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镜头凝固无声之痛

/>   　　　　　　　　　　　　　　　　　　　　　　　中国青年报记者：王波 过去的一年多，摄影师刘浚致力于拍摄中国聋哑儿童的生活。他的镜头里，记录了上百名聋儿的生存状态。 这个28岁的年轻人，被父母责怪为没有一份“正经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唯一能表明他身份的，是名片上印着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方合作摄影师”。 3月26日，T42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刘浚要赶去陕西“还债”。“债”是去年11月欠下的。几位西安网友给他发来一些聋哑学生的信息，并邀请他前去拍摄。但那恰好是他最穷的时候，“钱包里只有30块钱”，买不起一张到西安的火车票。他只好告诉网友，“眼下很忙，等等再说”。 实际上，刘浚转身便去挣钱攒路费了。 一个家庭有多脆弱 在火车上安顿好，刘浚从马甲兜里掏出网友提供的失聪学生名单。这些学生大都就读于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红太阳学校。 只是他还未来得及看名单，手机已收到短信息。发信息的人是西安美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的一名毕业生，邀请他去拍摄那里的失聪大学生。 “跟他们交流时，尽量要说这个，不要直接说‘聋哑’俩字，不然他们可能会介意。”小伙子一脸严肃地指着“失聪”两个字，提醒记者。 经过19个小时奔波，刘浚冒雨赶到了红太阳学校。校园不大，200多名健全学生和34名失聪孩子同处一个院子学习和生活。 刘浚扔下行李，拿起相机，抓了一把糖果塞进马甲兜里，便直奔二楼的聋儿教室而去。眼前的学生，最小的6岁，最大的19岁，都趴在油漆斑驳的课桌上，挤在两个相互连着的小教室里。 “我可以拍照吗？”他压低声音问正在上课的女教师高亚兰。 “什么？你大声说，他们听不到，不会受影响。”高亚兰提醒道。 近4个月没有直接和聋哑人打交道，经高亚兰一提醒，刘浚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他习惯性地把目光转向孩子们的耳朵，发现“竟然没有一个戴助听器的”。 “拍了那么多聋儿，这是我见到的最惨的！”在拍照的间隙，他一遍遍向身旁的网友感叹道。 后来到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儿首先看的，还是学生们的耳朵。他发现全院90个学生，只有一个做了人工耳蜗（一种能使全聋患者恢复听觉的医学装置）手术。 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大约需要20万元左右，那大概是他肩上背的摄影器材的价格。 这是刘浚第一次到西部拍摄，像这样一次次令他震惊的状况，一直伴随他的整个拍摄过程。 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雷海珍”。不过，13岁的小女孩几天前患上感冒，已被母亲领回武功县薛固乡下雷村的家里，一直在打吊瓶。 刘浚约上高亚兰，租车赶到雷家。刚刚病愈的雷海珍正在纺线。卧室又暗又小，土炕前勉强能摆下一架纺车。十几个纺锤上的红线与白线，是她和妈妈轮流纺出来的。雷海珍用手语告诉老师，这是在给姐姐织嫁妆。 小海珍身上的衣服，全是网友捐的。透过鞋尖已经开裂的运动鞋，能够看见白色的袜子。见有陌生人来，她用力把脚趾往里面缩，想不让袜子露出来，同时把红肿的双手紧紧插在衣兜里。 不过，看到老师让她很高兴，脸上便挂着笑容。这表情像是“傻笑”，高亚兰很熟悉。2007年春天，雷海珍来学校报名，高亚兰第一次见到她时，这个女孩就是冲老师傻笑了一下。那时，雷海珍穿着已经发白的红色外套和蓝色牛仔裤，脚上的运动鞋也开胶了。 那年海珍11岁了，才开始上一年级。