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报户口，我终于结束了没有户口的日子。因为我受幕后政治诬陷被北大开除退回上海时，北大既没有公布任何原因，也没有给我任何证明。我自己连什么原因都不知道，别人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现行反革命呢？上海市公安局要调查，当时没同意我报户口。
户口刚报上，街道里委马上通知我参加社会青年活动。
当时的社会青年，就是失学青年。所谓的社会青年活动，无非是里弄干部车轮大战，动员你报名去新疆。能动员了的，早已报名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不管你怎么动员，“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讲讲是社会青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其实很低。连小孩子都会在街上追着他们叫，
“社会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侬到新疆去。哈哈哈！”
于是社会青年赶紧低着头走开，就象当年的孔乙己在众人哄笑中离开咸亨酒店。
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就在一天下午。屋子里散坐着十几个青年，靠在椅背上，摆出一付准备打持久战的架式。里弄干部介绍我是新来的青年时，犹如石沉大海，没有激起一点小涟漪。然后她就开始读报，说了一通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道理，接着就要大家表态谈感想。屋子里的青年保持沉默，象一群木偶没有一点反应。我却憋不住了，告诉里弄干部不用对我动员，我本来就准备考不上大学去新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会走。那些青年抬起头望着我，眼光里带着诧异，惊讶和一丝恐慌。里弄干部却喜出望外，简直象吃了兴奋剂。她告诉我，里弄里还有一个不用动员就决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C。
就在这时，一个人走进屋里。他理着短发，性格活跃，一付精力充沛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能干的青年。
“阿C，这是新来的戈壁柳，他也决心去新疆。”里弄干部赶紧介绍。
“哈哈，欢迎欢迎，这下可有伴了。”
我们互相介绍，很快就熟悉了。他去年初中毕业，其实他和我同年，我因为念书早，去年高中毕业。在学校里，阿C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还当过少先队大队长呢。这样一个好学生，怎么连高中都考不上？
还不是因为家庭出身。阿C的母亲，是地富反坏右中排行老四的坏分子。说真的，这黑五类中，其它四类常常看到，就这黑老四还是第一回见识。更离奇的，阿C的母亲不知得罪了哪个里委干部，不是她的工作单位，是里弄把她打成了坏分子。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这小小的里弄干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
咳，别想了，那个荒唐的年代，弄不明白的事多着呢。
其它的社会青年，有意识地回避我和阿C，担心我和阿C动员他们报名到新疆去。这样造成我和阿C接触的机会更多些。
其实我和阿C的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当然希望多一些人决心去新疆，大家也热闹些。但我们还不至于去做别人的动员工作，咱连团员都不够格呢。不去新疆的人中间，倒是有一些团员。我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学校里都是三好学生，班干部，干什么事都积极，从来都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因此，我们都不想背社会青年这个名声，希望早一点解脱。
我们决心去新疆的动机，却不完全相同。
当时我的书呆子气极重，整天喜欢想些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已经被整成那个熊样，还好象自己是党委书记似的。我是为了寻找真理去新疆。因为广播中讲的，报纸上写的，和我看到的现实根本对不上。我要弄清这到底为什么，我要知道真理。
阿C不但是个好学生，他还是个出色的航模爱好者，当时已经是个二级运动员。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还排不上号。但是在新疆，他的水平足可以进省队。他也相信，只要自己在新疆兵团好好表现，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负面影响，可以进省队的。
两个大傻瓜。那个年代，出身决定一切，到哪儿都变不了。但当时有这种幻想的人还不少。据说当时的全国少年游泳冠军也在报名去新疆的行列中，后来照样被戈壁滩埋没掉。没用，哪怕你拿了奥运会金牌也没用，这个道理，我们后来才明白。
新疆建设兵团的招生一开始，我们俩就第一批报了名。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兴奋得象个天真的小孩子。报纸上，杂志上，只要是新疆的消息我们就爱看。广播里，只要是新疆的新闻，故事我们就爱听。我们交换有关新疆的消息，我们学唱新疆的歌曲，要是当时有人肯教我们跳新疆舞，说不定也会学呢。
(照片中最左面的是阿C，最右面是我)
晚上，我们俩喜欢在法国梧桐笼罩的马路上漫步。我们互相激励要经得起边疆艰苦的考验，我们互相提醒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体能上的准备。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十年，再让我重新做一次选择，我会不会还选择走这一条路呢？
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恼丧。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识，也明白了真正的现实是怎么回事。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
为什么？你不要理想，不要充实了？
我要理想，也要充实。但是，我看到了这么一幅画面。
在押赴刑场的囚车上，阿Q不想让围观的民众失望，他想唱一句“手执钢鞭将你打”，无奈手被绑住了做不了动作。于是，他喊了一句，
“过了20年又是一个。。。”
这种鲁迅笔下愚民的充实，我可不敢再要。我相信，阿C的回答也会如此。
要出发去新疆了。我们两个里委的支边青年组成一个班，我和另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担任正副班长，阿C就在我们班里。
告别大上海，大部份支边青年心事沉重，愁眉苦脸。阿C是为数不多的露出爽朗笑容的人之一。我也有心事，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险恶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对这一个班的人多半不了解，对能不能带好这个班有点耽心。
火车一开，车厢里，月台上，哭声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虽然到新疆是自愿报名，报名的动机却形形色色。有相当一部份是在里委干部软硬兼施压力下无奈的选择。平时为了不让父母伤心，他们会强装出笑容,在和亲人分别的最后瞬间，内心的真情冲破一切伪装，决堤了。
阿C没有哭，他是笑着告别亲人的。在车厢里，他还不断地安慰鼓励其他知青。虽然他自己从来也没说过，我总觉得，他自愿报名去新疆的心灵深处，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减轻母亲在里弄所受压力的成份。为了不让母亲为此伤心，他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后分手的时刻也没有流露。阿C够坚强的。
吐鲁番下了火车，又坐上了大卡车。整整开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十一天），才到农场。一上大卡车，知青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又开始动荡了。黄沙，灰雾，茫茫戈壁，开几个小时不见人烟，房屋和树木。颠簸的道路，发麻的双腿，干裂的嘴唇，身体不时弹起来脑袋撞上卡车顶篷。想到今后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开始哭了。有的开始后悔，闹着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车。要稳定大伙儿情绪，而且要把大伙的情绪提上来，班长的工作不好做。难得的是，不是干部的阿C不但自己情绪稳定，还不断鼓励大家，想着点子把大家逗乐。途中歌咏比赛开始了。卡车和卡车，班和班，里委和里委，挑应战不断。阿C领着大伙作啦啦队，嗓子都哑了。
戈壁沙尘中，颠簸的卡车里，传出一阵阵歌声，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
赤胆忠心为人民。。。”
大伙的情绪高涨起来。有趣的是那帮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们，笑得最欢的也是她们。
那一年支边青年中，据说我们这一批途中的情绪最高，纪律最好。可能和我们这一批中，有相当一部份象阿C这样主动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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