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群力中学
群力中学是初级中学，名义上是“民办”，实际上是“区办”，归四方区领导。学校的主要干部——校长兼书记、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是由区里任命的公职人员，教师则大多是从社会上招考来的，有个别的是转业军人。招考来的教师第一年是临时工，试用一年后转为正式的“民办教师”。校舍十分简陋，坐落在平安路上，只有很不规则的一院平房，大概是棚户区的几个大杂院拼凑在一起的。教室、办公室、还有一个铁工厂都挤在一个大院里。这儿是本校，吴家村另有分校，二三年级在本校，一年级在分校。铁工厂的主要设备是一部电锤，为大工厂加工零件。两个主要师傅是聘用四方机厂的退休老工人，几个年轻工人也是招来的社会青年。铁工厂的收入是学校经费的部分来源，学校里流传着“电锤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
春节后开学，我就在群力中学上班了。上班不久，校长通知我公安局李股长找我。我到了公安局，李股长向我宣布：“经上级批准，给你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过不要放松对自己的改造，要知道你的帽子只是从你的头上挪到了群众的手里，一有不慎，群众还会给你戴上。”我深知这是向我交代政策，说明摘帽右派的地位永远不能与普通公民同等看待，而是仍在管制中的“另类”，必要时，随时可以假“群众”之名重新给你戴上帽子，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我在李股长面前表示了对政府的感谢，这是官面文章，内心里我却是深深地感激着眼前的这位李股长，只是不能明说。对于我来说，李股长是恩人，是明镜高悬的青天大老爷。没有法律，只有政策，政策是人掌握的，完全是因人而异。如果我的命运仍掌握在田秘书的手里，情况自然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我当然只能感激李股长。
此后，我不曾再见过李股长，多少年来我常常会想到他，我总是为他担心，认真做事的人，往往不见容于官场，何况是在极左路线猖獗的年代里呢！
群力中学的绝大多数教师表面上对我并不歧视，只有觉悟高的政治干部如校长、总务主任、团委书记、秘书、卫生员和三四个特殊教师显得冷淡。好在我和这些人物很少有接触的机会。而且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耐冷的程度超过了常人，所以再冷也不会影响我的情绪。上课是我的享受，学生对我的热情足以抚慰我的心灵了。一般教师是在试用一年后宣布“转正”，工资由30.5元增加到35.5元。我增加那5元钱是一年半以后（1965年秋）才实现的，却没有转正。说明摘帽右派不能享受“转正”的待遇，意味着工作没有保障，随时都可以解雇。不过我估计，只要没有外在的政治压力，这所学校是不会解雇我的。只要不丢饭碗，名义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学校简陋，房舍少，全体教师约40人挤在里外两间通连的一个办公室里，备课、学习、开全体大会都在这里。教导处、总务处各占一小间。校长独占一间。校长不兼课，不参加教研活动，也不听课，是完全不问教学的政治干部。校长很爱干净，每天早晨上班就看见他在校长室里洗手绢、袜子、裤衩之类的小零碎。洗完之后，窗户上栓着的一条绳子上就晾出了“万国旗”迎风招展。一整天，很少看见他走出校长室。晚上下班后，全体教师的时间就属于校长了，往往是开会。会上由校长唱“独角戏”，从而也体现出校长的领导艺术来。内容多是不指名的批评，鸡毛蒜皮，都可以上纲上线。虽然校长整天足不出户，他的信息渠道却是无比畅通，教师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逃不出校长的视听，都会成为校长大批特批的资料，因此校长开口之前，会场里人人自危，不知自己的头上将落下几枚“炸弹”。我一贯谨言慎行，却也遭过一次轰炸。那是有一天英语组的几个老师闲谈，有人问我：“济南有72泉，真的有72个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只去过4个，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还有一个汇泉，跟咱们青岛的汇泉同名，泉边是一个饭馆，卖活鱼，现捞现下厨。”当天晚上校长就批到我头上了：“有人夸耀他经多见广，游山玩水，吃吃喝喝，别以为你还是‘花果山’上的‘美猴王’，现在你在如来佛的掌心里……”
