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的荒诞，清廷认为英军厉害是因不娶妻

鸦片战争中的荒诞:清廷认为英军厉害是因不娶妻


鸦片战争的失败令后人愤懑不已，那么，到底为何失败，我们当时又有无扭转局面的可能呢？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一书详细描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两国综合实力的对比、战前准备、战争经过、战后结果及影响等，使读者对鸦片战争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和认识。作者认为，以往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了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作者希望通过对比来厘清大清挨打的根本原因。本文是该书的前言。

被延误的

中国早期现代化

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社会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对政府来讲，鸦片战争只是个“地方事件”（滨下武志语），“剿夷”或者“讨逆”而已。道光甚至认为，英夷已达到了目标，以后再不会骚扰他了，把《南京条约》认作了“万年和约”。咸丰做了皇上，比他老子还要顽固，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派。对外强硬不是什么坏事，一种姿态而已，但是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强硬，被打得半死还噘着死鸭子嘴愣不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就是很大的坏事了。

对事件的当事人———林则徐、邓廷桢、琦善、耆英等封疆大吏来讲，随着条约的签订，似乎随即就把自己作为主角参与的这次事件中的对手忘到了后脑勺，被时人称作“雨过忘雷”。对于对手的素质及来头，他们没有起码的探究兴趣，哪怕仅是战术上的“知彼”的要求，他们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时候依旧眯着小眼儿，甚至干脆不睁眼。

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询问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耆英找到的一个原因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顾瞻，临敌争先。”道光批曰：“可恶之至。”真的是可恶，君臣两个探讨的结果竟然是英国人都是光棍，没有老婆，所以打起仗来不怕死！

战后，也有几个知识分子，比如魏源、徐继畲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转向了西夷，但这种探究是有限的，影响力更是有限。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天朝无人接受；20年后，天朝有识之士接受了他的“师夷”理论，但是实践上，又始终不知道所谓的“长技”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东西。

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对华盛顿“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表示了稍微那么一点羡慕，就坏了菜了，被时人怀疑有嫌疑。此书被说成“长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结果受了20年的冷落。

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0年时间，清政府给白白浪费了，并等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时间，清政府还想白白浪费，历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了，它让太平天国玩了一把。而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乃是外国人组织的洋枪队。洋枪洋炮的威力，让天朝的督抚们大开眼界，遂认定了洋枪洋炮就是夷之“长技”，于是，中国的洋务运动终于启动了，而这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20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务运动只学西方的器物，不学西方的制度，这意味着中国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单冀起飞，更印证了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理论。

罗荣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一文中说，直到19世纪末期，清政府愣是“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变所必需的基本认识转变”。

被连“摸”了几把

清政府的这种蒙昧，当时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对其的描述最为形象：“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问题是，英国不听这种警告，连着“摸”了大清两回，更可恶的是，经过与中国的洋务运动起于同时的明治维新，小日本也学西方的小样，前来摸大清了，这一摸可不得了，把大清政府的洋务果实全给摸没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全面破产！

按一般的说法，甲午海战时，大清帝国的军事实力排在第六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实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间（唐德刚语）。为什么小日本能把曾经的师傅———大清揍得鼻青脸肿稀里哗啦？为什么海军实力远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战中把中国海军拍得一个子儿不剩？关键原因就在于，小日本不只学了西方的器物之精，还学了西方的制度。而慈禧这个老太婆作为天朝那艘破轮船的掌舵人，既没有产生“咸与维新”的内在自觉，更没有发现政治改革的外在紧迫，为了自家的“寡妇”（皇帝叫寡人，老太后便只能称寡妇了）利益，一棍子把这运动给拍坏了。于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盘。

20世纪初，日本在日俄之战中一举打败沙俄，这让一直打算走亲俄路线、希望联俄制夷的慈禧老太吓了一跳，惊吓之余，似乎明白了些什么，遂扭扭捏捏地搞起了宪政。但是，历史已经对清政府的诸般迟钝与扭捏丧失了耐心，革命派要动手了……