高亚兰带她去和班里同学见面时，雷海珍也是朝大家咧嘴笑了一下，然后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从粉红色的旧书包里，掏出一个本子和半截铅笔。除此之外，她再无其他文具。 如今雷海珍也是傻笑着，到门口迎接老师和客人。她身后的门洞上，垂挂着塑料和旧布条，下面依次摆着一个陶缸、几个大小不一的铝盆和塑料盆。屋檐上的雨水沿着塑料和旧布条，有一滴没一滴地滴着。陶缸里略显浑浊的水中，能看见一些小虫子在蠕动。 雷海珍的妈妈解释说，这雨水要用来洗菜和洗手洗脚。自家井上的水泵坏了很长时间了，没钱买新的，吃水只好从邻居的井里提。这赶上雨天，接点雨水，少从邻居那里提点水，也就少讨人嫌。 由于家里欠人家4000块钱，雷海珍的爸爸已在十几天前出去躲债了。在孩子们上学需要用钱时，这个男人常常会“失踪”。门楣上贴的一小张红色剪纸，在微微颤动。她家过年没钱买对联，就贴了这剪纸。 在邻居眼里，这个家现在已经不像个家了。从他们七嘴八舌的介绍中，刘浚得知，雷海珍的爸爸是当地技术最好的电焊工之一，脑子挺灵。1988年，雷海珍的姐姐出生。3年后，雷家盼来了一个儿子，却发现是先天性残疾。1996年，在雷海珍出生前，家人都希望生下的是个健康的儿子。 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为避免被工作队的人发现，刚生下的女孩儿被整天捂在炕上。悲剧最终在雷海珍7个月大的时候发生。她的耳朵开始流脓流血，她妈妈向婆婆要钱给孩子看病，却遭到了失望老人的拒绝。几经拖延，雷海珍最终失聪。 不仅如此，这个不怎么受家人待见的小女儿，也没有给上户口。一岁半时，她被送给甘肃的一户人家。几十天后，对方发现孩子对声音没反应，就又送了回来。 刘浚试图问雷海珍一些问题，但因为她所学的手语有限，小姑娘只能表现出一脸茫然，紧张地靠在墙上，用手不断抠墙上的小孔。 在她哥哥看来，正是自己的残疾和妹妹的聋哑，使得“整个家庭的幸福和信心，都在瞬间破碎了”。 “我爸爸对我们这个家没有信心了，没负起责任。”18岁的小伙子说道。他的神情有些忧郁，甚至带着一丝冷漠。 他成绩优异，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妹妹这些年的遭遇，他很清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妹妹过上好日子！”在与刘浚道别时，他郑重地说了这句话。 一张“全家福”有多难 这样的话，刘浚已经听了不下百次。 2008年9月，他到深圳拍摄一个聋儿。孩子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身家以亿计。一下飞机，刘浚便被一辆奔驰车接到了别墅里。当晚，平时不怎么沾酒的老爷子多喝了几杯，之后跟这个年轻人几乎倒了一晚上苦水。 老爷子当初立下规矩，如果儿媳能生个孙子，便大加奖励。最终孙子生了，却发现先天失聪，“一家人的心顿时一紧”。 “只要能把孙子的耳朵治好，花多少钱都行。”老爷子几乎逢人便是这句话。他花钱为孙子做了耳蜗手术，把孩子送到香港最好的语训学校，家里还专门请了一个语训老师。在老爷子看来，只有这样把钱花到了，心里才稍微觉得安慰。 有一天，孙子终于开口喊了声“爷爷”，尽管听上去有些大舌头的感觉，但这让老爷子高兴了好几天。 “你知道吗，叫这一声‘爷爷’，花了四五万块钱。”老爷子告诉刘浚。但他转瞬又强调：“如果孙子正常，我宁愿住筒子楼！” 花钱买安慰这样的事情，对武功县彭家底村的彭永发来说，实在太过奢侈了。这个66岁的乡村医生，是名单上的学生彭仪的爷爷。随着两个聋哑儿子的出生，他的幸福生活似乎也突然消失了。 好在老人名声不错，两个儿子最终都娶妻生子。但老人心里的那根“弦”从没敢松，直到大儿子生下一对健康的孩子，他终于喘了一口气。 但这口气并没喘太久。2003年10月，小孙女彭仪出生，孩子像她妈妈一样，仅仅残存一点听力。不仅如此，在发现女儿也聋哑之后，彭仪的妈妈丢下女儿和丈夫，在2005年春节离家出走。 找回妻子，成了彭仪的爸爸这些年唯一做的事。“这4年多，他一直在外面，有时候一年回家一次，有时候整年不归。”