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安家落户

魁北克人是加拿大人中的异数,近半数公民赞成独立,年轻人尤甚。每年6月24日的”国庆节” ,只要你到亚伯拉旱平原,便立刻能感受到他们要求独立的狂热气氛,”魁北克万岁!”的口号一呼百应。魁北克人还有高非婚同居率,高分居率以及公开的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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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安家落户

 

参加队里的劳动挣工分以取得劳动报酬,是社员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社员们都十分重视出工。

每天早饭后,村南五队牲口棚前的场边上、树荫下,早就聚集了许多男女社员在坐等队长来敲钟集合。妇女们大都带着针线活儿,一边做活儿,一边拉呱儿,老头们则叼着烟袋锅儿,悠闲地说古道今,男孩子们打斗、笑闹、追逐,滚作一团儿,搞得暴土扬尘。这出工前的一段时间,场边就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我们一家4口是有工必出,也早早地来到场边,各人找自己的归属。

宗和一到往往就成了妇女群儿里的中心人物。一个叫作大花的女社员,与宗和的年龄相仿,她原是前街张家的闺女,嫁给了骆家,以娘家论,她与宗和同辈,以婆家论,她丈夫的辈分很高,宗和该叫她“奶奶”。她拉着宗和说:“咱们不论婆家,只论娘家,我管你叫姐。”自行降两辈。她不容辩驳,一口一声地叫“姐”,叫得又亲又勤。她是个喜欢大说大笑的女人,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大嗓门嘻嘻哈哈着,她处处显出“大”来,和她的身材高大,名字叫大花十分相称。只要远远一看见宗和,就张大喉咙叫:“姐,快到这边来,姐……”。有一个张长生家的,已是60多岁的缺牙老太婆了,叫宗和“三姑”,叫得更亲切,更热烈。一个叫周立新的中年妇女,论婆家也该叫“三姑”,论娘家则是同辈,她主动升一辈,也叫“姐”。有了这3位女社员中的活跃分子围绕在宗和周围,宗和自然就成了中心人物。

小滢早就有她的一帮小姊妹了,其中大花的女儿小萍是她最要好的朋友,还有香花、艳芬、小四、香纯等等。在姑娘媳妇当中,小滢以心灵手巧著称。有一次,一个姑娘拿来一只用塑料绳编织成的小花篮,是她哥哥从外地带回来的。姑娘们传观着,个个爱不释手。小滢也惊羡它的精巧。她仔细观察、琢磨,有所领悟,就试验着编织,居然成功了,于是引起了轰动。后来,骆屯流行自行车把手上套一副塑料绳织的套儿,作为装饰。也是有人带回来一副成品,人们就拿来找小滢仿造。有了编花篮的经验,车把手套儿的织法就不难破解了。于是有一个期间,小滢忙着替人们编织把手套儿。

小潜则显得有点儿不合群儿。他愿意交往的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他的好朋友是骆国胜,一个民办教师,年龄比他大得多,还有一些正在上高中的学生如骆建德、张健民等,不是假期学生不出工,小潜就没有伴儿。经常出工的男孩子,上学较少,皮打皮闹,粗俗、野蛮,小潜很难融入他们之中。所以他常常是带着一本书独自坐在一旁看书,除非有人去主动找他。愿意接近他的有小坡、福追等几个较文雅的孩子。

我则坐在中老年社员中听他们讲故事。他们最喜欢“忆甜思苦”了。他们“忆”得津津乐道的,是单干时候的情况,那是土改后分得土地,耕者有其田,由一家一户自主经营的时代。他们说:那时候,麦子亩产可达300斤。现在丰收年也到不了100斤,有的年份亩产不过230斤。那时候真是丰衣足食。从组织互助组开始走下坡路,初级社、高级社每况愈下,到人民公社,生产、生活都降到了低谷。我惊奇地问:“同样的土地,同样是你们种,为什么单干时产量那么高,现在又为什么这么低?”他们说:“你看看自留地的庄稼,再比比队里的庄稼,就知道了。”

社员们出工踊跃,是为了出一天工可以记8分工,只要记工员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在记工本上就达到目的了。真正干起活儿来,表现出的是普遍的消极怠工。譬如平整土地,多数人是只铲几铁锨土就停下来,拄着铁锨看光景、聊天。如果是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段上干活儿,公路上过往的行人、车辆,就变成了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西洋景”了。过往行人中某某是哪村的媳妇,某某是哪村的干部,于是其人家族中的逸闻轶事,或其人的人品、能耐,就变成了大家磨牙的热门话题。有时公路上走过一队外地“拉练”的学生,这会使许多人激动起来,一窝蜂似地拥到公路去迎接。

红卫兵大串联早已过时,现在兴“拉练”,就是学习红军长征的艰苦精神,从甲城市到乙城市去,或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去,到韶山去朝圣。“拉练”却不像“串连”时能享受免费乘车和管吃管住的优待,而是要徒步自费旅行。拉练的学生都带着大量的传单,沿途散发,他们都肯慷慨地赠给热烈欢迎他们的社员每人一大卷。起初我很惊讶社员们居然如此关心国家大事,后来我才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社员们既不是欢迎拉练的学生,也不是关心国家大事,他们欢迎的就是那一卷传单。他们没有一个人肯拿出时间来看一眼传单的内容,而是为了搜集抽烟纸。中青年农民抽旱烟都不用烟袋锅儿了,嫌烟袋锅又脏又累赘,改用纸卷烟叶抽。抽烟纸的消耗量不小,而纸的来源不多,因此看见拉练的学生,就使他们激动不已。