鸦片战争后遗症仍在蔓延

不得不承认，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费正清语）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以至于后来，对于鸦片战争，某些国人和学者还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姿态：

宏观方面，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微观方面，具体叙述上，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当，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中国就可能获得胜利……

这种民族情绪从表面上看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假设：大清制度的落后是有限的，经济落后也是有限的，科技落后也是有限的，军事落后也是有限的……总之，只要如此这般，大清这艘破船就可以继续自绝于现代文明与国际世界，顺着自己的老航道，一条道走到黑，用不着回头！

保持别扭姿态的同时，中国一些学者与民众对鸦片战争的那种说不完道不尽的絮叨，在旁观者眼里，难免具有祥林嫂式的嫌疑与色彩。即使在鸦片战争那个时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有限度的。正如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正因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马克思对鸦片战争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对天朝的禁烟作出了如此评价：“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说得太对了，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中国人·半野蛮人pk英国人·文明人；中国·陈腐世界pk英国·现代社会。

而且，这场pk赛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蛮人”铁定不是“文明人”的对手！

荒唐的三大幻想

大清注定要被PK掉这一事实，对某些喜欢在鸦片战争中寻找安慰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在梦里以各种方式自我安慰好久了：

之一：他们遗憾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举国一战”。

罗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一文中，拿鸦片战争中的镇江一战和甲午中日战争时的台湾抗日让敌方遭遇重创来推断：“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不说“举国一战”是否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单说这“举国一战”本身有无可能。国是谁的？张岂之说：“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国与亡天下混淆，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顾炎武这时候还想不到体制问题，更想象不到世界上会出现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政府，他只知道国是肉食者的，与食草之民无干，与吃不起肉的士人无干，与士民全无干，又怎么“举国一战”？

之二：他们幻想天朝在与英国的较量中展开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甚至持久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臣蒋琦龄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请幸太原疏》，内中提出了类似游击战的战术：“我众彼寡，则分军为三四，仿古人更休叠战之法，或扰之不听其休，或环攻以分其力，我败有援，贼死无继。”他说，北京的“妇孺皆有激昂思奋之意，岂行间遂全无同仇敌忾之心？”他的意思是，国军完全可以“游击”战了，但他没有建议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众所周知，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所以政府的国防思想就是防民甚于防寇。

新中国的学者胡思庸，20世纪50年代写过一则《论林则徐的思想》，也遗憾大清没有用人民战争对付英夷。他可能看到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所提出的战术：“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林公这一招，顶多是兵勇壮勇战，与臧纡青一个意思。林则徐比臧纡青还要狠的一个意思是，利用民力抗夷，能产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奇效，但这并不妨碍当今的学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们的这种借刀杀人法想象为人民战争！《林则徐传》的作者杨国桢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把英军“牢牢”地“牵制和分割”在各个战场上。

世界级的天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也提倡民众战争，但他并没有忽略民众战争的前提：民心和民意。大清那样一个既无民心又缺民意的极端腐败、专制的末世王朝，搞民众战争的前提条件在哪儿呢？而天朝的人民，军事上的组织和技术若能对付得了现代化的英夷，那他们费那事干吗？直接把天朝推翻不就得了？！

之三：他们遗憾清政府罢免了林则徐这样的清官能吏。

他们幻想，如果鸦片战争由林青天来指挥，那么结局将可能有所改观。这种幻想乃是典型的“拿个人道德之长，来补组织与技术之短”。按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组织与技术短缺，乃中国传统政府的致命缺陷。黄先生的观点，我举三只手赞同。如果说政府有毛病，则中国某些学者更甚于政府，他们动不动就拿个人道德来填补组织和技术造成的巨大空洞。他们这种幻想可能是受了林则徐好友魏源的忽悠，因为魏源幻想得最典型，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老实说，魏源搞了个伪命题，“沿海守臣”和“当轴秉钧”，怎么能人人都成林则徐呢？

