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邀请了一位中国信徒跟他一起回国，这个人的名字是王立群。他会帮助戴德生把圣诗和书籍翻译成宁波话，也帮忙修改宁波语版本的新约圣经，以及教导准传教士学习中文。当然戴德生盼望留英的经验对王立群会有助益。
他们订购了「银禧号」的船票。「银禧号」是一条新的三桅杆帆船，船长名叫钟斯（Jones）。他给戴德生的第一个印象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看来航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
在还未启程之前，戴德生收到英国的妹妹露薏莎的信，带来一个大好消息：她已经悔改归主。戴家的人相当独立自主，虽然家里向她施压力，但她等到二十年后的今日才作出决定，相信她会持守所信的。
「效忠于主，」戴德生立刻回信道：「我亲爱的妹妹（现在也是亲爱的主内姊妹），凭着心里真正的相信，你一定会得到满足的喜乐。」
1860年7月18日，他们的船从上海来到长江口下泊，预备明早起航。戴德生来华已有六年，玛莉亚则有七年半。他二十八岁，而她则二十三岁。两人向中国挥手道别，在19日的黎明，船就启碇，扬帆直出中国海。
戴德生对钟斯船长的第一个印象不大好，以后更证明他的看法不错。钟斯船长不但脾气暴躁，而且不可理喻。戴德生的小女几恩惠才满周岁，由于出牙的关系，整天在啼哭。
「我不准许你们的婴儿这样哭。」船长说。世界上恐怕很少看见这样无理的要求！
戴德生的反应如何，并没有特别记载。但在7月22日，他却鼓起勇气请求船长让他在船上举行崇拜聚会。船长的回复令他感到很高兴：他竟然答应了，可能是希望唱诗的声音盖过小恩惠的哭声吧！总之，此后每个星期日戴德生都在船上讲道。
航程并非风平浪静。船上许多搭客，包括戴德生在内，都患上了痢疾，玛莉亚又染上肠胃炎，他们舱房的床铺更满是跳螽。戴德生因为拒绝在星期日替船长做翻译和帮助他跟商人讨价，使船长极之不满。
幸好旅程不长，只花了四个月零三天，比一般旧船需六个月要快得多了。11月20日他们清晨醒来，船已经抵达贵利夫逊（Gravesend）。
当他们仍在行程中，中国传道会经过十年的不善经营，并缺乏对远东国家的知识，终于宣告解散。
上岸之后，一行四人乘火车到伦敦。王立群从未见过火车，更谈不上乘车旅行了，所以感到极为新奇有趣。戴德生还是穿着中国服装，玛莉亚则打扮得非常漂亮，但衣服的款式就显得不合潮流，十六个月大的小恩惠穿着白色内裤，腿儿长至脚跟。
他们来到伦敦庇士威特区（Bayswarer）伟士本丛林街（WesrbourneGrove）63号，那是戴德生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恩波的住宅，他们在数月前才结婚。令他惊喜的是，小妹妹露薏莎也在那里。姊妹两人正议论着玛莉亚「过时」的服装。露薏莎于是帮玛莉亚换过一件合时的黑色丝裙，配上衬色的外套，也劝戴德生改变装扮，重新穿上英国服装。他们在庇士威特住了五个月，在伟士本丛林街的浸信会聚会，跟该会的牧师劳易土（W．G．LewiS）结成好友。
劳易士对戴德生说：「你应该让人称呼你为『牧师』。
以前也有许多人作此建议，但戴德生都不以为然，此次他却同意了。
12月8日，戴德生全家和王立群向妹妹及妹夫道别，回到阔别多年的班土尼老家。那一年，每个人都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戴贺美和海恩波从伦敦回来，戴德生亲爱的姨母哈拿及姨丈理察也从荷尔（Hllll）回来。大家一同欢聚，戴德生觉得他的精神和体力都恢复过来。
可是，他在新年时到伦敦医院，从前的一位老师吉拉克医生（Dr．AndrewClarke）处检查，结果是不如人意。医生说：「几年之内，你不要再出国远行，连想也不要想，否则你性命难保。你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严重受损了！」