彭永发苦笑着告诉刘浚。 每当彭仪问起妈妈怎么还不回来，老人一如既往地告诉孩子“妈妈在外面打工忙”。须发花白的老人，不得不亲自将年幼的彭仪拉扯大。而彭仪叫得最清晰的，也是“爷爷”这个称呼。 作为医生，老人原本不信神信鬼。但在孙女出生后，有人说是彭家的祖坟埋得不好。这个一度只信科学的老人，第一次动了自家祖坟。他甚至还请来巫婆作法。 “没有办法，就当是为娃们积德积福吧。”老人摸着彭仪的头，无奈地说。 2008年6月，刘浚在安徽农村时，也有聋儿的爷爷拉着他哭诉：“我们家祖上八辈都是贫农，没有为富不仁，没干什么不积德的事啊！” 27岁的刘珍从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后，临时留校工作。她至今还记得24年前自己因注射青霉素过量而失聪时，妈妈带着自己四处求医的情景。“那时我妈妈非常痛苦，差点不想活了。”她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道。 刘珍聪明漂亮，2008年曾参加残奥会开幕式表演。在学院里，她是学生们的老师和“青春榜样”。正是父母的苦苦支撑，才使得她一步步完成了大学教育。 到聋儿家拍照时，刘浚无一例外会给每家都拍一张全家福。 这个习惯来自他在吉林白城的一次经历。那个聋儿家庭，装不起防冻玻璃，虽是中午，但家里的墙壁上凝着霜，窗台上结着冰。家里两个孩子唯一可玩的东西，是一副扑克牌。哥哥站在炕上一把将牌在空中撒开，口中喊“下雪了”，失聪的弟弟则从地上把牌一张张拾起来，交给哥哥。他们一遍遍地重复玩这个游戏。 刘浚在一旁拍下这个场面后，孩子的父亲开口了。他请刘浚给他们拍张全家福，理由很简单——“等我死了，孩子看到照片，还知道我长什么样。” 拍完这张全家福，刘浚说，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聋儿幸福不幸福，首先在于全家人怎样呵护。” 如今，他有了更鲜活的解释：“你看看刘珍，如果不是她爸妈和家人一心想救她，她绝对没有今天。” 当然，他更忘不了的是在北京聋校昌平分校看到的一幕。时值新年，学校给孩子们分蛋糕吃。蛋糕刚刚切好，有个孩子便冲过来抢了最大的一块，扭头便走。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刘浚心想。但后来他发现，抢到蛋糕的孩子，自己并没有吃，而是径直拿着蛋糕到了另一间教室，找到了另一个孩子。 刘浚记住了这个“自私”的孩子，并和在聋校附近租住的聋儿家长们聊起这事。有家长告诉他，那两个孩子是兄弟俩，都是聋儿。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只能给一个孩子做耳蜗手术，另一个戴助听器。父母原本决定让兄弟俩抓阄，但哥哥知道后，把做耳蜗手术的机会留给了弟弟。那个抢蛋糕的孩子正是弟弟，他要把好东西给他哥哥。 只是，这次在陕西拍的这两张“全家福”，让刘浚觉得不是滋味。在照片里，6岁的彭仪看不到她的父母，13岁的雷海珍也找不到她爸爸的影子。 一道鸿沟有多深 在雷海珍需要用钱上学时，她的爸爸总会习惯性地“消失”，待孩子在学校安顿好之后，他就会回到家中。这让学校的老师们对小姑娘的未来，“心里没一点儿底”。 “谁也说不准，她的书还能读多久。”高亚兰告诉刘浚，就在2008年，还没上完一年级的雷海珍曾一度失学。 2008年4月，雷家准备盖新房子，雷海珍的姐姐把自己在广东打工攒下的9000元钱寄回家。她妈妈刚从银行取出钱，便被人在大街上抢了，新房子于是泡汤。 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三，雷海珍在教室里收拾起了书包。“要去哪里？”同学们问她。“和妈妈一块回家。”她笑着比画道。 她回家后才知道，妈妈要带她去内蒙古帮人摘枸杞子。在内蒙古时，小姑娘常常在地头躺着就睡着了。后来妈妈告诉她，摘这些红红的东西能挣钱回家读书，她便来了劲头。偶尔在半夜醒来，她会跟妈妈比画说，想回去上学。 每天从早上5点摘到晚上9点，母女俩最多能摘60斤，一斤6角钱。前后50天，她们挣了1700多块钱。 