对于这种集体怠工,队长也只能视而不见。工间总有一次休息的时间。真正坐下来休息的是老头们和成年男子。休息时间对于妇女和孩子,则是最紧张最辛苦的时刻。年轻妇女和孩子们都带来了背筐和打草刀子,趁着休息跑到田边、道旁沟沟坎坎的地方去打草、摘野菜。队长不得不大声嘱咐:“别走远了!”但嘱咐也枉然,她们是我行我素,逐水草而去,需要走多远就走多远。一些老太婆不去打草,也要忙着觑着眼睛纳厚鞋底儿。休息时间的长短随队长的兴趣而定。到了该干活儿的时候了,队长要喊破嗓子,那些见缝插针紧张劳动的人们才极不情愿地慢悠悠地走回来。开始干活儿的时候,才是她们真正休息的时间。

 

社员们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到经营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自留地上了。人们把自留地看成是保命地。自留地每人只有1.5分,生产队的土地按人口平均2亩左右,但是自留地的收获往往与队里分配的数量相差无几,有的年份自留地的收益还超过了集体的分配。从中可以看出社员对于两种生产所投入的劳动量的悬殊来了。

我们分到了自留地,自然不敢怠慢。在参加集体劳动之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自留地里去。松土、施底肥、筑水沟、叠畦梗、灌溉,土壤滋润后,种上了一茬玉米,留出一小畦来培养大白菜秧苗,准备秋收后栽种大白菜。我们的自留地的位置很好,是村西自留地区域的中心地带,附近有一眼砖井,灌溉方便,这是最优越的条件了。有些人家的自留地因离井远,不得不在自家的土地里打一眼土井,既占地,又容易淤塞,麻烦很多。我们何以能如此得天独厚,不明原因,好像这块地原来就没主儿似的。

我们勤除草,及时灌溉、追肥,不亏待土地,土地就给予厚报。玉米的长势很好,秸秆壮实,叶片肥厚,高矮整齐,一片油绿。有些乡亲夸道:“看看人家,没种过地,种出来的庄稼多么喜人!”在农村,种好庄稼就是荣誉。

我们的农具还缺一张大锄。乡亲们说:商店里卖的那种机制的大锄不能用,钢口不好,角度也不合适。能用的大锄却又无处卖。使大锄耪地是技术性较强的劳动,那些耪地的高手都不敢用商店里卖的大锄,我这样没技术的,如何敢随便买一张来应付差事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技术也得先选好工具啊!

正在发愁之际,居然真有人来“雪里送炭”。那是宗和的大外甥尹玉乔来看望,带来一张大锄送给我们。

其实玉乔不是宗和的亲外甥,他是宗和的大姐前房的儿子,大姐嫁过去就当后娘,但是这位后娘把玉乔当亲儿子看待。她生了寿乔之后,对玉乔不但没有冷落,而且比对寿乔更关心、更周到,唯恐他受委屈。所以玉乔一直非常感激这位和亲娘一样的后娘,也就把宗和当亲姨般看待。

玉乔家在白寺村,离骆屯50多里,经常来看我们,在以后的几年当中,给我们帮了不少忙。从他对我们的热情态度上,就反映出大姐的贤德来。宗和经常对我说起她这位大姐,大姐是不幸的,受了媒人的欺骗,嫁给了一个长年卧病的男人,从嫁过去的第一天起就侍侯病人,煎汤熬药,喂饭喂水,照顾得无微不至;对公婆也极孝顺。她严守着封建妇道,无怨无悔地做一个贤妻良母。不到十年的时间,丈夫撒手人寰,她年轻孀居,辛劳半生,必然也是痛苦半生。

 

历史教科书上记载着: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我对自然经济只有这样一点浅薄的概念。这次在农村安家落户,仿佛是走进了历史博览会的自然经济馆,不仅仅是参观,而是实地生活其中,对自然经济才有了具体而真切的理解。骆屯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自然经济,其中商品经济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社员的食、衣、住都是自给自足。吃的粮食、蔬菜、食油(棉籽油、芝麻油)的原料,都是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由自己再加工成成品,最后制做成食品。连调味的酱也是自制的,只有盐需要购买。穿的衣服、鞋,使用自己生产的棉花,自己纺线,自己缝制而成。其间织布和染色须经由手工业作坊加工,而手工业作坊加工也是自然经济的组成成分。住的房舍的主要建筑材料土坯,是自己打制的,木料是取自自家的树木,盖房的工程则有全村乡亲们来助工完成。村里有现成的木匠、泥水匠,这些重要的技术工匠也是以助工者的身分来担当主角,没有报酬。主人家备饭食、烟茶招待所有来助工的乡亲,一座房舍就落成了。有钱买砖的则盖砖房。此地的砖房也只是用砖镶一层外墙皮,墙的主体依然是坯。

交易方面,仍然保留着大量的物物交换,棉籽换棉籽油,芝麻换香油,黄豆换豆腐,地瓜干换粉条等等。

我深深地感到在农村学到了许多实际的知识,使我对历史、对社会、对时代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也算是不曾虚度年华。

 

 

©郭锦文 2009

(转载、出版需经作者书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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