大概校长听孙敬修讲《西游记》听得入了迷，随手拈来的比喻，用得还很传神！
有时校长也传达一些上级的指示，或提出一些贯彻政策的具体措施，譬如贯彻“晚婚节育”政策，校长提出了具体要求：凡未婚的女教师，都要写出书面保证，保证在30岁以前不结婚（男教师都已结婚），如果违约，就要受到开除团藉和解除教职的处分。校长解释“保密制度”也有他的独到见解：“譬如说：咱们学校有多少张课桌，多少条凳子，都应该保密，不能随便对外人讲。随便乱讲，这是政治性错误，至少也是犯了自由主义。”校长很善于发挥，无论大小问题都是长篇大论。开一个小时的会，大家就会觉得太幸运了。每次听到开会的消息，人们就纷纷跑到街口的小饭店里买个烧饼回来垫补垫补，否则就要忍受饥肠辘辘的煎熬。
学校规定有教师轮流到铁工厂劳动一个月的制度。1964年暑假开始时轮到我了。
铁工厂的活儿都是为大工厂加工零件。这个时期是打造铁球。铁球像网球那么大。模具的外形是四四方方的，里边的空当是球形。模具分上下两半，都带有长长的铁柄。我的任务就是坐在电锤旁边掌握模具。先把模具的下半放稳在电锤的铁砧上，烧炉的师傅夹出一块烧红的铁放在模具的空当里，我再把上半模具扣好在红铁上，司电锤的师傅就开动电捶一起一落地打在模具上，只消两三下，一块有棱有角的方铁就被打成溜圆的球。我的任务就是摆正模具和攥紧长柄，并不累。
夏夜，凉风习习，消尽了暑气，值夜班，任务不多。值班的工人包括我在内共4人。先坐在院子里乘凉，凉透了才开锤。估计午夜就能打完，下半夜可以躺在长凳上睡觉。
我轻松地坐在电锤旁的椅子上，掌握着模具。夜很静，随着电捶的沉重的声音，地面在震颤，空气在震颤，整个夜似乎都在震颤。
有一次电锤落下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力量猝不及防地向我袭来，我连同椅子一起向后仰倒了下去，猛地，我的胸部感到无法忍受的剧痛，好像被捅了一刀，我发出一声惨叫，那惨烈的声音，不像是从我的喉咙里发出的，仿佛是受了重伤的野兽的嚎叫，惊人地刺耳。我只觉得有几十把尖刀在我的胸部不停地捅扎，我的呼吸变得异常急促，大声地呻吟着，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顾不得考虑究竟发生了什么！
青年工人小郭扑过来把我抱在怀里，跨上了一辆地排车，另一青年工人小张，迅速抓起车把，冲出校门，向区医院的方向狂奔。车子的颠簸加剧了我的疼痛，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意识也变得朦胧了。不过我还是猜到了事故的缘由，大概是我没有扣正上半模具，以致电锤把它打飞了，正砸在我的胸口上，使我胸部受了重伤。
夜深人静，马路上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阻挡。至少有3华里的路程，小张拉着车是一口气跑到的。到达医院，小郭把我抱进了候诊大厅，他始终不敢撒手，抱着我坐在长椅上。小张跑前跑后去办理急诊手续和找医生。等了很久，才找来一个睡眼惺松的中年医生，问了问情况，摸了摸我的胸口，说：“没骨折，没事儿。”他在我的胸脯上抹了碘酒，给我服了两片止痛片，打了一针（肌肉注射），开了一张处方，叫小张替我取药。
药取来了，一包消炎片（S.T） 一包止痛片（A.P.C.）。医生说：“回去吧，养几天就好了。”
真是万幸，模具砸在我的有肋骨保护的胸部，只要肋骨未断，内伤不会太严重。若是砸在头上，那就万事皆休了；若是砸在腹部，伤势也会严重得多。最重要的还是砸了我自己就不算什么问题，若是砸了别人，我这个摘帽右派可就承担不起政治责任了！就这一事故，后来校长在工作总结中还说是我“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了事故”。若是砸了别人，就会很自然地加上“故意”二字，再上纲上线，不定要形成怎样的罪名呢！至今我也不明白我违反了什么样的操作规程，也从不曾听说群力铁工厂有过什么样的操作规程。
由于穷，又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由于摘帽右派的身份和非正式民办教师的地位，不敢向学校提出医疗方面的要求，不敢设想做进一步的检查和住院治疗。一直十多天的时间在严重的胸痛中熬煎着，发展为胸膜积水，只能躺在家里，凭几片廉价的化学药片和自身的生命力来抗拒病痛。直到开学也没有痊愈，惟恐丢了饭碗，只好带病去上班。但教导处料定我不可能按时到校，我的英语课已排定了别人。只有三年级的化学缺员，于是我就改行去教化学。
©郭锦文 2009
(转载、出版需经作者书面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