雷海珍吃饭时，每咽一口，喉咙会发出一种像是被卡住了似的“嗯嗯”声。一开始，听到这声音，高亚兰觉得难受，吃饭时会刻意离她远一点。但雷海珍突然退学，没了那种“嗯嗯”声，高亚兰反倒不习惯了。 今年春节后，在网友的帮助下，雷海珍重回学校，这让高亚兰喜出望外。还是那个穿着发白的红色外套和蓝色牛仔裤的雷海珍，傻笑着和大家打了招呼。然后从一个白色的方便袋里，拿出她所有一年级和二年级的书，还有她曾用过的本子和半截铅笔。 她尽力想用手语向老师叙述她过去一年的生活，但怎么也比画不出来。不过高亚兰注意到：“她回来上学时，脸比以前更红，手也比以前更粗糙了。” “你看她的手，完全不像是一个13岁孩子的手。”刘浚说道。他刚给雷海珍的手和冻伤的脸拍完特写。 辍学期间，雷海珍曾叫开学校大门，到教室里转了一圈，然后把两只手插在上衣兜里，低着头走回家。在哥哥的记忆里，她不开心的时候，常常喜欢这样低头走路。 重返校园后，小姑娘告诉高亚兰，她将来想当老师，因为当老师可以给同学上课，可以和同学玩，可以留在学校。 然而平时下课后，雷海珍却常常独自坐在教室里看书，或是站在二楼窗前，看楼下院子里的健全孩子们玩耍追逐。 聋哑学生喜欢远远地看健全同学做游戏，他们相互打着手语，对游戏发表议论。偶尔有胆子大一点的，会靠近些，但并没有机会加入。 在一旁看着这场面的史校长，进退两难。红太阳是一家原本只招健全学生的寄宿制私立学校，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03年才开始招收聋哑学生。史校长希望两类学生之间可以多一些交流，“毕竟聋哑孩子长大后，还是要接触社会上的健全人”。 但今年春节过后，学校的健全学生一下少了四五十人。家长告诉史校长，他们发现孩子回家跟人说话时，像聋哑孩子一样边说边比画，他们担心，孩子会被聋哑孩子影响得不会说话了，于是选择转学。 这让刘浚想起，离开北京前在地铁里的一次经历。当时有三男两女在打手语，聋哑人进行手语交流时，往往显得表情夸张而情绪激动，这让周围的人都转过来看他们。有个小孩跟妈妈说“真有意思”，便跟着学。妈妈拍了孩子一下，厉声说：“别学这个！”然后狠狠瞪了一眼那5个聋哑人。 刘浚上前和他们交流，得知他们是北京聋校昌平分校的学生。 “我们是两个群体，不可能交健全的朋友。”下地铁前，学生在刘浚的本子上写道。 在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为了促进相互交流，聋哑学生的宿舍和健全学生的宿舍被安排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也跟他们交流，比如踢球，但是很少。”23岁的杨峰还没在纸上写完这句话，围观的同学几乎同时都点了点头。 他们喜欢足球，但跟他们提到“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句著名的解说词时，他们摇了摇头。他们曾与我们同时观看电视屏幕，但他们永远无法体会这句话诞生时的声嘶力竭。 作为学院里唯一一个做耳蜗手术的聋哑学生，小李原本是大家羡慕的对象。但一出校门，他很少戴耳蜗。因为在公交车上，常常有人看到这个不大像耳机的东西，好奇地问他戴的是什么。 “这样就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聋人了。”17岁的男孩试着说了好几遍，但刘浚还是没听明白，他只好在纸上写下来。 大多数时候，这些聋哑学生还是乐意跟本院同学一起玩。女生们喜欢在一起追捧韩国帅哥明星，男生们则聚在一起在网上看成龙的动作电影，看足球比赛。为了争论曼联队和利物浦队谁是英超最牛的球队，他们会把一枝笔夺来夺去，把记者面前的一张A4纸写得密密麻麻。 同样也是在一张A4纸上，记者问雷海珍：“你几岁了？” “13。”她写道。 “在哪里上学？” 小姑娘看着纸上的字，摇了摇头。她看了看妈妈，试图寻求帮助，但妈妈不会手语，只是重复地大声对她喊道：“你在哪儿上学？” 她认真地一遍遍看妈妈的口型，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咬着手指头，有些难为情地笑了。