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杂志《读书》，在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凌斌的《走向开放的中国心智》一文，指出：从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间，影响中国心智的除了马恩毛邓，就是二十五个外国思想家，分别是德（亚里士多德、康德、萨义德、庞德、赫尔德、柯林伍德）、尔（海德格尔、卡希尔、黑格尔、托克维尔、韦伯尔、贝尔、波斯纳尔）、克（哈耶克、洛克、诺齐克、克拉克、布莱克、拉塞克）、斯（诺斯、科斯、霍布斯、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
影响最大，仅指知识层面罢了，真正影响中国的还是“中国智慧”，这种智慧造成的经济繁荣，是邓小平式实用主义的胜利，而非一劳永逸的制度达成。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人抽出一个经济指标，作为自我肯定以及形势判断的试纸，在以年度为限的全球马拉松比赛中屡获冠军。“中国崛起”这个概念，便是此类思维模式的必然产物。在全球惊呼“中国崛起”时，自己也似乎也有了硬起来的感觉。不幸的是，超高的单向度指标，并未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积累了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我们是自己的西西弗，只管用力把石头推上山，假装看不见它将滚落的样子。回避命运，结果只能是恶性轮回，直至万劫不复。这块巨石又到了下坠的时刻。
问题悬挂于天花板上，真正的中国智慧蜷缩于历史的暗角，发出若有若无的幽怨之光。“单纯用经济方法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读书》同期另一篇文章一针见血。该文呼吁“建立一个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体制”。诚哉斯言！没有社会正义，就没有正义的经济。经济发展必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已不容回避或推脱。
这似乎成了有道义感的媒体的共识。2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推出了一个名为“决断之年”的庞大专题，通过对各重要行业、领域及层面的分析，委婉而坚决地呼吁政府：牛年是最困难的一年，也是孕育希望的一年，执政者须下决断。“现在中国经济急需加快对内开放的大决断”“中国仍有以改革挖掘制度红利的空间，这足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新动力”。
第三期《凤凰周刊》，关注点在反贪的制度建设上。题为《中国贪官“标准像”》的报道，介绍了内地律师王荣利历时六年编撰的反腐败报告。通过对424例腐败案的研究，这位律师勾勒初一幅中国贪官“标准像”：这名贪官是来自广东、湖南、安徽、湖北、海南等地的厅级、副厅级官员，涉案金额在千万元级别，最终因受赂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入狱。52%的可能被判处无期以上徒刑，17、6%的可能获死罪。该刊透露，全球最大反腐NGO透明国际今年将在大陆设立分会，分会成员主体以其联络处——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为核心。
今年第三期《南风窗》杂志，把注意力投注到老龄人群。这个题为“在经济危机中老去”的专题，综合权威机构和专家的预测，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在未来10~15年，老龄化压力将日益增加。报道分析了养老的现实状况，提出警告：在整体改革进入深水区困难重重的情形下，中国能否在人口机会之窗关闭之前完成必须的改革，是中国老龄化危机中的核心难题。报道把注意力放在农村的养老问题上，由于机构照护与社区照护的缺失，子女不养老的现象愈演愈烈，农村老年人面临异常残酷的晚景。该刊记者对河南农村出现的宗教救助的描述，让人感觉到一丝别样的温暖。“乡乡有教堂，村村有信徒”的基督教会，直接救助教友，使许多贫病交加的老人得以善终，也使更多的人皈依上帝。
本期《财经》杂志“农保基金安全忧虑”的报道，以河北省农保基金的现状为例，指出该项基金因挤占挪用投资损失严重。正好可以做《南风窗》专题的注脚。
2月9日出版的《第一财经周刊》，其专题“99元机票的秘密”，以民营航空公司春秋航空的传奇经历为例，揭示民企生存的制度处境。这家以廉价机票赢得生存机会的航空公司，事实上就是一个民营企业创业模板：无穷的创意、高效率和勤俭。尽管他在全行业亏损的背景下，创造了连续三年盈利的奇迹，创造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即使如此，依然面临随时猝死的危险。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曾经希望用廉价机票打败中国航空业的那些巨兽，但在所有制等级制度面前恐怕只能是一场春梦。因为非嫡出而饱受折磨，“融资，上市，私募路路不通”。在政府无限扶持的国营航空公司面前，他们微不足道，没有还手之力。对外过度开放，对内必然封闭，机会不平等必然抑制社会需求，毁灭最具创造力与就业容量巨大的民企。公民的“中国财富梦”依然遥不可及。
第三期《证券市场周刊》，以“解盘温州资本”为题，深入剖析温州资本的习性以及最新动向，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自由的民间资本势力的能量图。作者对温州资本的判断是：拥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平衡的大局观以及特殊的消息渠道，“出没于每个可能带来超额收益的地方”。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温州资本也在谋求转型，从房地产和煤矿获得滚滚利润之后，眼下他们看好产业升级，驻足新能源领域。记住，他们的诀窍是听党的话，和政府搞好关系。
《新营销》第二期有一篇文章给中国企业支招。该文认为，“金砖国家”（印度、巴西、俄罗斯、巴基斯坦、埃及、印尼、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是世界产业转移的重点国家，他们和中国是平行的经济体，经济模式互补，中国品牌销售有相当大的空间。
2月2日出版的《理财周报》，继续去年的一百个投资家写给读者的“亲笔信”的传统，编者自夸“签名是商业社会最昂贵的交易证明”。一百多位企业家、学者、政劵期货操盘手和分析师，絮絮叨叨，王婆卖瓜者居多，有新意的鲜见。值得一提的有两位。一位是风云人物柳传志，他提出了企业过冬的两点建议：一是，制定上中下三种战略目标，及时调整，保证不能突破底线，企业的现金流不能断；二是，借机苦练内功，准备东山再起。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的建议，言简意赅：无论是投资还是创业，首先要做的不是抓住机遇，而是抗拒诱惑。
一直走温和路线的《三联生活周刊》，以“重访历史”为题，寻找中共的历史踪迹，推出“进城之始”专题，陈述沈阳接管的细节，再现六十年前“对团结各界社会力量管理城市、管理国家的思考”。文章挖掘出许多有趣的故事，可读。缺憾是，仅有对接收方与战败方的采访，缺少老百姓的声音。人们或许会默默发问：取消价值判断的叙述策略能走多远？
《南风窗》卷首语说，不公平造成的贫困，是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性质。“变亦变，不变亦变”。到了用真正的中国智慧解决中国真问题的时候了。借用2月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新春评论”的话“必须要通过一场刮骨疗毒式的改革。”若是，则是“抓住了一个中国在世界格局中重新确定自己坐标的机会。”
天佑中华。阿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2009-02-12
作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2009-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