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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跟在父母身边，看着他们和他们的朋友，象是一个小小的观众在看一场演出。后来，等到我牵着自己孩子的小手周旋在我的生活空间里时，才发觉自己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舞台上，我的孩子变成了我的观众。不顺利的时候不免会愧疚地想，对不起，我的演出并不成功。
有一天，晚饭后我跟我爸去物理楼送我妈到光刻室上夜班。校园后门的传达室边上有一个学生食堂，食堂靠近马路边的一面有一个小卖部，卖些毛巾香皂牙膏糖果之类的小东西。回来的路上，路过那个食堂，他突然往边上一拐，插进校园围墙和宿舍楼之间的一条小路。路灯的光晕在冬天的黄昏里显得特别迷离，围墙和楼房中间稀疏种着一些树，淡蓝色的雾霭缓缓升起，越往深处走离路灯越远，但是楼房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却象是一排关怀的眼睛，随着小路一直延伸下去。因为冷和夜色，薄雾里的灯光显得温暖模糊。“我们去哪儿？”我问。“去看看楚叔叔，”我爸说。
单身教职员的宿舍楼里，一条长长的走廊黑乎乎的，楼的两端各有一个出口，楼中间也有一个，进去就是宽宽的楼梯。走廊顶棚上每隔一段有一盏灯，瓦数很小的灯泡，有气无力地发着光。几乎所有的门都关着，不小心有时会被堆放在走廊暗处的杂物撞一下。我们上到三楼，来到一扇门前敲响了门。
开门的是老楚的室友，物理系的右派教师。他斯斯文文地戴着一副眼镜，面貌清秀，目光冷而犀利警惕。老楚不在。“他刚从老家结婚回来，但是好像心情不太好，”物理系右派说。老楚结婚回来什么也没多说，但是好象遇到了什么事。屋子里乱七八糟的，只开着台灯，窗子下面的书桌上摆着还没清洗的饭盒，一只玻璃烟灰缸里散落着些烟头和烟灰。冬天不开窗，屋子里有股不清洁的味道，是从床底下盆子里没有清洗的脏衣服脏袜子上散发出来的。窗棱上覆盖着灰尘，蒙着水汽的窗玻璃外隐隐约约看得到路灯下倾斜的干树枝。
物理系右派说话的声音很低，加上他机警闪烁的眼神，给人非常神秘的感觉。我爸后来告诉我，他是物理系的才子，英文特别好。聪明的人，思想就不那么老实，思想不老实，就容易若麻烦，若了麻烦还不低头，就只能站到大多数的反面。我爸跟他说了一会儿话，留下一句“改日再来”，就带我离开了那间单身右派的屋子。
走进夜色，回过头看，那幢一字形的楼，象一条漂浮在无边黑暗中的巨轮，看不清它航行的方向。
如果老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选择不说话，他是不是就不会变成右派？如果他不想要一个家，他是不是就不会去相亲？如果他早点告诉那个女孩自己是个右派，他是不是就能等到洗刷耻辱的那一天？可是，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如果和假如。
家里来人找我父母谈话的时候，是一个下午。放学后我正跟邻居家的两个小女孩躲在走廊的暗处策划阴谋。水泥地上铺了一条我们从家里拿出来的旧毯子，我们三个人坐在墙角里，从作业本上撕下来一张方格纸，我垫了一本课本在膝盖上，然后把方格纸铺在课本上，仔细写下一行字：铁的纪律。下面写什么呢？我们三个面面相觑。
二楼住着一家经济系的老师，家里有一个比我们小一点的女孩，我们在一起玩儿的时候，那个女孩总是喜欢哭，有时有道理有时没道理。她一哭，我们就不跟她玩儿，一不跟她玩儿，她就把她上中学的哥哥带到楼上来威胁我们。那时候大人成帮结派，小孩也分群分类。楼外的墙壁上，时常有歪歪扭扭用粉笔写上去的一排大字，诸如“某某某不值一碗大米饭”之类的话。大家都怕当那个某某某，就勉强混在一起玩儿。我妈看出来这些小女孩之间的是是非非，放学后通常就把我关在家里。我的同学之间于是就传说，“她妈特别厉害。”
那天下午我们聚在一起写那个“铁的纪律”，是因为实在绕不开二楼那家人。住在四楼，出出入入必须经过二楼。除了痛恨那个时常来威胁我们的哥哥，我们还讨厌那个女孩的妈妈。女孩家住在楼梯附近，她妈好像有洁癖，没事干就在走廊扫地拖地，二楼楼梯附近的那一段走廊，就总是象一个刚刚沾着水梳完头发准备出门的小姑娘，干干净净湿湿漉漉地等在那里。我们上学下学出去玩儿经过的时候，难免会邋里邋遢丢在地上一两张糖纸，一小块吐出来的苹果皮，有时还有下雨天鞋子上落下来的泥巴，开水房打开水回来时滴在楼道里的水。那个妈妈就不停地抱怨，偶尔还上来告状。被告了状，就会被大人训，被训得次数多了，就想报复。我们三个人商量的办法就是，每个人拿一只苹果，没人的时候带到二楼去削皮。等到那个妈妈看见满楼道的苹果皮开始查找案犯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铁的纪律，谁也不能出卖谁。
我父母得到老楚跳楼自杀的消息时，正是我们在挖空心思象地下党一样写“铁的纪律”的那个下午。我跟我爸那天晚上在老楚的宿舍没见到老楚，但是他后来在我爸挖防空洞的地方找到了我爸。我爸问他回家结婚的事情，他心神不宁地告诉我爸，有很多不好的预兆，好像不太吉利。结婚的当天，打破了一只碗，一早上还在门槛前看到一条冻僵的蛇。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种种迹象好像都暗示着一个不吉祥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