我们的交流，也只能到此结束。雷海珍低头去逗脚边一黑一白两只小狗。她妈妈说，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帮妈妈做完家务后，她喜欢到巷道和村头走走。除了同村另一个聋哑女孩，她很少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见到邻居，也只是点点头。 一个“喜喜”字有多辛苦 “现在我算知道聋儿家庭能惨到什么地步了。”在雷海珍家进进出出拍照时，刘浚一再重复这句话。 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像他这样直面这种惨状。这一点，他很清楚。 在刘浚从事摄影的第10个年头，他准备拍点有意义的东西时，一个做公益事业的朋友告诉他，“据2006年不完全统计，在全国的8000多万残疾人中，聋哑人有2000多万，其中5％左右是先天性残疾，7岁以下的聋儿达80万”。他被这组数据震惊了，于是开始拍摄聋儿群体。 他原本在一家文物研究院上班，每天的任务是为文物拍照，突然间却三天两头到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同仁医院跟一些聋儿家庭接触。 2008年春节一上班，领导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在研究院待着，要么辞职。他选择了后者。与此同时，在银行工作的女友提出分手，并丢给他一句话，“整天到处瞎跑，不正经工作不正经生活”。 2008年4月，在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等有关机构支持下，刘浚的摄影展“天爱——关注失聪儿童”得以举办。事后，他到北京一所高校办了第一次讲座，在该校第二大的电教室里，只分散坐着6个听众。而为联系这事儿跑前跑后的志愿者，就有7个。 “当时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特有意义，但那会儿发现，不过如此。”刘浚一边说，一边把因为摇头叹息而下滑的眼镜，扶回到原来的位置。 尽管这样，当晚他还是从19∶30准时开讲，直到22时“有些悲壮地结束”。 而拍摄的过程也常常并不顺利。不少聋儿的父母，并不愿意自己和孩子被拍。“拍了这照片，你要是出了名，我顶不住压力。我可以在村里丢人，但不能在全中国丢人。”这些父母有他们的道理。 4月2日是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招生报名的日子。一个衣着时尚的女子，带着一个聋哑女孩来报名，却始终躲在招生现场的茶色玻璃背后，直到两小时后，招生老师到场，她们才走出来。 深圳那个富豪老人，一开始也拒绝了刘浚。“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被拍，就永远没有人会关注聋儿这个群体。”再次通电话时，刘浚这句开门见山的话，让他获得了拍摄机会。 只是这些照片，至今只能存在刘浚的电脑里。老人担心一旦这些照片发表或展出，以后孩子知道了，会影响他的成长。 “伤口只有长在自己身上时，才知道痛。”老人告诉刘浚，以前当地残联找上门来募捐时，他每年“也就意思意思”。而现在，他已经跟家人交待，“等我死了，把我的财产全部用来成立一个聋儿基金会。” 然而，哪怕是些微的帮助，在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看来，都是那么稀缺。他们的工作，至今均无着落。 “他们说宁愿要女娃也不要我们（聋哑男生）。”杨峰在纸上写道。 “他们都是骗人的，为了减税而来的。”另一个学生写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聘用残疾人达到一定比例，企业可以减税。这些毕业生去过很多次招聘会，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有学生跟刘浚抱怨，学院不关心他们的就业。