蒋廷黻很厚道，顺水推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假认全国官员包括道光本人都是林则徐，然后在此基础上作第二步的推理：“全国文武官员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

尽管如此，但蒋廷黻先生还是在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罢。不过他的立足点高人一等，他说：“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蒋廷黻先生想让大清政府服输，用心良苦，认为天朝服输后就会早些开始维新。不过，果如他所言，不罢林则徐，林则徐战则必败。但是国人会不会因此而服输，则大可怀疑。因为天朝之所以为天朝，就在于它永不服输的那种执拗与蒙昧。天朝什么时候服过输？可以说，天朝直到灭亡的那一刻，都对西方不服输，西方夹着尾巴打天朝，天朝翘着尾巴挨人打。天朝头跌地上了，尾巴依然翘在天上。这就是天朝风度！

战争考验的是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它跟某个官员的道德与能力无关，而跟体制及体制的合力有关。清政府拿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经济、中世纪的文化来对抗近代化的政府、近代化的军队、近代化的经济、近代化的文化，时间上讲，那是过去对抗未来，相当于婴儿战巨人；空间上讲，那是寡人对抗群雄，相当于只手架群狼，如此情形下，还幻想前者战败后者的可能性，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来源: 新闻午报



附录：清朝皇帝与章嘉大师

藏人文化网



　　乾隆皇帝的灌顶国师章嘉若贝多吉（1717—1786）生在天祝旦马乡禧水河牧民祁姓人家，四岁时任定，并迎接到佑宁寺坐床。出生地遗址上有一颗柏树，当地称为“章嘉神树”，至今尚在。
　　二世章嘉阿旺曲旦（1642—1714）是哲蚌寺著名的大格西，康熙32年奉旨入朝，为皇帝后宫和诸皇子传法灌顶，康熙39年被封为热河皇寺主持，康熙46年封为帝师，赐金印。当时在诸皇子中有信仰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如十四阿哥等，有信仰格鲁派的如四阿哥胤祯等。二世章嘉是四阿哥胤祯的藏传佛教亲教师，与四阿哥关系最密切，对四阿哥继位，二世章嘉从佛教的角度也出了很大的力。清朝诸皇帝都信仰藏传佛教，但笃信佛教、受戒闭关修持的只有雍正、乾隆二帝。据清宫资料显示，四阿哥胤祯做皇子时喜欢穿藏传佛教僧装（皇宫有雍正皇帝穿袈裟修行的壁画）。二世章嘉曾给皇家子弟和朝臣子弟传法，培养了一批佛教人才，其中著名的佛教门徒就有十四人，皇子弘历列名其中，号称长春居士。他们的都成了皇位继承人雍乾二朝的重臣。康熙51年和52年在雍王府举行了两次盛大法会，请二世章嘉国师灌顶传法。章嘉国师指点雍亲王，得蹈三关。国师称赞雍亲王得大自在。雍王登基后常以大自在自喻。乾隆皇帝从小就拜二世章嘉为师，学习藏传佛教。后来又跟随三世章嘉学习藏文、藏语和藏文佛经。他精通藏汉满蒙四种语文。在《章嘉传》中说：六世班禅进京祝寿时，乾隆用藏语与班禅交谈。班禅惊奇地问：“陛下也懂藏语？”乾隆说：“我跟章嘉活佛学了一点。”乾隆不但精通佛教，而且灌顶受戒，闭关修持，从四十二岁受菩萨戒吃斋，从60岁开始，每月抄写《般若心经》两部，直至86岁寿终，坚持不懈。有人说：“抄写佛经是乾隆皇帝长寿的秘诀”。雍正、乾隆二帝笃信佛教与二世、三世章嘉国师有很大的关系。