戴德生还是在忙碌，不让坏消息使他意志消沉。他有许多翻译工作，以及推动中国布道的计划要去肩担，就算不能再返中国，也够他忙一辈子了。他把一本宁波话的圣诗付样，其他书籍也准备出版。他又在各种杂志撰写一些有关中国的文章。在他劝说下，英国圣经公会答应重印罗马拼音的宁波话新约圣经，由他自己负责编辑和修正，高富则协助他。
他还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家搬到伦敦医院附近，继续其未完成的医学课程。由于没有拿到学位，使地碰上不少困难。他被推荐到皇家外科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就读，大概需时一年至三年便可取得文凭。
4月3日，玛莉亚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戴赫拔（Herbert HudsonTaylor）。4月9日，戴氏一家和王立群从庇士威特区搬到保蒙街（Beaumont Street）一号，那儿邻近伦敦医院，步行只需数分钟便可到达。戴德生现在把时间平均分配，一半用在医学课程上，另一半则用来修改宁波话的圣经。
还在中国的时候，戴德生曾经写信给父母，请他们代祷，寻找五位年轻的传教士前来宁波工作。他父亲告诉他诺福克（Norfolk）有一位很好的年轻基督徒，名叫宓道生（James Meadows）。十月，戴德生请宓道生来伦敦保蒙街的家中小往，看看这位青年对传道的心志和能力，以及有否学习中文的悟性。他们一起祷告，寻求神在宓道生及其未婚妻玛花（Maria）身上的旨意。经过数星期，戴德生极其满意。宓道生将是五位传教士的先锋，要尽早赴华。在这之前，宓道生先回家过圣诞，并与玛花共谐连理。
元旦前夕，戴德生听到一艘头等快船「挑战号」正准备远赴中国，他便立刻和船长取得连络，安排宓道生夫妇的航程。布迦先生送来一百镑，作为这对年轻夫妇的旅费。1862年1月 8日清晨，宓道生和玛花便沿泰晤士河缓缓出海，向着中国进发。四天以前，另一艘船也载着巴格尔医生（Dr.WilliamParker）夫妇，从格拉斯高（Glasgow）朝着同一目的地出发。
1862年7月，戴德生顺利通过了考试，正式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MRCS，England）。现在他可以集中投入修订圣经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宓道生夫妇和巴格尔医生夫妇都平安抵达中国。
是年夏天，戴德生一家在富有的布迦先生府上作客一星期。布迦是一家面粉厂的东主，住在东格兰士特（East Grinstead ）的圣山（Saint Hill）上。房子华丽，绿草如茵，座落在一湖碧水与塞萨斯（Sussex）起伏的山峦中。布迦先生精明的生意头脑，配合戴德生高贵的属灵品质，真是天生一对——但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其他长处。
1861年，戴德生参加了在巴纳（Barnet）基督教会举行的一连串聚会，主任牧师宾法特（William Pennefather），是位著名的布道家，著有「耶稣带着复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Jesus Stand among Us in Thy RisenPower）一诗，人称他为「英国教会的穆勒，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来听宾牧师讲道的，还有著名的圣诗作家般纳（Horatius Bonar）、前中国传道会秘书长皮尔士，以及托顿咸（Tottenham）弟兄会的会友，其中包括戴德生的老朋友史蒂丝小姐。1862年7月，戴德生和玛莉亚再次参加基督教会举办的聚会。这是称为迈德美大会（Mildmay Conference）的前身。1864年戴德生也参加了第一次的迈德美大会。