作为学院的负责人，秦东对此也颇为头痛。“健全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已经很严峻，至于聋哑学生，靠学校的力量根本解决不了。”他边说边挠头。 曾经有企业想在学院招几个学生，不过企业领导告诉秦东“这些学生最好是配成对儿来”，因为在解决完工作之后，聋哑人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婚姻和家庭。 由于手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跟健全人的语法不大一样，在与健全人交往时，聋哑学生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秦东收到的请假条上，写的是：“秦老师，我应该请假了。”而类似这样“别扭”的短信，他经常收到。 秦东面前的两个柜子里，5个隔层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奖杯和获奖证书。但这些荣誉，并没有给学生们带来就业机会。 “不公平，不平等！”刘珍写得更为直接。 聋哑学生的求职简历和健全人唯一不同的是，在手机号后面，他们需要加一个括号，写上“发短信”三个字。而这，往往意味着他们收不到回音。 这些经历，对雷海珍来说，还很遥远。甚至上大学，她也根本都没想过。放假在家时，她喜欢看电视，尽管不大知道电视里发生了什么，但看电视里的人哭她也哭，人家笑她也笑。看电视里的人结婚了，她会跟妈妈打手势，然后在地上写一个“喜喜”字。 这个正在给姐姐织嫁妆的小女孩，还不知道对一个聋哑女子来说，要给自己写这样一个“喜喜”字将会多么辛苦。其中的滋味，刘珍清楚。 刘珍的男友是健全人，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为此，秦东还曾给刘珍做思想工作，劝她最好找个聋哑人，这样会“少很多事情”。但刘珍告诉领导，自己喜欢健全人，要像健全人那样恋爱结婚。 如今，经过3年恋爱，他们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遭到男友父母的反对。 “我为他父母做什么事情都行！”刘珍写道，她一心想说服男友父母同意男友和自己结婚。她想给他们看自己的个人简历：她曾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并作为中国残疾人代表团的代表上台接受主办方的祝贺和问候，她还参加过残奥会开幕式演出。 然而被问到有没有信心时，她摇头写道：“不知道。” 一束光能照多远 拍完最后一个聋儿家庭，刘浚在天黑前返回了武功县城。 晚饭时，刘浚告诉高亚兰，自己第一次拍摄的聋儿，是河南省洛阳市的一个弃婴。这个女婴被好心人收留。收养她的人，给她做了耳蜗手术，还把捡到她的那一天，作为她的生日。 听到这些，高亚兰突然眼圈一红，在饭桌上掉起了眼泪。在下午家访的过程中，她无意中得知自己曾教过的一个脑瘫学生，在去年夏天退学后，被家人托人带到广东扔了。 “他身体那么差，能活三天就不错了。”高亚兰很担心，甚至绝望。 她所教过的残疾学生，大多像雷海珍一样没有户口。他们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没人能从户口簿上找到他们。在这个国家数以十万、百万、千万计的统计口径中，他们不过是一个并不存在的“0”，再“阳光”的政策，也照耀不到他们。 有一次，高亚兰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资助学生的网友，当她告知对方要资助的学生是聋哑孩子时，对方立即就放弃了。 “现在唯一支撑着他们的，只有他们贫困的家庭。”高亚兰在博客里写道。而刘浚相信，用镜头对准他们，至少会有一束光，使他们无声的世界不至于一片黑暗。 □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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