　　雍正元年，派年羹尧率兵清剿青海蒙古叛军罗布藏丹增部。出行前皇帝给年大将军下了要在青海找到章嘉国师转世灵童，安全护送入京的手谕。年军在甘青蒙藏地区采取烧寺屠僧等高压威慑政策，当时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大多数被年军烧毁，未逃脱的活佛僧人也都惨遭杀害。天祝除天堂寺外，华藏寺、石门寺、夏玛寺等华锐十三座寺院都被烧毁。章嘉活佛的本寺佑宁寺和塔尔寺等均以“同匪”的罪名被烧毁。据藏文资料记载，西宁一次处决蒙藏僧人头目七百多人，塔尔寺架起柴堆烧死却藏活佛等大活佛35人。在这种形式下各地喇嘛僧人都离寺逃难，年仅8岁的二世章嘉的转世灵童也和管家和两三个随从人员偷偷逃到了天堂寺附近的原始森林，藏在朱岔峽下面，面对大通河，名叫恰孜的茂密森林中的一个岩洞中。年羹尧派人查找国师灵童下落。查知灵童就藏在天堂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但山大沟深，不知具体地点。于是就派兵驻扎在天堂寺河对面的嘉塘滩。勒令天堂寺限期找到国师灵童，送交军营，否则就要烧寺屠僧。天堂寺僧人朵仓拉冉巴去到活佛藏身处报告情况。管家和随从人员十分恐慌，不知所措。灵童说：“他们不会伤害我，我要去见皇帝，你们赶快把我送到军营”。管家胆小不敢去军营。由朵仓拉冉巴背着灵童，和莫科宗杰先二人将灵童送到了军营。年羹尧先将灵童接到西宁，按皇帝的旨意护送入京。三世章嘉若贝多吉从8岁（雍正２年）进京，直到70岁（乾隆51年）圆寂，驻京62年。一生中受到雍、乾两朝皇帝的特殊恩宠。如，8岁入京后雍正皇帝亲自按派藏传佛教著名学者二世土官活佛和噶谦喜若达吉为经师，教授显密佛学，一切俸禄和起居车马规格均按二世章嘉旧列。18岁（雍正12年）完成学业后授于灌顶普贤广慈大国师衔。乾隆10年（29岁）晋封为帝师，宫中举行盛大法会，章嘉国师给乾隆皇帝和后宫后妃、诸皇子进行胜乐灌顶，并传受修道仪轨。按一般习惯，灌顶传法的对象可按级别坐在和上师同等高度或较低的法座上接受传法，按此惯列，皇帝就应该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听讲。但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对上师的尊敬和虔诚，竟然跪在地上听讲。从此以后章嘉和乾隆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他俩不仅是师徒关系，而且成了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朋友。如给章嘉国师破格赐龙撵黄轿、龙袍、黄龙伞，上朝免跪拜礼，可以和皇帝同坐一床，太和殿觐见，六世班禅可以坐轿坐到太和殿第三台阶，章嘉国师的轿子可以到达第二台阶，别的亲王宠臣和朝中大员都没有享受这种规格待遇的资格。可以说，章嘉活佛当时是朝中地位最高的活佛，连达赖、班禅和外蒙政教领袖至尊丹巴在政治上也靠章嘉国师在皇帝面前的周旋。
　　章嘉国师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和佛教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章嘉国师对缔造乾隆盛世和谐良好的民族关系，保持蒙藏地区的安定团结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在这方面所做的几件重要大事：
　　一，奉旨护送七世达赖喇嘛重返西藏。康熙59年废除拉蒙古人藏汗认定的六世达赖巴葛尔强巴，清军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进藏，为躲避政治纷争而逃到康地的七世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这十多年是个西藏面临内忧外患，政局动荡不定的时期。先是仲葛尔入侵和反仲葛尔的政治和武装斗争，然后又是拉藏汗一派的蒙古势力和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后者发展到了俄、龙、杰刺杀康济鼐及导致两股势力内战。清政府护送七世达赖喇嘛重返西藏，表明了中央政府的立场，再加上具有佛教领袖和清政府代表双重身份的章嘉国师在西藏宗教上层和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调和斡旋。使西藏的政局得到了稳定。
