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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湖乘电气化火车到旺角，改乘地铁过海。
香港的地铁车站富丽堂皇，磨光锃亮的彩色地面，墙壁上嵌着精美的广告，成为艺术的装饰。
令人注目的“万宝路”牌香烟广告，在吸引人购买的同时，又告诫吸烟有毒。这种矛盾的状况引起我的联想，我的烟盒里装满着吸了一半的半截烟，那是当我吸烟的时候，妻子和女儿便抢去熄灭，于是，我又悄悄地从烟灰缸里捡进烟盒，等待下次按捺不住的时候再吸，这些矛盾着的情形，显示出生活的多层次。
的确，生活是多层次的，没有绝对的不好，也没有绝对的好，有不愉快的现象，也有愉快的现象。在罗湖的不愉快，在乘车时把它忘了，香港人多车多的城市，可在这里没有乘车难，没有插队，没有抢座位，没有不买票，或过站少票的现象，那怕这儿全没有售票员，都是自动自觉，当然，如果有不自觉，电脑就来干涉，拦住，不许你进站，甚至你可以抽烟，那就坐巴士的上层，下层的乘客是不抽烟的，他们互不干扰。
当然，电脑也不是绝对的准确，比如，我从旺角过海票价是＄2.5，但我懒得去换零钱，向无人售票箱投去＄5的车票钱，它并没有找给我。唉，听说香港兴小费，电脑也要小费，谁知道呢。
我妹妹阿环住在旺华大厦11楼C座，我按过门铃，对讲器跟我通了话，闭路电视“验明”了我的“正身”，铁门哗哗地自动打开。大厦的守门人惊讶地打望我，目光集中在我的白圆领汗衫上。盘问的情景，好比过海关，这是个典型的香港人，不会说也听不懂大陆的话，全靠用手比划。
哑剧演了一阵，他没有理由对我“横加干涉”，可是他对我的警惕与神秘感并没放松，暗暗地跟踪我上了电梯，直到11楼，阿环开门接我。
阿环似乎发现了什么，问我：“有没有卡片？”
卡片就是名片，香港不论公事私事，都不要什么组织介绍信，而依靠名片介绍。这是我来港之前早打听到的，便掏出一张名片给阿环，我的名片有点显赫，上面印了全国的、省里的六个衔头，阿环显示地将名片递给守门人，倒把他吓唬住了，连忙改了笑脸，歉意地向我鞠了个躬。
我也轻轻地笑了笑，对阿环说：“哼，他大概把我当做逃港打劫的了！”
阿环忙掩上门：“哥，你不了解香港。”
“这不就了解了吗！”我说：“只重衣冠不重人啊！”
“不对，唉，以后跟你说吧！阿环象有许多话要说，又咽下去了，回避了上面的话题。”
她拿了一套衣，叫我去换换，我到洗手间换衣，在澡盆对面的镜子上照着，这青地丝绸上，几朵大红牡丹，实在显眼，不行，我不能这么打扮，我不能，也绝不愿意，到了香港就丢掉了自我。我仍然穿着白圆领汗衫。阿环几乎生气了：“哥，你看香港，哪有人穿这个。”
我固执，也有些不快，说：“怎么，白圆领汗衫就丢了人吗？”
久别重逢，而且是嫡亲的兄妹，应该抑制不住的欣喜，可是，阿环的脸上布上阴云，这叫我敏感，又叫我心疼，难道社会制度的隔阂就有这样的力量！
在到香港之前，我对于这个神秘的城市，作了种种猜想。几天来，不少的同志、朋友来祝贺我，说：“你好过！”当然，我也是高兴的，对于没有见识过的世界，是有着诱惑力的。那几晚，我一家聚在客厅，正巧，电视里放着一部叫《血的锁链》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这在平时看没有什么，可是，正当我要到资本主义世界去旅行，感觉就不同了，那里面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倾轧，陷害，黑社会分子的可怖等，无一不使此行充满隐忧，而我进入香港的第一天，这种滋味就感觉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