迈德美大会继续发展成为「凯锡克培灵会」（Keswick Convention），以「在耶稣基督里合一」为口号。戴德生非常欣赏这种超越宗派的开明态度。在这段期间，他高兴地接受邀请，到不同教会里讲道，包括圣公会、浸信会、循道会、长老会、弟兄会及其他的教会。他也以同样的态度跟许多不同的宣教团体一同工作。
1862年秋天，他又成功地考取皇家外科学院的助产资格证书，成为皇家医学院产科会员。所以，当玛莉亚在 11月23日诞下第二个男婴存义（Frederick）时，她便有一位合格的产科医生随侍在侧了。
不幸的消息从远在重洋之外的中国接踵而来。一向颇为成功的医生传教士巴格尔由于过桥堕马，跌下河中受伤致死；数月后宓道生的年轻太太又因霍乱而丧生，宓道生写信给玛花的母亲说：「早死早得冠冕，您的孩子已经在天国里了！」接着是祝恩赐因为健康欠佳，被迫和家人乘船回国，在途中亦不治逝世，葬在圣海伦那岛（St．Helena）。这一连串的消息，使戴德生盼望及早重回中国，支援当地的同工。
1863年夏天，戴德生一家和王立群在布里斯托的穆勒家中作客，度过难忘的一周。穆勒现在是三间大型孤儿院的总裁，也是本地极其兴旺的伯赛大教堂（Bethesda Chapel）牧师。戴德生被邀在教会中讲道，也到孤儿院中向儿童训勉。
1864年5月，玛莉亚和王立群到新建的大都会基督会堂（MetroPolitanTabernacle），去听当时伦敦最受欢迎的司布真牧师（Charles H．Spurgeon）讲道。他们一见如故，司布真牧师也请戴德生领会。他们互相仰慕，成为莫逆之交。戴德生在伦敦的中国内地会办公室中，墙上多年来都挂着司牧师的画象。
王立群准备回中国，因他实在离开妻儿太久了！为了感谢他协助翻译及修订宁波话圣经，戴德生希望王立群在英国的最后数周能过得愉快，便带他参观盖氏医院博物馆、皇家地理学会、国会大楼，以及西敏寺的崇拜。王立群在不同的聚会上发言和道别，然后大家送他到贵利夫逊上船。在同一艘船上，还有两名传教士和他门的家人。他们是侵信会的金敦（Edwin
Kingdon）和循道会的富勒（W R．Fuller）’两人都曾受过戴德生的训练，到中国传道。
六月，戴氏一家在约克郡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他们或悠闲地垂钓、或是在沙滩上戏耍。6月24日，他们第三个儿子森姆（Samue1）出生了。
这时，英国将领戈登将军（Charles George Gordon）率领着「常胜军」，帮助清朝政府剿灭太平军。在1８６4年夏天，清兵终于攻克了南京，结束了十六年太平天国的统冶。许多基督徒原本对太平军运动充满希望，现在已经变为互相仇杀的政治斗争，且给基督教带来误解和丑誉。约有二千万人因战争、饥荒。疾病而丧生。
在宁波工作的宓道生，逐渐建立了很好的名声，包森夫人［当时已嫁给美国浸信会牧师罗尔梯（E.C.Lord）写信给玛莉亚说：「年轻的宓道生愈来愈聪明了，他已经可以在翻译及布道计划上作出改善的建议，连工场上的资深教士也自愧不如。……他给罗尔梯提供了许多资料，对中国的风俗和习惯言之甚详。罗尔梯在旁倾听，就如小孩子一样，……我相信他是一个绝佳的传教士，配受大家的称赞。」
保蒙街一号的房子细小，现在已经不大够用。于是戴德生一家便搬到柯本街（Coborn Street）三十号，离开原来的住址东面不到一哩。这里是住宅区，房子甚大。此时戴德生一家本来还不需要一所偌大的房子，但高富愿意替他们负担其余的租金，所以他们便在1864年10月6日搬进去。在这时候，戴德生正在作出一个决定，一个使他名留后世的重要决定。