　　二，以他和乾隆皇帝的特殊关系，影响皇帝对蒙藏工作的决策。如《章嘉传》中说：乾隆15年，皇帝对西藏杀害驻藏大臣的问题非常恼火，提出要收回达赖地方政府的权利，仿照内地进行改制，设总督、提督等文武官职，各级官员均有朝廷派遣，并派兵长期驻守的设想。就此事向国师征求意见时，国师乘机陈述其利弊关系。说西藏是个特殊地区，藏族全民笃信佛教，稳定社会，获得民心的办法是尊重和保护信仰，尊重宗教领袖。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比改制派官驻兵利多弊少，省力省钱。皇帝听了国师的陈述后打消了对西藏进行改制的念头。在章嘉国师的影响下，于乾隆36年在热河行宫建造了仿照西藏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庙，也称小布达拉宫。为了迎接六世班禅又特地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即班禅的寺庙‘扎什伦布’的意思）。并促成了六世班禅入京拜寿和向乾隆灌长寿顶之事。
　　三，平息外蒙预谋叛乱，维护大清帝国的统一。章嘉国师是外蒙政教合一领袖赫尔哈至尊达丹巴三世意喜丹贝尼玛的剃度传法的根本上师，蒙古的王公贵族大部分都是章嘉国师的归依弟子，因此，章嘉活佛在蒙古地区的影响远远超过达赖和班禅。如由朝廷查办至尊丹巴的哥哥德尔汗亲王引起的一场预谋中的赫尔哈七部武装叛乱用章嘉国师给至尊丹巴的一份亲笔信平息了下去。乾隆皇帝感激地说：未动一兵一卒，用一封信平息了一场战火，国师的本事真大！
　　章嘉国师在佛教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在满蒙地区扩大了藏传佛教和藏文化的影响。
　　1，奉旨主持了藏文“丹珠”（佛经研究论著丛书）蒙译工作和藏文“甘珠”（佛经）译为为满文的工作。
　　2，以其特殊地位和身份，在皇宫内外，从北京到蒙古草原，东三省满蒙地区，通过剃度授戒，传法灌顶，传播了藏传佛教，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藏传佛教的伦理道德和和谐和平、慈悲利众的哲学思想，通过雍、乾二帝变成了皇室的主流，使藏传佛教变为国教，在这方面章嘉国师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康熙皇帝阿弥陀佛转世，雍正皇帝自称：天下释主，破尘居士，不穿僧服的野僧，文殊皇帝。他提出：“以佛治心，以儒治世”。他做雍亲王的时候潜心研究佛学，写出了十多本书。并讲佛学，收弟子，如鄂尔泰、张廷玉，张照等朝中大臣都是雍正的佛教弟子。后来乾隆皇帝就把雍王府改成了藏传佛寺，即雍和宫。乾隆皇帝，人称佛心皇帝。跟随章嘉国师学习藏文藏语，还在皇宫设了藏文学校，供皇家子弟学习。乾隆皇帝喜欢藏族歌舞和绘画艺术，现在皇宫保存的文物中还有乾隆皇帝亲手画的二十一度母的唐卡。从西藏夏鲁寺请来了葛尔乾舞（即藏传佛舞）的教师，建立宫中葛尔乾舞队和佛乐队，供皇家喜庆节日表演。在皇宫内外建立了多处藏式佛寺，建造了很多藏式密宗佛像法器。故宫中有乾隆皇帝的珍珠袈裟和穿喇嘛服的乾隆画像。由于这样，在蒙藏民族的心目中清朝皇帝的形象不仅是人间的皇帝，而且也是佛国的“曼珠希日”——即文殊菩萨。这是用强权征服永远达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