单的磋商，我们分别在各自的班里首先报名到绥远去。
吴造寰却生怕到绥远去，他当然不报名。他的理想工作是到故宫博物院去，那儿可以发挥他的专长，那儿是他学习研究的最理想的环境。
有一天，班主任叫他到办公室去一趟，说是有两个同志要找他谈话。谈完话之后，他来找我，难受得恨不能扇自己一顿耳光，他跌着脚说：“糟了，糟了，我把自己毁了！”我吃惊地问：“怎么回事儿？”他说：“我一进办公室，见两个土头土脑的老干部在等我，两张黑红黑红的脸，很像草原上的牧民，我断定是绥远来的干部，我惟恐他们选中我，谈话的时候，我是云山雾海，浑扯瞎拉，没谈多久，人家就叫我出来了。后来，崔干事（一位班里的干部）说：那两位是故宫博物院派来指名要我的。临走的时候对班主任说我的神经不健全……”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心眼太多了，反而捉弄了自己。我也很为他惋惜。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不仅丢了机会，也在班部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或许会影响到给你分配工作，与其被动，不如主动，我认为你应当报名去绥远，用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表现来挽回影响。不要把绥远看得那么可怕，我在那里工作过两年，生活上并不比北京差多少，往后绥远当然会一天天进步起来的。”他考虑了一阵子，点点头说：“既然去不了故宫了，我也愿意和你分配到一起。”于是他去班部报了名。
我和吴造寰都是第一批分配工作的，班主任对我们说：“去绥远的干部是供给制待遇，领导上考虑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供给制对你们不合适，所以把你们分配到铁道部去了，铁道部是工资制。”又对我说：“你爱人和你分配到一起了。
我们真是由衷地感激领导上的照顾，考虑得太周到了！吴造寰转忧为喜，认为我给他出的“争取主动”是个好主意。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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